本文轉自【中國青年報】；
看着每週各學院報上來的畢業生就業統計表，湖南省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王慶國的心情也每每隨上面高高低低的數據而起伏，“每週數據都會有變化，有時比往年同期高出1個百分點，有時會低1-3個百分點。但總體來看，就業簽約率要比往年低”。
“和全國總體形勢一樣，受疫情影響，今年的就業形勢顯然更嚴峻。”這不僅是擺在王慶國面前的難題，也是眾多高職院校必須邁過的坎兒。
今年2020年高校畢業生達874萬人。其中，高職畢業生約為385萬人。這屆高職畢業生的就業情況如何？又面臨着哪些新挑戰，或呈現出了哪些新特點？高職又該如何“破題”？記者進行了多方調研。
不同專業“體感”不一
自2月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促進畢業生就業的系列舉措，各高校、企事業單位等也紛紛上線各種類型的“雲招聘”。但在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院長鄭亞莉看來，“從這一段時間運行情況看，收效還不夠明顯。面對疫情，不管是企業還是畢業生，都顯得尤為小心，處於觀望態度。”
對此，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隆平可以説深有同感。往年組織線下招聘會，隆平從不用發愁，來報名的企業較多，需要經過嚴格篩選才能參加。去年該校組織的2020屆畢業生供需見面會，就有700餘家企業參加。而疫情期間，參加線上招聘會的企業通常只有80家左右，且簽約率不高。
對此，隆平分析了幾方面的原因，一是崗位數量和質量較歷年同期偏低，學生的適應性沒以往高；二是學生一般習慣通過校園招聘會找工作，對線上求職的方式還不太適應；三是學生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更強，覺得“我不如再等等看”。
對於高職畢業生來説，很多都是通過頂崗實習來確定就業單位的。“但受疫情影響，因企業復工較晚等因素，推遲、縮短了學生的頂崗實習時間，這會影響學生就業。與此同時，很多企業直接減少或停止了用人招聘計劃，特別是服務類企業。”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費小平告訴記者，在2月的調研中，發現約有6.43%原已落實單位的學生因企業生產經營狀況或不能及時到崗等因素，被單位辭退。
在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也出現了這一現象。隆平告訴記者，因疫情影響，需要重新就業的學生多集中在服務類行業的相關專業，比如在該校的化妝品經營與管理專業，約有20%的學生面臨這一問題，而往年企業“一生難求”，幾乎供不應求。而非服務類行業相關專業，比如化工、製藥和智能製造類專業，就業形勢相對較穩定。
疫情期間，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舉行的一項調研數據顯示，該校有272名學生因疫情影響丟失了實習就業崗位，影響率佔總調研比例的4.45%。王慶國介紹，從學院及專業的影響角度來看，電子商務、商務英語（外貿）、軟件類專業雖然沒有到崗，但已經在家在線開工；社區、殯儀、養老專業，由於疫情需求增加，就業情況跟往年比，趨好；“但是旅遊、會計專業影響比較大，因為旅遊業受到重創，且該校會計專業主要在中小型企業從事財務工作，疫情對於中小型企業影響是較大的”。
此外，在鄭亞莉看來，這與製造業復工情況相對較好，服務業復工進展緩慢不無關係。“當然也要看到，變局也給我們帶來了新機遇、新需求、新市場。疫情期間，新經濟成為亮點，絕大多數互聯網企業，尤其是互聯網經濟、雲服務等新業態的發展，不但沒受影響，反而拓展了發展空間，也給畢業生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新經濟、新業態呈現出的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在疫情之前，它們已在快速發展，這次疫情不過是把它們更凸顯了出來，比如説工業互聯網、電商直播。”隆平認為，這對學校專業設置的調整也有所啓示，“要瞄準未來的市場需求去培養人”。
升學意願明顯增強
面對今年特殊的就業形勢，也有不少學生從就業大軍中抽身，掉頭選擇了“專升本”繼續深造這條路。
在常州信息職業技術學院今年的畢業生中，選擇升學深造的比例比去年高出近20％，報名參軍入伍的畢業生人數是去年的12倍；在2月的一項調研中，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的畢業生中約有23.31%的學生有報考“專升本”的意願，但王慶國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一比例目前已上升至40%以上；同樣，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今年報考“專升本”的學生人數也增長了2.5倍。
這一比例的上升，與教育部明確提出今年“專升本”擴招32.2萬人不無關係。
今年4月，湖南省教育廳則發佈通知，調整了原有“專升本”政策：2020年推薦專科學生參加“專升本”選拔的本專科院校推薦比例，由原來可推薦各專業平均成績排名前20%，擴大到可推薦各專業平均成績排名前40%的應屆畢業生，可以參加選拔，若排名前40%內有學生自動放棄選拔資格的，可按條件依次遞補。
政策一出，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商務英語專業大三學生馬嬌蘭明顯感覺自己身邊有意“專升本”的隊伍龐大了不少。“學歷是一個敲門磚，能為我以後更好的就業作鋪墊。”馬嬌蘭從大一開始就有升學的想法，她想借此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和學歷，而此次疫情更加堅定了她升學的信念。
儘管如此，鄭亞莉分析，“專升本”擴招對解決就業問題仍然是杯水車薪。以浙江省為例，去年該省“專升本”招生計劃數為14622人，今年擴招至28110人，“看似招生規模翻了近一倍，但相較於浙江省今年高職13.6萬名畢業生來看，畢業生就業工作仍面臨巨大挑戰”。
不過費小平也提醒，“專升本”招生規模要控制好“度”。因為，高職教育的定位和目標是培養高素質的技術應用型人才，如果高職院校片面地、過分宣傳學生去“專升本”，這會更加導致高職生“本科情結”高漲，勢必會對高職院校正常的人才培養和教學管理帶來一定影響，進而會影響專科層次高職教育的健康發展。
給高職生更公平的就業待遇
和本碩畢業生不同，高職生就業一直以來面臨着“學歷歧視”的問題。正如費小平所説，如果在用人成本區別不大的情況下，很多人普遍存在“985和211的本科生〉一般本科生〉專科生（高職生）”的學歷歧視鏈，學歷歧視的本質在於“學歷是快速且簡易評判應聘者學習能力的指標”。
“當下社會是典型的學歷社會，高職畢業生就業受到其他普通高校畢業生的空間擠壓明顯，同樣，這種擠壓不僅在高等教育內部系統，社會用人單位對高職學生的認可度不高，即便一名學生從高職專升本進入本科，再從本科畢業攻讀碩士學位，但他以後去社會求職，用人單位還可能查學歷三代，當初的低學歷起點，會變成難以抹去的痛。”鄭亞莉説。
不過，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廣東省委副主委、廣東技術師範大學副校長許玲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看到破解以這一問題的希望。作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各地要清理取消對就業的不合理限制，促就業舉措要應出盡出，拓崗位辦法要能用盡用。”
“究竟哪些屬於不合理限制？我認為，接下來國家相關部門應列出清單，由某一部門牽頭進行專項整治，進行系統性的治理，而非僅僅是停留在紙面上。”在許玲看來，在公務員招考、國有企業招聘中所設置的本科及以上學歷限制，便不合理，“比如有些非專業技術性的公務員崗位，職業院校畢業學生同樣也可以勝任，至少要給他們一個去參與競爭的機會”。
鄭亞莉也呼籲，希望政府聚焦高職畢業生就業保障，對高職畢業生留本地城市就業給予與本科生一視同仁的就業扶持政策；政府牽頭改革制度供給，幫助高職畢業生掃除公平、順利就業過程中的就業歧視；同時，在擴大重點領域招聘中，尤其在中小學教師、社區工作者、街道和村幹部招聘崗位中，讓高職畢業生和其他高校畢業生一樣有公平的就業機會，給高職生更公平的就業待遇。
與此同時，王慶國認為，高職教育也要加強自身質量的提高，讓高職生的技能更強、操作更實，才能更有競爭力。“在此基礎上，要加強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如果學生只有技能，沒有拓展性、複合性和創新性的綜合能力，很可能在快速迭代的社會中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