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2日的上海，秋高氣爽，陽光灑滿了愚園路1136弄31號偌大的公館。
公館的主人王伯羣正坐在書房批閲公文。這時，朋友何家成引來一位陌生的客人。
一番寒暄之後，客人自報家門，謙稱叫侯念言，系蔣百里先生之親信。他説，蔣百里先生不久前被蔣介石授予中央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為履行職責，正在緊密聯絡各方，最近與汪精衞多有接洽。侯念言開門見山地表示，此次登門拜訪，是代表蔣百里先生特來尋求與王伯羣先生合作。
王伯羣聞悉客人來意後，樂呵呵地笑了笑，道：“蔣百里先生是研究日本方面的專家，王某素來久仰其大名。去年的3月30日，我曾專函邀請他來大夏大學做過一場《太平洋各國之軍備》公開演講，反響十分熱烈。”
侯念言提到的蔣百里，王伯羣其實並不陌生，對他還是有一定的瞭解。不過，他們之間遠非熟悉到知交的程度。
蔣氏原名方震，號百里，浙江海寧人，早年赴日本和德國研習軍事。辛亥革命後，先後任浙江都督府總參議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後長期蟄居幕後，任袁世凱總統府一等參議、黎元洪總統府顧問、吳佩孚部總參謀長。大革命時期，蔣百里門生唐生智屯兵洛陽，通電逼蔣介石下野，當局在他家中搜出電台和同謀嫌疑電稿。起事兵敗後，蔣被捕入獄。後經多方説情，關押二年後才被釋放出獄。
蔣百里兵學出身，素來關注日本的侵華活動和世界軍事形勢。早在1923年，他就談到中日戰爭必不可免。1933年，他以私人資格赴日考察，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看法，曾擬就書面意見，呼籲國民政府當局加緊備戰。
1935年春，賦閒多年的蔣百里，終於得到老鄉蔣介石的垂青。蔣百里為不辱使命，想方設法聯絡政府各方大員，熟悉和調研國內情況。
這就是蔣百里示好時任國民黨中央執委、國府委員、前交通部部長王伯羣的原因和背景。
對蔣百里親信初次拜訪就談合作，王伯羣覺得自己與其素昧平生，似乎有些唐突，略顯倉促，故沒有輕易表態。
第二日上午，何家成引侯念言又來愚園路的公館拜訪，誠懇要求王伯羣與蔣百里先生會晤一次。面對侯念言的盛情，熱忱的王伯羣認為若再拒絕的話，有失禮節和友情。不過，此時正適王伯羣母親去世一週年，他是大孝子，因思念老母，心緒低沉惡劣。
他允侯念言過數日後再謀往談。
3天之後的9月6日下午，王伯羣在侯念言的陪同下，前往法租界國富門路20號往訪蔣百里。
王伯羣眼裏的蔣百里，身材不高，略顯瘦削，但看起來神采奕奕，雙目炯炯有神。
王伯羣在日記中記述他去訪問蔣百里之目的。
日記雲：“蔣為日本官學生之最早、而學問最好者，對日本國情軍事極有研究，曾為大夏撰文登諸黨報。因近應國民政府行政院之請擔任情報方面任務，故往訪之慾知其活動概況。”
至於此次往返他們具體談論什麼，王伯羣點到為止，沒有作更多的記述。筆者也未能找到其他更為詳細的文獻以佐證。
但從9月10日王伯羣日記記載中推斷，這次會晤，是蔣百里擬居中調和，力促王伯羣與汪精衞方面和好之意。是日雲：“午前，何家成來訪，言百里欲餘與陳公博見面一談。”但王伯羣沒有同意，他説：“餘以公博見面在京甚易，在滬反落痕跡。至為汪派之人，須問政治有無改進，希望非徒為個人計也。”
王伯羣洞悉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諸如西山派、政學派、CC派、桂系，以及汪精衞、陳公博等粵派。在國民黨內，王伯羣素守“慎獨”之原則，致力於為國為黨服務，不主動加入任何一派，尤其不想蹚汪精衞這派的渾水。他覺得有必要跟蔣百里道清楚原委，於是，囑何家成“將此意達百里並囑探百里之電話，便當再訪詳談”。
王伯羣與汪精衞早年都積極投入火熱的民主革命，精誠合作。後來，在執政理念和政治思想上，慢慢出現隔閡和罅隙。
1918年，王伯羣南下廣州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護法運動，任大總統府參議兼軍政府交通部部長等職。彼時，汪精衞也參加護法運動，先後出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國民黨本部參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宣傳部部長等職。1924年，大夏大學在上海成立，受董事長王伯羣之邀，汪精衞擔任大夏大學校董。
他們之間的隔閡始於1931年。
彼時，南京國民政府在經過中原大戰平定諸侯後，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擬集大權於一身。環視周圍，覺得國民黨左派大佬、立法院院長鬍漢民對他集權掣肘最大。蔣介石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胡漢民抓了起來。蔣介石此舉，給他政治上最大對手汪精衞以口實，其他各路派別更是羣擁而上，打出了“打倒獨裁，護黨救國”之旗號。是年12月，國民黨四大在南京、廣州、上海分別召開以後，南京國民黨中央電邀粵方的孫科、滬方的汪精衞等中央委員來南京舉行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但粵方呼籲蔣介石必須下野，否則拒絕去南京。
由於國民黨寧、滬、粵三派相互爭權，國民政府被迫改組，規定：五院院長、副院長及所屬各部部長、委員會委員長不得兼任國府委員；現役軍人不兼任國府委員。12月30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由於政府改組，原各部部長都相應辭職。
由於汪精衞的攪局，蔣介石被迫通電辭職，做了五年交通部部長的王伯羣也辭去部長之職。
從此，王伯羣對汪精衞派系抱有一定的警惕和憎意。
一次，王伯羣參加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在聽完汪精衞報告政治會議及行政院工作後，他毫不留情地批評道：“汪精衞説得天花亂墜，慷慨激昂，無如行起來的時候，只為私而不為公，只知植私黨分贓，所謂國與黨存亡俱不顧矣。尤其是毫無政治道德，惟知勢利，較之任何人皆卑劣可鄙。”
王伯羣對汪精衞的判斷實在精準。幾年之後，汪精衞冒天下之大不韙，成立偽國民政府，叛國投敵，賣國求榮。
蔣百里
王伯羣對汪派人物有隔閡，敬而遠之，暫且不表。令王伯羣最為憂慮的是國家面對強敵日本侵略的危機。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王伯羣對於日本侵略日益猖狂，深表擔憂。他曾作詩數首表達個人之悲憤。
詩一雲：“鬩牆不已最堪傷，坐令東北日淪亡。雪恥無術人將老，秋雨秋風致斷腸。”
詩二雲：“夜靜風聲分外衰，午愁百感夢中催。民族隳落今為正，復興大任在吾儕。”
王伯羣時刻關注中日時局。他除大量閲讀《日本法西斯運動》《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秘史》等書籍外，還廣泛接觸各方人士，瞭解日本國情軍事動態。
1933年，王伯羣聽取部屬傅式説轉述日本外務省一位官員談日本對中國的態度。他在日記中做了詳細記述：
日本於親日親美態度不明，十分焦慮，聞廬山會議當局，主親美者二三人，親日者無之，中立者最多數；
果中國不切實與日本合作，則日本必設法延長中國內亂，使中國無統一之協定，蓋恐中國統一後與日本為敵；
因之閩省事件，日本不能説無關係，然亦不能説不助蔣；
現在日本以援助中國之議業已停止，並反對歐美以經濟援助，故如美棉麥借款，日本多方破壞之；
庚款亦決定用作宣傳日本文化於歐美之用，現已設有日本文化國際宣傳委員會；
使華北成為第二個滿洲國，竭力促成黃郛之地位而利用之；
上海市民以金錢購飛機名為國防之用，實則助長內亂，如言國防直當於兒戲耳，焉有國防計劃日日在口上宣傳耶；
日本之急務，乃在與英美爭海上霸權，絕非對中國。對中國早已綽有餘力，不必再準備，然中國若親美，則日本雖欲不侵略亦不可能矣云云。
又一天，王伯羣與川桂滇駐滬代表鄧漢祥、範崇實等談論中日今後關係及走向，王伯羣認為三四年後世界大戰之不可避免，其理由：
因日本軍人太驕橫跋扈，非一戰不能使日本國內四民安樂；
日本決心與英美爭海上霸權；
日本對中國與世界已勢成騎虎，只有積極備戰，兵猶大也，不戰將自焚，有此數者，逆料下次大戰決不能免，中國鄰近日本，三面在其包圍之中，苟不親日，一旦戰事發生則先為刀下俎，親日則甘為奴隸牛馬。
王伯羣表示，為圖今後計，提出戰略設想：“只有積極圖自立自主，方能生活。欲圖自主自立，首先要擇國內地勢優之西南數省合作建設作為根據。”
王伯羣還尋找各種機會，接近日本上層人士，瞭解日本意圖。1935年夏，王伯羣以致謝先母棄養時親來祭弔之厚意，在公館親自宴請老朋友、日本駐中國大使有吉明先生。席後，王伯羣謂日本與中國應謀人民之親善，但求兩國政府當局接近利益。有吉明聞後，甚以為然。
在第一次與蔣百里深度晤談後，王伯羣對中日關係有了深一層的認識。但如何破解國家當前內憂外患之危局，他仍處於困惑之中。
為了弄清楚其中的秘辛和奧妙，一週之後的9月12日上午，王伯羣決意再次往訪蔣百里，聽他分析日本最近情形。
此次對談，蔣百里就日本政府態度、外交和軍隊做了詳細的剖析和解答。
王伯羣在筆記中，概括蔣百里的主要觀點：
日本政府自六月天津駐日軍官酒井高橋擅自行動，對吾國華北高級官吏脅迫交涉後，既感覺失體，故重臣會議以後，無論何處事件發生，須經過政府命令方得對外行動，故此時北方日本軍人或不致有強橫舉動。
又謂廣田外務大臣之生命至多隻能維持到本年，政府不過內閣只管更變，而國策始終操一軍人之手，不因內閣之更動而易也。
又謂海軍對中國欲鯨吞，陸軍對中國欲蠶食，海軍聯英成功則中國自然降服，陸軍注重對俄，海軍注重對英。對俄者謀以實力勝，對英者謀以策略勝，故海軍與元老可合作，陸軍與元老派不易合作。
此次在蔣宅的“隆中對”，蔣百里可謂“滔滔不絕如江河”。王伯羣聽到了不少未聞的內情，同時，他還聽出另外一個弦外之音，即蔣百里渴望自己的策論能通達軍政高層。也就是説，渴望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能鑑納自己的主張和建議。
這是蔣百里一直堅持對王伯羣示好的第二個緣由。
蔣百里為什麼通過王伯羣，而不是直接晉見何應欽呢？
蔣百里乃一民間智囊和學者，要見到政府軍政高層，談何容易。而王伯羣不一樣，王伯羣與何應欽關係也不一般。王伯羣為同盟會元老，一直追隨孫中山先生。尤其1915年以組織領導護國運動聲名遠播，震動海內外。何應欽為王伯羣妹夫，是姻親關係，且兩人並肩革命近20年，在軍政兩界具有崇高的聲望。
出於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憂慮，王伯羣願意促成此事。他爽快允諾蔣百里，表示何應欽如來上海，必約會談。
一天晚上，王伯羣在閲讀日文晚報時，見載《何應欽北上卻起糾紛》一文。讀罷全文，他敏鋭感覺到這篇文章背後隱藏的危機。
早在1933年，日軍佔領熱河，攻陷長城防線，張學良引咎辭職。何應欽臨危受命，接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續承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1935年7月，何應欽代表國民政府簽訂所謂的“何梅協定”，引發全國一片譁然。
何應欽若再次北上，無論於公還是於私來考量，這都讓王伯羣為何應欽的安全、聲譽和未來深為擔憂。
王伯羣將原報紙快信給何應欽，並附函告蔣百里先生“於日本情形至熟，時局未來變化亦有研究”，建議何應欽訪之一談，作北上之參考。還謂蔣百里十日內赴南京，若北上緩行，也可在南京談，如行期急則以來滬談為妙。
幾天後，王伯羣接何應欽回信，言一時不欲北上，至與蔣百里君晤談一層甚願意，蔣百里如赴南京當可接談。
在王伯羣的安排下，蔣百里與何應欽終於在南京進行了一次晤談。他們之間“午餐談且食至三時方散”。
何蔣晤談，在一定程度上，對何應欽更深一步把握中日局勢，起到了一定的智囊作用，也讓蔣百里瞭解軍政高層的決策和意圖。不久，蔣百里出版《國防論》，實現其個人從幕僚客卿到軍事戰略家的角色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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