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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85-兇猛的母親河
作者：貓斯圖
製圖：孫綠 / 編輯：白鷗
黃河經過黃土高原之後，裹挾着泥沙奔流向大海。可是這些泥沙很快就會堵塞河道，讓黃河難以穩定地在一條河道上流淌，往往溢流改道，四處蔓延。
出三門峽以後的黃河，在下游左右橫掃，製造出了中國人曾經唯恐避之不及的黃泛區，令人聞之色變。
1938年黃泛區示意圖
好在近代以來，黃河雖然還偶有氾濫，大規模的改道卻已經很少見了。現代黃河穩定地向着山東東營的出海口進發，每年為東營貢獻着全國最大的城市面積增長量。
但這個現狀，其實並非必然如此。當黃河最後一次大規模改道時，晚清政府有過機會讓黃河從蘇北入海，卻最終沒有實施。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來看看山東和蘇北在近代史上互相“謙讓”黃河入海口的往事。
黃河直北千餘里
寃氣蒼茫成黒雲
黃河氾濫是中國北方自宋元以後的一場噩夢。不斷氾濫改道的黃河讓定都於北方的歷代王朝焦頭爛額，成為了皇帝們的一塊心病。清初，康熙把三藩、河務、漕運作為治國的三件大事，黃河在清政府眼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馬遠《水圖》-黃河逆流
出於對黃河的高度重視，清政府把河務作為中央專管的領域，設置了河道總督，專門治理黃河。
由於黃河沿途牽扯的河道眾多，氾濫時影響的地區既多且廣，到了清代中後期，河道總督一分為三：南河總督專管蘇北淮河流域；東河總督負責山東境內的黃河；北河總督則由直隸總督兼領，防備河北水患。
三大河道總督
（底圖來自中國歷史地圖集）
在清代前期國庫充盈、資源豐沛時，河道總督能起到的作用很大。他們能夠繞開封疆大吏的控制，以皇帝的名義治理水患。由於治理河務的高度技術性和複雜性，這類官員一般任期還比較長，在某種意義上類似於今天人們所説的技術官僚。在他們的治理下，黃河雖然時不時耍耍脾氣，倒還在控制之中。
然而河道總督的作用到了晚清卻很難再體現出來。
這一方面是由於黃河突然在晚清反覆氾濫。十九世紀以後，由於奪淮河入海的黃河下游河道淤廢不堪，水流日漸高懸，決口自然連年發生。決口河段從黃河入海口開始向上遊追溯，以淮安至河口段河患最為頻繁。
黃河故道沿線諸城在今天看來
似乎都已不是繁榮富庶之地
他們都曾飽受黃河水災之苦
到了咸豐年間，黃河在1841年至1843年連續3年大決口，1851年又在豐縣北岸潰決。搶修耗盡了河工預算。在水災的連番衝擊下，河道總督對堤壩溝渠的修復作用也難以體現。
清代黃河圖
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晚清政府面臨內憂外患，海陸軍建設的燒錢運動讓中央國庫空虛，拿不出錢給河道總督調配。面對揭竿而起的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清政府只能四面出擊，這也就意味着河工預算不斷被剋扣。
太平天國對長江流域的破壞
極大削弱了清廷的經濟資源
等到了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改道，從奪淮河而來的故道向北改道，橫穿山東西北部入海，告別了蘇北和魯南。原本鎮守入海口的南河總督連黃河都見不到，河工部門的存在感也算是到頭了。清政府為了籌措軍費，裁撤了這些河政機構，標誌着中央正式撤出了河務管理。
再次決口之後
黃河一頭扎進山東
代表中央意志的河道總督一旦難以發揮作用，也就意味着黃河的治理成為了地方官的職責。儘管以山東巡撫為首的各地父母官對治河毫無興趣，卻也只能無奈地接收治河變成自己分內事的現實。圍繞着黃河河道問題的無盡扯皮，也就開始了。
山東人從此可就算攤上黃河了
尤其是魯西北和魯西南
一方黑照三方紫
黃河冰合魚龍死
其實一開始接替了中央河務部門，勇敢承擔治水大任的，是基層官紳。他們對水患的體會遠比坐鎮省城的巡撫們深切，無論是出於道義還是切身利益，都有很強的動力維護黃河河道的穩定。
這黃河要是一擺動
兩岸的鄉紳就只能看海了
（下圖為黃河梁山-平陰之間河段）
現有史料可查的治河士紳為數眾多。山東濟寧直隸州知州宗稷辰“勸民築埝”；平陰縣知縣張鷺立“率民築沿河堤捻”；菏澤士紳谷韞琢“率眾堵防，又會集各村沿河築堤”；東明縣士紳李恆“督修堤堰城賴以亡恙者數年”。
他們不光組織民眾治河，還自己籌措經費修築堤壩，可謂不問國家要一分錢。比如惠民“知縣凌壽柏出銀四百兩倡捐修築”，長清縣“集災區丁壯興築，不必籌款，即碾動該縣倉谷以工代賑”。
在這個南北變動的過程中
南北之間的三角地帶是受災最嚴重的
在地方士紳的努力下，銅瓦廂決口之後數年“張秋以東，自魚山至利津海口，地方官勸築民埝逐年補救，民地可耕，漸能復業。”（《再續行水金鑑·黃河卷》）
但是水務治理畢竟是系統工程，尤其是黃河這樣脾氣暴烈的河流，並非單點修築堤壩就能解決問題的。即使某縣的堤壩修得再好，臨縣一旦決堤，水流還是會讓該縣遭殃。
銅瓦廂決口處
若要徹底解決黃河問題，還是要權力更大的地方官出手。
可是沒有了中央的統一調度，哪個地方官還願意攤上這檔子爛事呢。以後來的記載看，為了治理山東境內的黃河水，山東政府不得已在一年之內調用了疏浚其他河道、購置機械、修築防護堤、添置閘門甚至修建炮台的銀兩。
挪用銀兩勉強治河，嚴重影響了治理當地的民生狀況，眼看着黃河改道進入山東的山東官員當然不願意。思前想後，山東官員想出了一個“好主意”：讓黃河復歸故道，仍然從蘇北淮徐入海，減輕山東的治水壓力。
相互謙讓
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山東巡撫丁寶楨會同漕運總督文彬聯合上書，力主黃河復歸故道從淮河入海。他提出了四條理由，每一條看上去都很有道理：
第一，讓黃河重歸故道，可以不用另外遷移民眾；第二，黃河故道本就有沿岸堤防，不用另起爐灶；第三，南河總督手下的人都還在，隨時可以調用；第四，復歸故道的黃河可以不影響大運河的漕運。
丁寶楨同志（左）
和之後即將出場的潘季馴同志（右）
但其實當時距離黃河改道已經過去了17年，丁寶楨給出的前三個理由早就不成其為理由了。真正讓同治皇帝眼前一亮的，是最後一個理由。
黃河銅瓦廂決堤之前，運河是由長江過淮河經黃河至京師；決堤之後，運河則需經山東黃河段向北進發，山東中西部地區成為黃運交匯處。
然而，此地地勢低窪，黃河一旦氾濫就會連累周圍所有的河道一起遭殃，原本就有高度相關性的黃河和運河水災於是被進一步加強。而漕運直接關係着北京的穩定，自然是一等一的大事。
犧牲淮河流域保北京安危，歷史上就不乏例子。明嘉靖年間，治河官員潘季馴就遵照聖意，把黃河北岸的長堤“着實用功”地修築一遍。
從此，黃河下游只要氾濫，倒黴的就是淮河流域。從緊挨着淮河的鹽城、淮安等地，到位於淮南的鳳陽、泗州，都在皇帝一聲令下變成水鄉，有時連泰州南通等地也不能倖免。黃泛區真是名副其實。
這南北待遇不一樣啊
在丁寶楨的建議下，好不容易擺脱黃河支配恐懼的黃河兩岸民眾，眼看着就又要回到過去的噩夢中了。
已孤蒼生望
空見黃河流
拯救了淮河沿岸人民的是李鴻章和翁同龢。儘管這兩位素來不和，儘管他們被人編排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的對聯，但這兩位南方官員在保護家鄉民眾方面還是聯手挺身而出，反駁了山東地方官的建議。
李鴻章同志（左）與翁同龢同志（右）
丁寶楨的建議提出次年，時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就指出三條理由反對黃河歸故道：第一，淮徐舊道在黃河改道之後成為了山東難民的聚居地，已經不具備容納河流的空間；第二，即使修復舊道，漕運也很難快速恢復到原樣；第三，是捻軍騷擾江北多年，黃河還能作為京師和捻軍之間的天險。
其實捻軍也時常跨過黃河
騷擾直隸
（縱橫肆虐的捻軍真是厲害了）
李鴻章的建議，既有保護江南家鄉的考慮，也有防止捻軍進入直隸地面的考慮。這一點沒有瞞過皇室的眼睛，因此他的建議一開始就被擱置了。
這一仗，捻軍把疲憊的敵人
殺得人仰馬翻，抱頭鼠竄
（新時代敍述）
不過清政府忙於內外軍政，也沒有財力實施丁寶楨的複道計劃，這一拖就又拖了十幾年。
真正起到一錘定音作用的，是帝師翁同龢。他和來自蘇州的高官潘祖蔭聯合擬就《請籌堵鄭州決口並設法補救疏》，歷數黃河復歸故道的缺點，其實和當年李鴻章説得沒有太大區別。憑藉和光緒皇帝的過硬交情，翁同龢成功讓皇室下了保留現有黃河水道的決心，黃河由此確定在山東入海，一場持續30年的爭論就此平息。
山東的黃河入海口
可以放心得持續生長了....
可是由於雙方在河道問題上互不相讓，治河方案也就在修築堤壩穩固現有河道和疏通故道兩邊猶豫不決。京城朝廷上的爭論沒有結果不要緊，山東黃河新河道附近的遭災百姓可吃盡了苦頭。在這30年的爭論裏，山東百姓無人關照，獨自面對着洶湧的黃河水。
治河是個系統活兒
（圖為系統工程的一個角落）
這其中，甚至還出現了兩地官員為了挽回局勢，而以百姓身家性命做籌碼的行為。例如山東巡撫文彬為了驅河南流，只在北側修堤以防漫水，結果南側決口形成一片澤國。
繼任山東巡撫的張曜見南河舊道規復無望，要求將曹州所屬濮州、荷澤起至運河口的二百里氾濫最嚴重的河道，拔歸東河總督管理,以減輕自己的負擔。
雙方又是一陣扯皮，這段氾濫河道的工事當然也就無人主持修建。
孤單的張曜同志
終於，在中央政府的躲閃和當地百姓的哭訴中，山東地方官擔起了責任。未能把河工推掉的張曜，組織安排了由省府指揮的搶險隊伍，劃分片區責任到人，很快完成了堤壩的修建。
清廷對此當然樂見其效，還成功地把治河負擔徹底甩給了地方，鼓勵地方性的治河機構與規章形成。晚清的陳朽衰敗，由此亦可見一斑。
黃河氾濫，固然是一場天災。可清朝官員的地域之見和推諉責任，卻在天災之外橫添一道人禍，讓晚清的山東充滿血淚。河道治理也由此從清朝初年的立國之本，成為了晚清邊緣化的地方事務。這樣的糟糕局面，已經預示着這個風雨飄搖的老王朝走上了窮途末路。
處在危難關頭，究竟是先黨爭出高下，還是先着手解決老百姓的困難，顯然也正是一個政權長久與否的差異所在。
哪個朝代沒被黃河考驗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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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