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公務員的薪水估計是 5000 多年來公務員待遇最好的了。1 個宰相的月薪是 50 萬文，在當時可以買 12 萬斤上等的好米 現在好米算 2.5 元一斤，12 萬斤是 30 萬 RMB，年薪 360 萬。當時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也趕不上東京一位守城門的士兵，因為士兵尚且穿得起絲綢制的鞋。
這個是否屬實?
宋夢梁，非曰能之，願學焉。
先看題主的問題和説明哈。
問題：宋朝的官員薪水高嗎?
説明：宋代公務員的薪水估計是 5000 多年來公務員待遇最好的了。1 個宰相的月薪是 50 萬文，在當時可以買 12 萬斤上等的好米 現在好米算 2.5 元一斤，12 萬斤是 30 萬 RMB，年薪 360 萬。當時歐洲君主的生活水平也趕不上東京一位守城門的士兵，因為士兵尚且穿得起絲綢制的鞋。
這個是否屬實?
題主這個問法其實是有點不大妥當的。問題是“宋朝的官員薪水高嗎”，補充説明是“1 個宰相的月薪是 50 萬文，在當時可以買 12 萬斤上等的好米 現在好米算 2.5 元一斤，12 萬斤是 30 萬 RMB，年薪 360 萬。”
也就是説，你的題目問的是宋朝官員的薪水情況，而説明則是利用米價的換算來評價宋朝宰相的薪水情況。
第一，關於宋代的米價到底是多少，可不可以這樣簡單地換算， @殷守甫 已經算過了，我不再贅言。
第二、宋代的官員薪俸水平如何，與宋代的宰相薪俸水平如何，其實是兩個概念，不能簡單地混為一談。就像你不能根據國務院總理的工資水平來評價普通基層公務員的工資水平一個道理。
我先上結論吧，免得大家還得費勁先拉到最後再回來看論證過程。
1、宋朝的宰相待遇水平不錯。
2、宋朝政府整體支出的薪水不少，但是大部分官員的實際生活水平並不高。
宋朝官員俸祿制度變動情況説明
@殷守甫 已經討論過了，宋朝的物價其實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從北宋前期到南宋物價上漲很嚴重。其實宋朝的俸祿制度也不是一成不變。
宋朝的俸祿制度是和宋代的官制緊緊聯繫在一起的。而宋朝的官制，在最初的時候並沒有特意去創設，還是沿用晚唐五代的那一套。有新問題出現的時候就去修修補補，直到建國一百多年之後，神宗實在是看不下去了，元豐年間進行官制改革，才又建立成系統的官員制度，這種變革也不是一次就成功的，元豐改制的對象，是文官中的京朝官，至於文官中的幕職州縣官和武選官，徽宗時期才重新定階改革。相應地，宋朝的俸祿制度也有着幾次大的變動。
北宋建立初年，官員待遇水平具體多少，現在沒有留下成系統的史料，僅有一些零零散散的詔令保存在文獻中。根據日本學者衣川強在《宋代文官俸祿制度》中的研究，從宋初到真宗大中祥符年間，主要對地方官的俸祿進行調整;直到大中祥符二年(1009)之後，開始調整中央官員的俸祿。現在可考的，最早的系統性的關於官員俸祿的詔令見於仁宗嘉祐二年(1057)，史稱《嘉祐祿令》，《宋史·職官志》完整地記錄了《嘉祐祿令》中各官員的俸祿。
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官制改革，主要是為了恢復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也將官員的寄祿官與差遣的稱呼分別開來。相應地，官員的正俸也主要由兩部分組成，由寄祿官而得到的料錢，以及由差遣拿到的職錢。自從元豐改制之後，其他的變化都是小打小鬧了，元豐的官制和俸祿制度一直延續到南宋，大致沒有太大變化。
宋朝無論俸祿還是物價都處於變動時期，整體來説，是俸祿的漲幅跟不上物價的漲幅，到了北宋末和南宋初，物價更是漲得沒邊了。所以説，如果要定量的話，大概需要截取一個片斷來計算。仁宗嘉祐年間是公認的盛世，不妨以這段時期為例，來看看宋朝官員的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嘛，總是收入減支出。先來看看普通官員的支出情況。
宋朝官員的家庭支出
算支出之前，首先要明確一下，宋朝官員的家庭成員與現在是不同的。現在基本上是以小家庭為主，即使算上雙方父母，每家最多也不過十人。而宋朝，一方面聚族而居的觀念比較盛行。另一方面，科舉及第者，在大家族中處於相對顯赫的地位，可以享受官府的種種優待(諸如免除服役，官户所交田租有所減輕等等)，所以同族中的其他人更加傾向於和他一起居住。比如説，真宗時期的楊億，“良賤相從三十餘口”;仁宗時的石介“衣食夫五十之口”，神宗時的秦觀，“聚族四十口”等等。我們就假設一家三十餘口好了。那這三十餘口，當然不可能都是家人，也會有傭人之屬，但生活都要仰仗官員的俸祿。每月各種物資大概能消耗多少呢?
關於宋朝各生活物資的價格，也有了許多研究，我們不妨看看程民生先生在《宋代物價研究》一書中的研究結果。程民生先生在此書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來對各種生活水平的各種物品進行了計算。簡單起見，就只看衣食和住。
衣：仁宗時，丁度曾説“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一件破衣服，也要值數百文錢。徽宗時，趙明誠在太學讀書，和李清照二人日子過得比較清苦，如果想買些字畫碑文什麼的，得把衣服當掉。“質衣取半千錢”，一件普通衣服典當價錢大概 500 文。那就按一件衣服 500 文，每人四季各一件，2000 文，也就是 2 貫錢。一家一年 60 貫，平均每月 5 貫。
食：我們估且按每家都只吃米飯來計算，副食等一概不管。米價的變動情況，殷守甫已經討論過了，我們只看，嘉祐左右的米價。熙寧元年(1068)，曾鞏上書，提到之前 15 年，即仁宗皇祐後期到治平年間，全國平均米價是”貴价每鬥七十文，平價七十文，賤價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也就是説，中等價是每鬥 70 文。那每人每天需要多少吃多少米呢?范仲淹在範氏義莊曾規定，成年男女，每日食米一升。南北宋之交的莊綽説，“蓋健啖者，一飯不過二升。”南宋中期趙汝愚説，“吾曹盛壯時，日食二升米飯，幾不滿欲。”青壯年男子，每天二升都不一定夠。考慮到婦孺老弱，算每人每天 1.5 升計算，每户每月至少食米 1350 升，135 鬥，9450 文，姑且按 9.5 貫錢來算吧。
住：宋朝官員如果按做官所在地，可分為京師和地方。地方官因為每任三年，不會長呆，所以一般不在當地買房子，會租或者住公廨。京師的房價是比較貴的，大部分人都買不起。朱熹在《朱子語類》中即曾説：“祖宗朝，百官都無屋住，雖宰執亦是賃屋。自神宗置東西府，宰相方有第。”神宗建東西府是在熙寧四年(1071)，那租賃房屋大概是多少錢呢?熙寧六年(1073)，乾德賜西夏歸明人(取棄暗投明之義)李崇貴租錢“日五百”，即每天 500 文，每月 15 貫。元祐二年(1087)，御史中丞胡宗愈，“每月僦錢十八千”，每月 18 貫。那我們就取 15 貫來算好了。
這樣算下來，每户的開支，每月至少 29.5 貫。但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那就是所有的都是按最低標準來計算的。每月難道只吃米飯，不吃肉、水果、蔬菜嗎?做飯不需要調料，不需要買柴嗎?《五朝名臣言行錄》轉引《東軒筆錄》中的一則資料，稱范仲淹寄居在僧舍讀書時，“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刀畫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汁半盂入，少鹽，煖而㗖之。如此者三年。”強調的肯定不是粟米之少，而是隻有粟米、菜葉汁和鹽，日子清苦。
其他的生活水準也是如此，官員總是要見客，不需要高級些的衣服以及冠帽、佩飾、鞋子嗎?女眷不買首飾嗎?住也基本都是經濟適用房，並沒有豪宅大院。而且對於文人來説，難道文化生活不是必備的，不需要交遊唱和，買書畫筆墨嗎?
所以標準不同，不同的研究論著中對於每户官員家庭需要多少錢，估計量是不同的。比如楊果，在《中國古代俸祿制度》中，認為 20 口之家，至少需要 20 貫(和我的估計相差不大哈)。衣川強在《中國文官俸祿制度》中就認為，每户至少需要 100 貫，才能維持體面的生活。
好，現在我們來看看，官員實際能拿到多少錢?
以《嘉祐祿令》為例看官員的薪俸收入
元豐改制之前的祿令制度，不妨以仁宗的嘉祐祿令為例來説明。在這段時期，大部分官員的薪俸主要由本官(又稱寄祿官)決定，僅有一小部分比較重要的差遣(如三司使，財政部門的負責人)或者館閣的帖職(如龍圖閣學士)等由差遣或者貼職決定。那我們先來看看當時的本官俸料情況。
(圖片節自《中國俸祿制度史》)
從表格來看，宰執的薪俸確實是一等一的高，而且除了每月 300 貫的料錢，各種賞賜也都是其他官員所難以企及的。所以，宋朝宰相的薪俸水平高是毋庸置疑的。
接下來看看其他官員的薪俸水平。按照衣川強先生的計算，如果單純依靠正俸，只有能拿到 100 貫以上，能過上比較體面的生活。那除了宰執和三司使就沒人了。所以我們降低標準，按每月 30 貫，能過上能勉強滿足温飽的生活的標準，看有多少人能夠達到。從圖表上看，也要郎中以上才行。巧了，郎中在當時剛好是五品官員。在宋朝，六品轉五品是個坎，非常難過。仁宗時五品官員的數量我沒有找到史料。但何忠禮先生在《宋代官吏的俸祿》一文中，引用了《長編》元祐元年(1086)的一則史料，“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何忠禮先生認為，“朝議大夫以上為正一品至從五品的大官，人數甚少”，估計五品以上官員不到 200 人，合計全部文官共約 13000 餘人。也就是説，在這 13000 餘人中，只有不到 200 人能夠依靠正俸勉強維持一家人的温飽。而且宋朝還有一個叫做“省陌”的慣例，也就是説，到手的工資只會發標定的 77%，而且到手的工資也並不全發錢，二分現錢，一分折支。那這樣算起來，錢數就更少了。
當然，除了料錢之外，官員還會有其他的收入，衣賜，祿粟，各種各樣的添支，以及郊祭的賞賜等。但是問題在於，這些收入也都是與官員的級別以及具體的差遣掛勾的，品級越低的人所能拿到的越少，很難説對具體生活的改善有太大的作用。
列舉史料
從史料上看，當然有很多人通過科舉考試改變了自己，甚至家族的命運。
有名的比如説晏殊，小時候家境特別貧困，真宗朝他擔任館職時，有天別人都出去玩了，只有他埋頭苦讀。真宗非常讚賞他，結果他很誠實地告訴真宗：“我只是沒錢，有錢我也出去玩(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為。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也)。”但是做相之後卻嘲笑別人做的富貴詩“乞兒相”，自稱“每言富貴不言金玉錦繡，惟説氣象”。”並以“樓台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來自證，稱“窮兒家有此景緻也無?” 可見起碼晏殊家中有樓台院落池塘。
比如説宋庠宋祁兄弟，讀書時，上元節在州學吃虀飯，冬至請人吃飯沒錢，把先人留下的鑲有一兩錢的劍鞘給當掉了。後來做官後，宋祁也是夜夜笙歌，宋庠都看不過去，説他“窮極奢侈”。
比如説范仲淹，父親早逝，母親帶着他改嫁，連姓都改了。可是後來還建了範氏義莊，沒錢哪裏能支撐?
比如説韓億和李若谷。沒考上時那個窮啊，倆人結伴去考試，一共只有一席一氈，每次需要出外拜客，根本僱不起車伕充門面，輪流給對方做車伕。後來李若谷先考中，去許州長社縣做主簿，韓億幫他揹着箱子送行，離長社還有三十里，要回去了。李若谷對韓億説：“這裏有六百錢，恐怕縣吏來我還得給賞賜。”然後一人一半，大哭一場分別了。後來兩人都做到了參知政事，韓億幾個兒子都做到了待制以上的高官。
像這樣的例子當然是有，但是也要看這些人是誰。他們大部分都做到了宰執，位極人臣。而又有幾個人能走到這一步呢?反過來看，哭窮的更是一抓一大把。
真宗時，楊億自稱“曾餬口之不及……漢臣餓且欲死，難免侏儒之嗤”;李宗諤“祿廩不足以給婚嫁，(王)旦前後資借之甚多。”楊億還是知制誥，李宗諤還是翰林學士呢，都免不了這樣的困境，下層官員就更多了。有窮得“與妻採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飢，欲去官賣藥”的，有“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的，有死後家人“貧不能歸，乳嫗挾二子行丐於市”的，有賣女兒“以為歸葬計”的。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即使做到宰執的，也不能保證子女的生活。晏殊死後，晏幾道就過得很清貧啊。呂夷簡為相，死後兒子也缺錢花，要變賣宅院。
分析原因
為什麼宋朝的官員這麼窮?
首先呢，是和科舉考試以及家族制度的盛行有關。科舉考試興起之後，門閥政治轉向官僚政治，大批出身貧寒的士人走進仕途。宋朝之前，官員多出身於門閥士族，有家底，無須考慮俸祿來養家餬口。而到了宋朝，官員普遍家底薄，負擔重，即使收入不菲，也經不起這麼多人分。打個比方，宋朝之前的官員，是官二代官三代，不指望工資過日子。而宋朝的官員，是鳳凰男，一個人掙錢家人一起花。
其次，和宋朝的待選制度有關。宋朝的“冗官”一直為人所詬病，所謂的“冗”不止是結構上的疊牀架屋，人浮於事。而是同一個職位，會與幾個人相關。當時的制度不像現在的公務員，從考上就可以一直做到退休，而是幾年成一考，要考核後等着再給你安排下一個工作。而下一個工作就得等到有員闕時才能分配了。基本上一個職位，有一個已經離職的，一個在任的，至少還有一個等着現任官員期滿的。待闕的時間一般還比較長，王安石稱“蓋七六年而後得三年之祿”。也就是説，九年中只有三年是無需等候直接做官，其他時候都是閒着沒錢拿的。這樣一平均，薪俸就更少了。
結語
自從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宋制祿之厚”一條中稱，宋朝官員俸祿“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之後，一直有人稱宋朝官員俸祿最高。但其實這個問題，學界早就有過討論，從 40 年前的衣川強到現在，基本都認為，宋朝政府用於官員俸祿的開支並不少，但是由於官員人數多，官員薪俸要供養的人也多，整體來看並不足以養家餬口。
參考論著及延深閲讀：
1、
衣川強著、鄭梁生譯《宋代文官俸給制度》，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7 年。
2、
何忠禮《宋代官吏的俸祿》，《歷史研究》，1994 年 03 期。
3、
程民生《宋代物價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