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起康熙時期基督教的傳播，往往繞不開一個關鍵人物——利瑪竇。
利瑪竇來到中國以後，發現這個國家的國民有十分濃厚的“祖先信仰”及“儒學信仰”，前者導致中國人養成了獨特的祭祖習慣，後者則主導了中國長達兩千年的“中世紀”。基督教所崇尚的，是頗具唯心主義的造物主“天父”，這與中國人的傳統信仰幾乎是相悖的。
因此，在來到中國進行了一段時間的考察之後，利瑪竇意識到：中國人既定的信仰是大清國體系的根基，想要予以打壓無疑是痴人説夢。因此，利瑪竇建議羅馬教廷不要干涉中國的“祖先信仰”和“儒學信仰”，尋找基督教與中國原始信仰並存的新契機。
傳教士們引用儒學典籍，將“天父”一詞翻譯成“上帝”，將西方的造物主生搬硬套的融入中國文化，讓中國人認為“上帝信仰”的由來是有依據的。最主要的是傳教士們巧妙地讓基督教與中國的封建專制建立聯繫：中國的皇帝都以“九五之尊”自居，稱自己為“天子”。
什麼是“天子”呢？
就是上帝之子。
可以説，他們這無疑是在向中國皇帝承諾，基督教就是皇權的擁護者和支持者。
不過，即便傳教士們做好了一系列將基督教推廣到中國的準備，想要讓基督教獲得皇家的支持還是相當困難的。
康熙在剛登基時，還沒能主政。輔佐玄燁的是四大輔政大臣：鰲拜、索尼、遏必隆、蘇克薩哈。在一番陰謀倒算後，鰲拜成了政權的主導人。
唐朝時期的中國皇帝，之所以引入基督教，也就是景教，有兩個目的：一是因為唐朝高度開放的政策，二是因為隨着基督教進入中國的還有領先世界的科技。封建時期的中國，以農業為根本，西方的天文曆法對於農業發展的作用不言而喻。正因為基督徒的天文曆法知識能幫助農業生產，所以，才獲得了中國統治階層的支持。
然而，鰲拜最信賴的是對天文曆法一竅不通的楊光先。
楊光先是個極度排外的傢伙，他提出了“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主張。在他的建議下，鰲拜準備將所有傳教士全部驅逐。在“康熙曆獄”事件中，湯若望被判處極刑，南懷仁則慘遭發配。可以説，這是中國基督教歷史上最昏暗的時期。
好在，這段昏暗期持續的時間不長，康熙七年鰲拜及其黨羽垮台，康熙帝主政，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迎來轉機。説起來，康熙與傳教士之間有相同之處，那就是：他們都曾受到鰲拜的欺壓。正是這一相同之處，使康熙對傳教士的際遇同病相憐，他決定為那些遭受欺壓的傳教士平反。
“功成十字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裂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兩番雞。
五千鞭撻寸膚裂，六尺懸垂二盜齊。
慘慟八垓警九品，七言一畢萬靈啼。”
這首《康熙十字歌》是康熙帝早年寫就的，從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康熙對基督文化的瞭解比較深入，且做好了推廣基督教的準備工作。康熙皇帝對基督教的推崇持續了幾十年，這期間，雖有不少朝臣都提出反對，但康熙仍重用傳教士，為一大批西方傳教士發放“綠卡”，賦予他們合法身份。
但是，正當傳教士及教廷都以為基督教可以在中國順利傳播時，康熙的態度突然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晚年的康熙突然宣佈全面禁止基督教！
但法國耶穌會的傳教士違背了利瑪竇立下的“利瑪竇規矩”。到康熙四十三年，類似的情況再度上演，克雷芒教皇頒佈教諭，打算禁絕中國教會祭祖、祭孔。毫無疑問的是，西方教會的動作讓康熙極為不悦，他認為：教廷在挑戰中國既定的規則和秩序。不過，此時的康熙仍未與西方教會撕破臉皮，而是派出傳教士艾若瑟前往羅馬，希望與教廷進行溝通，獲取西方教會的理解。
然而，康熙的善意非但沒能得到教廷的理解，反而招致教廷變本加厲的行動。到了康熙五十四年，克雷芒教皇重申禁令。可以説，換成任何一個封建帝王，都無法容忍西方教會的無禮。不過，康熙仍對西方教廷進行了最後通牒，召見了被派到北京宣佈禁令的主教嘉樂，本着“朕原視中外一家，不分彼此”的原則嘗試溝通。從這裏可以看出，康熙對基督教起碼對傳教士還是有很深感情的。
遺憾的是，康熙的努力付諸東流，西方教會根本不領情。一再受到挑戰的康熙不得不頒佈了“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的詔書，下令禁止基督教。
至此，康熙與基督教之間的緣分就此畫下句點。
從康熙帝與基督教之間的淵源來看，若羅馬教廷不採取強硬的傳教措施，而是沿着利瑪竇給出的發展路線與中國禮教和諧並存，那麼，基督教能在康熙朝推行下去嗎？
筆者認為，並無可能。
首先，不論利瑪竇對教義進行怎樣的詮釋和改良，基督文化的根本與中國文化之間仍存在較大的不溶性。
黑格爾曾指出，基督教是一個“理性的宗教”，這裏的關鍵在於“理性”二字。在長期的傳播過程中，基督教的本質並未發生變化，始終維持其特色，也就是對造物主的絕對崇拜。我們可以將這種特色理解為基督教的完整性，亦可理解為基督文化的排外性。
且將基督教、佛教及道教放在一起進行比較。
佛教是一門出世宗教，基本不具備排外性，佛教內部極少會出現“異教徒”之類的排外思想。
道教雖然主導過幾次“滅佛運動”，但在發展後期卻對佛教兼收幷蓄，在一些道教元素中我們可以看到道教引用佛教傳説的痕跡。
這兩大宗教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兼容幷包。因此，道、佛、儒才能在中國和諧並存，榮辱與共，成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基督教強烈的排它性和“獨一真神”的信仰，顯然與中華文化格格不入，大有“有我無他，有他無我”之勢。
其次，基督教是與政治相掛鈎的宗教，與我國古代的封建專制存在強烈的排斥性。
基督教中存在強烈的政治氛圍，整個宗教都是由羅馬教廷所主導的，在羅馬教廷以下還有數之不盡的教會。可以説，教會與西方國家的王權並駕齊驅，共同完成了對西方世界的統治。在神權與王權發生衝突時，教會與國家還會因此開戰。
由此可見，倘若基督教傳入中國的目的充滿政治性，那麼，羅馬教廷勢必會與中國皇室進行一場角逐。一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封建皇權，一個是世界上組織最嚴密的宗教組織，二者之間的戰爭恐怕會上升到世界大戰的層面，這是每個人都不願見到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基督教與中國的國家利益格格不入。
雖然基督教的本質不變，但宗教本身已逐漸成為了資本主義控制世界的工具。在大航海時代，雖然傳教士們往來各國時打着宗教的幌子，但最根本的目的卻是獲取利益。康熙時代基督教的傳播，亦是西方教廷妄圖入主中國的一次嘗試。在近代帝國主義侵華中，我們能看到類似的情況發生。
參考資料：
【《康熙皇帝·耶穌會士·科學傳播》、《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康熙“禁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