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活動歷史悠久，能夠進行外交事務，則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定義元素。
從上千年前的城市國家開始，人類就開始從事外交了。可以説，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外交官被派到另一個國家裏就一個特別問題進行談判，談判後立刻回到該國。外交官一般出自統治者家庭或者是高級官員，來使的外交官與其他國家談判的結果則有一定的合法性。
當然，外交場上“大棒”和“橄欖枝”無疑是最實用的兩種利器，將這兩種利器運用到極致的戰術，便是“遠交近攻”。
對於那些距離自己比較近的敵人，使用大棒彰顯暴力手段；對於那些距離自己比較遠的敵人，則祭出橄欖枝，緩和關係從長計議。歷史告訴我們，遠交近攻是與多國爭鋒的不二法門，若反其道而行，倒行逆施近交遠攻，無疑是一種愚蠢的行為。臨近的國家隨時可能背後捅刀子，而隔着近處的國家遠征強敵，也不是什麼明智之舉。
很多朋友都覺得，“遠交近攻”是秦國最先施展的策略，實則不然。在春秋初期，便已有國家採取過這種外交戰術。
當時，鄭國與相鄰的衞國、宋國積怨頗深，但是，由於鄭國同時樹敵，所以處境堪憂。為了緩解這種窘迫的狀況，鄭國在外交場上略施小計，與遠方的魯國、邾、齊國簽訂了盟約。公元前719年，不安分的宋、衞兩國果然採取了軍事行動，他們聯合了鄭國臨近的蔡國、陳國、魯國共同發兵。
兵臨城下，鄭國岌岌可危。鄭國國君意識到，鄭國的國力有限，根本無法對付五國聯軍，所以，便決定與其中最強大的魯國交好。在與魯國進行了一番交涉後，鄭國成功地使魯國退兵了，其餘四國失去了魯國的助力後實力不濟，不得不放棄了這場軍事行動。
兩年之後，經過兩年休養生息的鄭國恢復了實力，為了向先前刁難鄭國的宋國實施報復，鄭國國君打出了幫助邾國的旗號，一邊交好魯國一邊向宋國發兵。在此期間，作為霸主的齊國，派出使者來到兩國，遊説宋、鄭兩國停戰。考慮到齊國的地位，鄭莊公立即遵從齊國使者的建議，與宋國止戈交好，鄭國的態度亦獲得了齊國的青睞。
三年後，也就是公元前714年，鄭國與宋國之間的和約到期，積蓄了實力的鄭莊公，立即找藉口發兵宋國。由於，此前鄭國已與齊國、魯國兩大強國締結了牢不可破的關係，所以，在這場戰爭中齊、魯站在了鄭國的身後，成為它的強援。有了這兩大強援的幫忙，鄭莊公輕而易舉地攻佔了宋國大量土地。宋國知道自己不可力敵，於是，便打算與鄭國魚死網破。
之後，宋國聯絡了衞國，放棄宋國領土，不惜一切代價強攻空虛的鄭國。誰知，鄭莊公在獲悉敵方的動向後，立即將打下來的宋地全部送給了魯、齊兩國，隨即率領全部主力殺回宋國，徹底擊潰了宋衞聯軍。至此，宋國覆滅，衞國被迫向鄭國俯首稱臣，鄭莊公的勢力急速膨脹，成為了春秋又一大霸主。
相比於鄭莊公所施的“遠交近攻”之策，戰國秦昭王的“遠交近攻”，顯然，要更加成熟與完善。
秦昭王上位後，秦國在商鞅等能臣的輔佐下躋身強國之列。然而，雖然秦國在近幾十年來的對外戰爭中勝多敗少，但領土並沒有像想象中那樣擴大。實際上，這完全是因為秦國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大戰略，秦昭王迫切地需要一位能夠為秦國指點方向的高士。
就在這時，范雎橫空出世，為秦國提出一套爭霸天下的大方針。《戰國策·秦策三》中記載道：“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可以説，范雎的理論，與當年鄭莊公的策略如出一轍。雖然，此時的秦國有絕對的軍事實力，但這些實力很難在短時間內轉換成利益。想要爭霸天下，就要循序漸進，放棄距離秦國較遠的齊國，並與之交好。
至於距離秦國僅有咫尺之遙的韓國、魏國，秦國必須使用一切暴力手段進行攻略。畢竟，戰國末期的齊國國力不容小覷，若強行與齊國開戰，難保會在遠征期間遭遇其他國家的偷襲。相比於齊國，秦國的當務之急，則是解決眼前的魏國和韓國。為了達成這一目的，與齊國交好是勢在必行的。在未來的四十年裏，秦昭王堅持使用“遠交近攻”的戰術，與國力強大的楚、齊兩國保持友好關係。
解決了遠憂，秦國得以用全部力量對付近在眼前的韓、魏兩國。靠着同樣的方式，秦國又奪取了燕、趙兩國。當齊、楚洞悉了秦國的戰略以後，秦國的大軍已在咫尺之遙了。所以，在秦昭王之後，接手秦國的嬴政得以“奮六世之餘烈”，完成對中原諸國的攻略，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統一政權。可以説，秦國所獲得的一切，都得益於“遠交近攻”之策。
參考資料：
【《左傳》、《戰國策·秦策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