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權力之大，貫穿朝代之終始，在歷朝歷代都是罕見的，只有後漢、晚唐時期能為之相比。
先看看明朝宦官專權的事實與經過
永樂時代，永樂帝開始重用宦官。等到明仁宗、明宣宗時期，宦官因為開始通曉文墨，頻頻被召見任用，但明仁宗、明宣宗二帝，算是英明皇帝，對宦官的約束很是嚴厲，故尚無宦官專權的現象出現。
正統年間，王振為明英宗所寵信，開明朝宦官專政的先河。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九雲：“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於乾清宮，皇太子方九歲，即皇帝位，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閲武於將台。振矯旨以隆慶為右衞指揮金事，紀廣為都督金事。振，山西蔚州人，初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閲武將台，...紀廣者，常以衞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起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
從上述史料記載中，可以知道在明朝閣臣替皇帝開經筵的時候，宦官王振，卻經常導陪伴皇帝檢閲武事於將台，王振還可以偽造詔令，任命紀廣為都督金事，而皇帝毫不怪罪。
很顯然可以看出，宦官王振權勢滔天到了何種程度。
王振專權，朝中百官都很畏懼他。正統六年十月三殿建造完成，宴請文武百官，明英宗破例下令東華閣中門，全部聽王振的安排，文武百官皆候拜。王振專權的時候，朝廷大臣附之者，僅有王佑、徐晞等數位文官。其他不肯向王振俯首者，比如薛瑄、李時勉等官員，全部被誣陷獲罪。
到了成化年間，另一個大宦官汪直專權擅權，朝廷大臣附之者漸多。成化十三年正月，明憲宗設立西廠，指令汪直作為負責人督查。此後，全國大政、小政、方言、巷語，全部都要監控採納。出去辦事的時候，巡按御史等重臣甚至迎拜汪直，巡撫等地方大員亦戎裝謁路，最後到了世家公卿皆避道，兵部尚書項忠不避讓，被王振當街侮辱。
當時世人皆傳：“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憲宗”。
成化年間，汪直雖然權勢滔天，但尚有大學士商輅、劉翊連續劾奏，説明當時的朝廷閣臣猶未全部屈服宦官。
到了正德年間，大宦官劉瑾用事，把焦芳、曹元、劉宇、張彩等人作為自己的心腹。焦芳、曹元、劉宇等人都成為大學士，由此可見這時候的宦官已經可以進用朝廷閣臣了。
不僅如此，其更可黜退朝廷閣臣。
劉瑾以前，雖有大宦官王振、汪直等人操控權柄，然而票擬的權力還在內閣。等到劉瑾用事，除了可以獨自引進和黜退閣臣之外，票擬奏章的權力有些時候也到了宦官手上，劉瑾之專攬，可説空前。
正德早年，很多奏章都被劉瑾拿回自己的私人府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張文冕等人商量和批閲。然後再拿回內閣，由大學士焦芳進行潤色，名臣李東陽只能俯首，啥都幹不了。
劉瑾敗後，李東陽疏言：“臣備員禁近，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駁再三，或徑自改竄，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遁出眷黃，逼令落葉，真假混淆，無從別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
自劉瑾以後，司禮監開始專掌機密。所有進御奏章和降敕批疏，全部要經司禮監和宦官之手。
皇帝降旨，即有司禮監寫出事目，然後付內閣閣臣繕擬，故宦官的地位遠比內閣那羣大臣要親要得多。
天啓年間，九千歲魏忠賢當權，朝臣附之者更多了，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龍、倪文煥等所謂“五虎”，武臣有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等所謂“五彪”，還有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所謂的“十狗”，這些都是朝廷重臣，除此之外，還有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官僚投靠，被稱之為“十孩兒”、“四十孫”等等。自內閣六部到四方督撫，都屬於閹黨，已經形成了遠大於宰相的權力。
這時候，皇帝的詔敕已全部出自司禮監，都不需要經過內閣進行潤色了。
此時內閣權限很是微弱，幾等於無，也就是説宦官如果就算沒有批紅權，想要亂政，內閣也毫無辦法。
司禮監本來是內閣的監督部門，現在變成了內閣成為了司禮監下屬部門。
而內閣權力最大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論內閣權力最大的時候，莫過於張居正時期。
《明史·張居正傳》：“(張)居正與故所善掌司禮者李芳謀，召用高拱，俾領吏部，以扼趙貞吉而奪李春芳政，穆宗不豫，居正與宦官鴻保密處分後事，引保為內助，而拱欲去保，居正遂代拱居首輔，保欲媚帝生母李貴妃，封居正以並尊兩宮，居正不敢違，兩宮遂無別。”
張居正，他為一代最有實權的宰輔閣臣，也不得不與宦官委曲周旋。明朝史上最有權力的內閣首輔張居正都要和馮保勾結，這足以説明問題。
明代宦官之權威，已然凌駕內閣首輔之上。
那產生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歸納下來，不外乎下述四點：
一、就二者所處之地位而説，內閣最早只是參謀機構，是因為閣臣“侍左右，備顧問”，常在皇帝身側，而權力越來越大。而宦官較之內閣大學士，更為親近皇帝。按皇明祖訓所記載宦官的職銜及職掌，宦官供職大內皇宮，侍奉皇帝起居，自然而然比閣臣更接近皇帝。
以故，易於熟悉皇帝的好惡，更進而利用皇帝之好惡，竊取權勢。比如《明史》記載“劉瑾時雜構戲玩娛帝，候帝娛，則多上章，奏請欲決。帝曰：吾安用爾，為何一再煩朕!'瑾由是自決政。”
再比如：“帝(明熹宗)喜機巧，親斧鋸髹漆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墨。(魏)忠賢輩輒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以是恣威福，唯己意。”
碰到厭倦親政的明朝皇帝，宦官得到權力遠比內閣閣臣要容易的多。
二、就封建皇帝之作風而言，專制政體之下，是非曲直，全部取決於皇帝本人，所以宦禍的形成，皇帝有重大責任。如果皇帝若不縱容閹官的所作所為，閹宦何由專橫?
歷朝歷代皇帝，如果能真正委心於國事，取決於事理，則宦官也就沒有可以得逞的地方；反之，如果遇到荒誕多欲的皇帝，置國事於不顧，唯聲色等私慾之自娛，那時候，襄理國政的宰輔之臣自然疏遠於朝，而宦官就開始仗着寵信進行權力的竊取。
《明夷待訪錄·閹宦下》雲：“閹宦之如毒藥猛獸，數千年以來，人盡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易故哉?豈無法以制之與?則由於人主之多欲也。”
明代宦禍雖然肇始於明成祖朱棣，但在明英宗、明武宗、明熹宗這三位皇帝身上才逐漸壯大，以至於最後吞噬整個國家。
比如英宗正統二年，太皇太后本來想要殺死王振以安定國家社稷，而明英宗卻跪下來替王振請免。英宗九歲即位，或謂年幼無知，不能辨別善惡，故舍棄閣臣而寵信宦官王振，但是正統十一年(1446年)楊溥死的時候，英宗已經滿了二十歲，不得再説無知了，卻依然信用王振，乃至於統軍出征，其間雖然有廷臣、內侍等忠良之臣勸言，不僅聽不進去，反而將忠良之臣處以極刑。等到英宗兵敗去草原留學的時候，追悔之餘，不惟不自反省，反而説出“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於我。”這樣不負責任的話。
明武宗愛以狗馬等物自娛自樂，劉瑾就和其他八人當狗馬鷹犬日日夜夜歌舞角抵以娛樂皇帝。明熹宗也以此為樂，魏忠賢經常引導皇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朝臣疏諫，皇帝非惟不聽，還要求“明年增至萬人，證炮喧震內外”。
上述足以妨害國家根基之事，宦官投其所好，閣臣反常勸阻，故而每次碰到多欲昏庸皇帝，自然遠閣臣而就宦官。
三、就閣臣與宦官之習氣而言，宦官出身奴隸，閣臣則出身儒士。奴隸中雖亦不乏善良之輩，但是更多的是奴顏婢膝，不擇手段。閣臣中雖亦有逢迎阿諛之徒，然多數講求正道，有所顧忌。以故，二者相爭，閣臣失敗概率更大。
即使明代掌權之宰輔，如張居正者，亦須與中官馮保結合，借其力量而掌大權。
四、就內閣制度而言，明代宦官竊權，最大之原因，在於制度不善。明仁宗之後後，內閣職權雖然因為票擬的權力而越來越大，其他方面卻又因票擬權力而導致宦官干政。當時票擬，是推行政令有效方式之一，票擬雖然由內閣主要負責，最終批准取決於皇帝，然而內閣與皇帝間的公文往還，卻是由宦官來進行傳遞的。
傳遞公文本為極其平常之事，原不足為患，但由於宦官受到皇帝的寵信，不僅傳遞奏童，還可以拆閲奏章，對奏章之票擬，按皇帝的意思作成批答，甚至不經皇帝就可以自己御覽。比如魏忠賢用事，“旨意多出傳奉，徑自內批”。
於是傳遞之職，成為決策之官，或者宦官置票擬於不顧，如劉瑾王振都有矯旨傳命的經歷。
結果，內閣贊成之事，宦官可以批駁其票擬，內閣不贊成之事，宦官更可以矯詔行之，最後政令之推行，胥視宦官意向而定，因而宦官權力駕乎閣權之上矣。
所以，在明朝，越到後期，司禮監秉筆太監的權力就越比內閣首輔的權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