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犯錯”的教育正在摧毀一代學生，對話歷史學者唐小兵

這些觀察和思考，是前不久我採訪歷史學者、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小兵時瞭解到的。

作為一名“青年知識人”，唐小兵既思考“公平”“正義”“階層固化”等抽象命題，也密切關注教育，不僅因為其父親的角色，更因為他在教學中發現了上述諸多令人痛心的現象。

歷史是投向未來的一束光，而研究歷史能夠幫助人們找到問題的答案。

*方便閲讀，本文以第一人稱呈現。

“我們這一代的‘容錯率’很低”

我曾經和一些在高校做老師的朋友交流，明顯感覺到這10年來，我們學生的生命活力有斷崖式的下降。很多人都很沉默，心事重重，沒有了青春時期該有的意氣風發的神態和衝勁。

我認為，這是應試教育中過早、過度競爭所導致的普遍的生命自我消耗。

前年我參加了一場本校的保研資格面試，我很驚訝地發現，那些本來很熟悉的學生，有些竟然不敢抬起頭來跟老師説話，有同學竟然在英語測試環節緊張到一句英文都説不出口。

於是我主動申請做了一年級“拔尖班”的班主任，就是想深度參與到00後一代的學習和生活中去，看看我們這些所謂的老師究竟可以在哪些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讓學生更從容地自我長成。

在一次我組織系裏兩個年輕教授和同學們的座談中，一個同學提到“我們這一代的‘容錯率’是很低的，不能犯錯，一招錯便全盤皆輸。因此每個人都活得戰戰兢兢，對績點、成績和未來充滿焦慮，甚至恐懼。”

對此我很震驚，這一方面説明社會系統本身出現了問題，過分誇大了某些選擇導致的後果，販賣了太多諸如“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之類的焦慮。

另一方面，也説明很多人沒有學會擁抱失敗，不知道失敗和挫折也是生命成長很重要的一部分。

接受自己是一個普通人，並不意味着放棄自我的成長，而是説人的評價尺度是跟過去的自我做比較，不是無謂地跟同齡人去對比。我總是告訴我的學生們要學會欣賞自己的同學，友誼之於生命的價值一點也不亞於個人的學業或職業成就。

史學家許倬雲出生時便身體有缺陷，之後的人生中又不斷地生病，遭受意外和變故，但最終依然成為一代史學宗師。他的生命史展現了人生的多種可能，對人生單向度的捆縛和焦慮往往就壓抑了想象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很顯然，我們的學生，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在精神成長方面是相對缺少陪伴者和引領者的，更多的是以功利性目標為導向的單一教育模式，道德教育大多流於空泛，刷題之外無生活，跟社會生活和自然世界的鏈接都被過度的應試教育給斬斷了，個體生命的心靈發育就會嚴重受到阻礙。

為什麼不試試用真實的典範人格來打動人心呢？

為此，我請來了我的老師許紀霖教授，為同學們講解“怎樣成為一流大學的一流學生”；帶他們去王元化學館，請華師大圖書館館長鬍曉明教授講解王元化先生一生的坎坷與學術追求和對自由人格的堅守。

王元化先生曾在《九十年代反思錄》講到：《聖經》上説“你要做世上的鹽”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為光還為自己留下了形跡，而鹽卻將自己消融到人們的幸福中去了。

“作為中國的一個學人，我佩服那些爭作中國建設之光的人，但我更願意去讚美那些甘為中國文化建設之鹽的人。無私奉獻的精神是值得尊敬的。”

這就是説，作為一個讀書人和未來的知識人，你是一個燃燈者，你要把光和暖帶給別人，還要做人世間的鹽，有尊嚴而不自戀地融入這個世界，為了文明傳統的賡續而自強不息，要有這樣一種精神力量和文明自覺來面對這個時代。

這樣才有守先待後吾道不孤的綿延感與存續感。

精確到分鐘的學習計劃正在摧毀創造力

幾年前，清華大學官方微博曾經曬出一組學霸“精確到分”的每日學習計劃，我的學生們也有很多人把學習計劃安排的滿滿當當，美其名曰“高效”，對此，我不能完全認同。

在我成長的年代裏，有很多屬於自己的時間用來閲讀、寫作、發呆、散步、閒談，我也從無所事事的“閒暇”中得到了滋養。

梁文道先生有次到我校參加一個文化活動時説“青春就是應該被浪費的”，這自然是幽默的話，但其中也隱含了對當下一些青年人斤斤計較患得患失的計算化生活的反省。

整個社會高度理性化、機械化，每一分鐘似乎都不應該浪費，都要充分利用起來，這真的對於個人的生命成長和創造力的培養是有益的嗎？

像史家傅斯年講的那樣，一天只有21個小時，必須給自己留3個小時來沉思，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度過的。

何兆武先生在《上學記》中記錄了西南聯大的學習生涯。在八年抗戰期間如此粗陋的辦學條件下，師生不僅面臨物質生存壓力，還經常有生命之虞，然而就在這樣的環境下，西南聯大卻創造了中國現代教育史的奇蹟，培養了大批世界級的學者、作家和科學家。

對此，何先生這樣總結：“我以為，一個所謂好的體制應該是最大限度地允許人的自由。沒有求知的自由，沒有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個人的創造力，而個人的獨創能力實際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如果大家都只會唸經、背經，開口都説一樣的話，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我認為在大學時代甚至更早時，人們應該去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如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人，生命的意義在哪裏，如何抵抗時代的虛無感？如何活出時代的矛盾而成就自我的生命？

阿倫特在《愛與聖奧古斯丁》中説“一種沒有死亡的生命是不可能的，或者説，在當下無所畏懼地預期未來也是不可能的。”

儘早開展對這些問題的思考，能夠讓人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和自足的價值系統，日後也不太容易被潮流裹挾，被時代的情緒綁架，更不會輕易地放棄自己的人文立場而向權力或資本投降。

一個真正獨立的知識人應該是橫站的，既不屈服於權力的壓迫，也不順從於市場和資本的利益誘惑。

如何給生活留白是一門技術，也是一門藝術。我也希望在晴朗的好天氣裏，能夠帶着同學們去黃浦江邊散步，隨意漫談，可惜經常發生的情況是學生沒有時間，他們被密密麻麻的deadline（截止日期）所窒息了。

我同時也呼籲社會多營造出一些公共空間，提供一些觸手可及的文化資源給到學生，這是一個高度個人化的過程，過度理性地規劃會壓制個體的獨特性，完全的放任自流也會導致虛度光陰，關鍵在於引導。

“在階層流動中，如果每個人都不安其位，就會普遍的不幸福”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教授閻雲翔曾提到過，在歐美每個階層的人大都有各自的職業尊嚴、價值系統和文化傳承，只有在中國，即便成為了中產也依然會有強烈的不安全感，焦慮於“中產的下流化”。於是通過教育的軍備競賽來完成階層的躍遷和守衞。

在這個過程中，看似社會經歷劇烈的階層流動，實則每個人都不安其位，就造成了普遍的“內卷”和普遍的不幸福。

台灣大學的周志文教授曾經邀請我給他的《躲藏起來的孩子》做序，書中他提到自己曾經焦慮於小女兒的發育遲緩和成績不佳，但最終認識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天性。

舉車子為例，有的車子開的慢，因為要負重，有的開的快，設計為跑車，但不能用來負重，各有特色，我們世界多元，就體現在這裏。

相反，我們的家長不顧孩子特性，想把一切都牢牢抓在手裏，背後反映的是一個“贏者通吃”的社會價值觀。

你當然可以努力讓孩子擁有更好的社會身份，但與此同時也應該意識到，即便我的孩子只是一個普通人，他作為普通人的尊嚴也值得被好好保護。

一個好的社會應該是多元主義的社會，擁有多元主義的教育，包容不同才情、個性和目標的人，讓他們都有各自成長的空間。

對此，留學恰恰是一種獲得多元化經驗的嘗試。

“留學，就是到外部世界打開自我的體驗”

前不久，我們學校一位很有名的教授提到自己並不是很贊同孩子在當下出國留學，一方面因為新冠疫情，另一方面覺得當下的外部環境對中國留學生似乎不太友善，而且，日後留下工作的機會減少，即使留下可能也只是“二等公民”等等。

對此，我並不贊同。我始終認為，只要有機會，留學是非常必要的，那意味着打開一個新的視野，汲取更為多元的知識與文化，來形成一個更為豐盛的自我。

從近代以來的歷史來看，中國的留學浪潮從未停止，可謂向西方尋求真理是百年多來若隱若現的一種潮流。

無論是甲午海戰失敗後，以魯迅為代表的留日派，還是民國時期胡適等人代表的歐美留學者，亦或新中國成立以來向前蘇聯派遣的留學生，都是為民族國家的未來或個人的前程在走向西方和日本。

從國家層面而言，對於一個非常早熟的儒家文明支配下的政治共同體文化而言，外部世界的視野是非常重要的。對個人而言，到外部世界才會有打開自我的生命體驗，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我曾在哈佛燕京學社做過訪問學者，旁聽了Ann Blair教授開設的一門有關“歐洲啓蒙運動前後直至當下的書籍史和閲讀史”的本科生課程。

除了正式修課的十來位大學生和像我這樣旁聽者外，每次還有三位拄着枴杖結伴而來的白髮蒼蒼的老太太。

有一節閲讀文化課，討論早期歐洲書籍裝幀、設計與版本問題，老師給每個旁聽者發放一本古老的書（一般都是一兩百年前出版的，我拿到的是《哈扎爾辭典》），讓每個人面向其他人介紹所持書的“物質層面”的特點。

這種形神兼備圖文並茂的方式，很貼近書籍史、閲讀史的旨趣，不僅在接觸和追溯一個抽象的“文化史“，同時實質性地觸摸和感受“書籍作為物質存在”的變遷史。

在講授過程中，來自不同印刷文化傳統和閲讀譜系的同學們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問題，形成了多元的“歷史理解”和“價值觀念”的碰撞。這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類似這樣的體驗能夠讓人對於所歸屬的文化和社會形成反省，和更深刻的理解。我始終認為，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在一個全球彼此依存度大大提升的當代世界，單靠內循環只會走向日暮途窮的那一天。

世界終將是共同依存的，而留學生正是中西方文化學術和思想交流的橋樑。

如今，因為疫情和世界局勢的變化，中國與外部世界似乎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抗關係，導致整個社會也開始劇烈變化，讓普通家長和學生，包括我自己也產生了一種不安和焦慮。

如何面對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未來，這是每個時代，每個人都要面對的問題。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不確定性才是一種常態。無論是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還是民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內戰，回頭看，幫助人們更好地面對因時代急劇動盪帶來的內心不安的，恰恰是人文主義的傳統與文化。

齊邦媛在《巨流河》裏寫到，抗戰時期，她從東北一路逃亡到南京、湖北、重慶，每天早上醒來都要慶幸自己還活着。在每天轟炸不斷的情況下，她仍然潛下心來學習莎士比亞、研究但丁的《神曲》。在武漢大學，上課通常只有她一個人去，很多人譏諷她，但她始終相信文化的力量，篤信學術本身內在的價值。

台灣有一位著名詩人叫瘂弦，他在回憶錄的序言中講了這樣一段話：到了我這個年齡，覺得世界上最大的悲劇，其實是沒有完成自己。詩人楊牧也曾有過相似的的句子，大意是：“在維也納郊外的墓園裏，躺着一個完成了的海頓。”

所謂“人生完成度”就是人生的夢想與實際人生展開過程的匹配度。隨着成長，人們會有很多理想和願望，也會有天分、能力和外部條件的差異，是隨波逐流被時代裹挾，還是不斷調整內心的秩序，有堅定的信念。這涉及到人對生命和自我的理解。

這些都與內在的價值系統有關，也是教育最重要的意義。

誰也沒有辦法預料自己所處的時代是上升的還是下滑的，我們不能因為處在下滑的階段就怨天尤人，唉聲嘆氣。

豐子愷説，要“不困於心，不亂於情，不念過往，不懼將來”，怎麼獲得這份淡定和從容？

我想也許多閲讀一些過來人的著作，瞭解歷史中的先人如何面對不同的時代狀況和生命境遇，如何堅韌而又智慧地“完成自我”，這是更有意義的辦法。

“和孩子一起進行有抵抗感的嚴肅閲讀”

這些年，我一直在強調“嚴肅閲讀”的重要性。

所謂嚴肅閲讀是指閲讀選取的文本是嚴肅而真誠的，不是惡搞的，也不是戲説的，更不是在一種商業利益的精緻計算下對手中心靈的拿捏，而是尋找一眾有抵抗感的閲讀。

抵抗感意味着內容對讀者會構成一種歷史經驗或人文理解上的挑戰，如果我們堅持了下來，養成一眾嚴肅的閲讀品味和趣味，就不太容易被過度流行、其實也是精準商業化的讀物“誘拐”或“算計”。

真正好的作品能夠培養獨立思考的心智，而不是將一些先入為主的價值和觀點通過迎合讀者的認知習慣的方式暗度陳倉或明目張膽地灌輸。

之所以強調它，是因為我發現近些年來，整個社會有一種對嚴肅閲讀的排斥和疏離，認為但凡嚴肅的東西會給讀者帶來負擔，好像有很正當的理由來拒絕一切嚴肅的東西，短視頻、音頻節目和快餐閲讀成為主導，抖音、快手等風靡一時。我並不否定人可以有休閒和消遣時光，但這絕對不應該成為一個壓倒性和支配性的存在。

如果沒有在學生時代奠定好的閲讀趣味，工作以後就很有可能完全不讀書，或者只讀成功學和心靈雞湯，而這些書籍是很難支撐起對一些嚴肅命題的思考，大學生甚至高中生應該讀一些人類歷史的經典著作，例如歐洲思想的經典《理想國》《利維坦》《論自由》以及像《論語》之類的中國古代經典。

每天哪怕有半小時甚至十分鐘讀一些相對嚴肅的作品，日積月累都會獲益良多，總之突破閲讀的舒適圈，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有要求，要有一種勇敢的行動。

我在哈佛訪學的日子裏，每週都會帶兒子去圖書館呆上半天，屋外是凜冽的冬天，室內是温暖的相互陪伴的閲讀氛圍，每次從圖書館回來，再借十來本書，一起吃點美味的披薩，那真是美好的回憶。

我也因此給《文匯報筆會》寫了一篇散文《“天堂就應該是圖書館的樣子”》

回國之後，他也無奈被繁重的課業壓迫，閲讀空間也被積壓，但那時形成的好品味會一直伴隨着他，也許有一天他會願意讀一讀王鼎均和齊邦媛的作品，翻一翻宇文所安。

就像何兆武在《上學記》裏反覆講的那樣，讀書不要那麼功利，就像遊山玩水一樣，讀書的快樂內在於讀書的過程之中。

家長在陪伴孩子進行嚴肅閲讀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注意以身作則，一個自己沉迷於刷手機抖音和網絡小説的家長，很難期待自己的孩子對這些有抵抗感，另一方面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像植物在自然中生長一樣，給足閲讀的空氣、土壤、水分等，讓孩子慢慢發現讀書的樂趣，這是一個自得其樂的過程，一定要學會等待，等待孩子找到和發現他自己。

我在《與民國相遇》這本書的後記寫過這樣一段話：

那些當下縈繞在心的諸多焦慮與不安，或許也能在這個過程中迎刃而解。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爸爸真棒”（ID：babazhenbang），作者萬能鹿。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