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生太多影響國家發展，是真相如此還是空穴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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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央行發表《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工作論文關於文科生的論斷一層石激起千層浪。論文提出，要認識到教育和科技進步難以彌補人口的下降，應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論文同時表示，要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這一對於文科的表態，讓本來就在學科鄙視鏈里居於末端的文科，現在更是成為眾矢之的，以至於被網友評論“傷害性不大，侮辱性極強”。

“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是文科誤國真相如此，還是空穴來風言過其實？究竟是什麼造成了“中等收入陷阱”？文科又為什麼被誤會至此？

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銀行2007年發佈的《東亞復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提出來的：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人均國民收入（GNI）在975美元以下為低收入國家，在976美元到3855美元之間為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在3856美元到11905美元之間為中高收入國家，超過11905美元為高收入國家。

如果一個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之後，出現缺乏增長動力，既無法在工資收入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發方面與發達國家競爭的情況，未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就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就東南亞而言，被公認為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只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的香港和台灣，而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國家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於各種原因，一直在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徘徊，先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之所以會產生“中等收入陷阱”，究其根本，是經濟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後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產業結構順利實現了高度化。而東盟四國長期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產業升級乏力，較長時期內沒有改變以資源驅動為主增長方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基本屬於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業，而具有高附加值的支柱產業卻缺乏國際競爭力。

具體來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三國農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都持續下降，目前農業在GDP中所佔比重不到5%。

在工業部門，日本、韓國和新加坡也都逐步實現了工業結構的不斷升級。比如，日本在戰後大力發展食品、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之後工業結構逐步由輕工業向重化工業轉變。

在服務業部門，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都超過了50%，日本和新加坡已經達到70%。

相比而言，雖然東盟四國農業在經濟中的地位也逐步下降，但其所佔比重還是相對較高，而且在某些階段的下降程度較低。例如，韓國和馬來西亞在1970年農業所佔比重都為29%，但到1980年韓國下降為16%，而馬來西亞僅下降到24%，泰國也僅僅從26%下降到25%。東盟四國服務業則一直處於40%左右波動，直到近幾年才有所上升。

此外，日本、韓國和新加坡能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它們致力於國內的科技創新能力也是分不開的。

其中，為改變經濟增長方式，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通過技術立國戰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大力發展戰略性產業，成功實現了由技術模仿向技術自主創新的轉變。

在“漢江奇蹟”之後，為進一步實現產業和結構的升級，韓國也重點培育產業技術創新能力，並制定了《技術研究開發促進法（1973年）》、《產業發展法（1985年）》，加快產業技術成果的產業化和市場化。

新加坡則在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過程中，致力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轉變，並在20世紀80年代實施“第二次工業革命”，大力培養科技人才，實施“自動化、機械化、電腦化”的發展戰略。

日本、韓國和新加坡的研發支出遠遠高於東盟四國——2009年，日本的研發支出達到12687億美元，而印尼只有7.3億美元，菲律賓僅為3.2億美元。就研發支出佔GDP的比重來看，東盟四國比其他國家都要低很多，低研發支出的顯而易見的後果，就是技術與創新能力的不足。

無論如何，中等收入的陷阱，歸根結底都指向經濟增長缺乏新的動力，傳統產業萎縮和新型產業不足造成的結構性失衡——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是經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產業結構沒有及時做出調整，而不是“文科生太多”。

事實上，東南亞國家的長期殖民地歷史決定了東南亞的高等教育大學大多由殖民地統治者開辦，殖民地高等教育的目的則是培養殖民地政府官員及其殖民統治代理人。以至於在東南亞還是殖民地的時期，重點培養了大批的經典人文學科、神學、法律、管理人才。

然而，東南亞國家在二戰相繼獨立後，分別對原殖民地高等教育結構進行了調整。在政府的積極干預下，人文學科畢業生過剩，理工科畢業生短缺的有很大改變。如今，馬來西亞基本完成了文科畢業生佔40%，理工科畢業生佔60%的高等教育專業結構調整。新加坡的轉型最為成功。在1980年代，其理工科畢業生即達到了62%。

也就是説，擺脱了殖民命運的東盟各國在1980年代，其實已經普遍培養了足夠的理工技術人才，但是卻依然在1990年代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這意味着，東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時候，至少是教育結構上是以理工技術教育為主，且也有充足的相應人才，而非“文科生太多”。

“中等收入陷阱”真正的問題是當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週期以後，面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現實，面對產業結構急需升級的需要，面對增長引擎的轉換，面對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事實，如何在制度方面做出正確的回應。而這些問題，卻恰恰是文科、以及社會科學工作者需要研究的問題。文科誤國，這是誤會。

從各種意義來説，我們都在一個向下的時代。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一切標準向最低處看齊，一切低級的都成為新的標準。隨着榮譽隕落，斯文掃地，無恥高舉，在國家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一邊倒、一刀切思維模式下，資本逐利的系統甚囂塵上。而這樣的時代，卻正是迫切需要文科來給人們的精神生活以指導的時代。

貶低文科，異化文科的説法背後，不僅是文科在被冷落，更是技術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的壓倒性勝利。人文學科的邊緣化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人們逐漸失去對豐富多樣的意義和價值的敏鋭觸覺，整個社會價值趨向單一化與平面化。

文科或者人文思想，不能代替政府和公眾來制定公共政策，不能剝奪民眾和民選官員的決策權，但是卻可以給公眾提供信息，讓公眾在好的信息的基礎上做出明智的決策。

1970年代初，美國總統尼克松發起了關於超音速運輸機的研製。當時，尼克松想要像肯尼迪上馬阿波羅計劃一樣，做出一個大技術政績，於是選中了超音速運輸機計劃，即由政府出資與波音等飛機公司合作，研製超音速大飛機，用來做民航或轟炸機。

加爾文作為科顧委委員領導了一個政府諮詢小組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他們告知總統，從經濟效益和環境影響（例如巨大聲震和極高空空氣污染）等因素考慮，超音速運輸機得不償失。在爭論中，加爾文遂決定到國會公開作證，反對超音速運輸機計劃，以致該計劃沒有在國會通過。

正是在國會上，加爾文和其他科學家指出，技術決策不能只停留在狹義的技術理性考慮上，而是要把理性、把客判思維擴展到技術層面之上、放到更廣闊的社會、經濟、政治層面來考察。換言之，倫理學、社會學，甚至歷史學、哲學研究在社會決策層面上都要能夠跟得上時代。如果科技的領先，不能輔之以人文的温度，這必然會對人類整體帶來損傷。

作為人類發展史上的重要分水嶺，新冠已經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思考方式、價值認同。生活的兵荒馬亂、信仰的分崩離析、道德的無所適從，給予人類心靈慰藉的恐怕唯人文學科當仁不讓，人文學科的實質是“人文精神”。人文學科是有別於“科學”的另一種文化。

人文學科並不教人如何成功，而教人如何質疑成功。一個國家的進步也不僅體現在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更體現在人文素養的提升以及社會治理的文明程度上。以善為美，這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義。（本文首發鈦媒體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