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2日，德國學者鄭國恩發表名為《強迫勞動以及新疆境內的勞工輸送框架下的強迫遷移》的報告，聲稱“南疆富餘勞動力的遷移是為了降低當地維吾爾人口比例”“維吾爾年輕人到內地會被漢族同化”。這份報告稱其內容是基於中國南開大學中國財富經濟研究院2019年12月發佈的一份工作報告，後者22日發表聲明，痛斥鄭國恩打着“學術研究”的旗號，顛倒黑白、穿鑿附會，斷章取義地歪曲和錯誤解讀了該院的研究成果。同一天，中方宣佈對歐方嚴重損害中方主權和利益、惡意傳播謊言和虛假信息的10名人員和4個實體實施制裁，其中包括鄭國恩。他渲染的所謂“中國新疆存在強迫勞動”，也是近年來西方反華勢力博眼球的新抓手。23日，暨南大學傳播與邊疆治理研究院發佈題為《“強迫勞動”還是“追求美好生活”——新疆籍工人內地務工情況》的調研報告，以翔實的第一手素材戳破鄭國恩等人散佈的謠言。
實地調研：走訪5家企業，採訪70人
梳理西方涉疆輿論脈絡不難發現，2019年底，新疆宣佈參加“三學一去”（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律知識、職業技能和去極端化）的教培學員全部結業後，此前一直污衊教培中心是“集中營”的西方反華勢力開始尋找新的輿論“爆點”，“強迫勞動”就是其中之一。
近年來，在國際輿論場炮製涉疆謠言的並非只有美國極右翼組織“共產主義受害者紀念基金會”成員鄭國恩。2020年，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拋出一篇題為《出售維吾爾：“再教育”、強迫勞動和超出新疆的監視》的“研究報告”，聲稱有“充分證據”表明，在中國政府的主導下，新疆少數民族勞動者在內地企業接受“強迫勞動”作為“再教育”活動的延續，他們在內地企業務工期間被“嚴密監控，居住在被看守的宿舍，且被限制自由流動”，“沒有宗教信仰和休息休假的自由，且被迫在工作時間外學習國家通用語言和接受意識形態教育”。
“去年看到ASPI的報告時我特別震驚。”暨南大學報告的作者之一尼羅拜爾·艾爾提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她15歲到內地上學，通過自己的努力讀到博士，學術素養紮實。在尼羅拜爾看來，這份報告十分可疑：“裏邊都是一些二手資料，比如衞星圖片、論壇上的信息，完全沒法保證真實性，最後的指控也很荒唐，於是我想實地調研一下。在暨南大學傳播與邊疆治理研究院的支持下，我們完成了調研和報告的起草。”
暨南大學報告使用焦點小組訪談、深度訪談、參與式觀察等研究方法，對廣東省5家聘用新疆少數民族工人的企業進行調查（其中包括ASPI報告中提到的兩家企業），共訪談了包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在內的新疆少數民族務工人員共計70人，觀察5家企業新疆少數民族工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在素材翔實和嚴謹程度上碾壓從未到過新疆調研的鄭國恩和ASPI等反華勢力。
有意思的是，鄭國恩得知暨南大學要發佈這份報告後，21日在個人社交網絡上陰陽怪氣地説：“這是北京的宣傳策略，目的是駁斥我的發現。這項新研究只會發現‘燦爛的笑容’和‘沒有強迫勞動’。”
對此，尼羅拜爾22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不知道鄭國恩是不是心虛了，才提前為自己的尷尬打預防針？我們的報告是對調研事實的客觀呈現，相比之下，我從沒見過鄭國恩的所謂報告裏有什麼實地採訪的第一手信息。如果他自認為是學者的話，就應該秉持學術理性的基本要求，正確看待我們的研究成果。”
這份報告的另一名作者是暨南大學傳播與邊疆治理研究院特約研究員陳寧，她和尼羅拜爾從萌生想法到最後完稿，總共花了約9個月的時間，支撐這份1.8萬字報告的素材全都通過實地調研獲得。報告第一部分提到，這次調研主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新疆少數民族羣眾為什麼到內地企業務工？在內地企業務工的工作及生活情況如何？到內地企業務工對新疆少數民族羣眾有什麼意義？這些少數民族羣眾對未來又有怎樣的計劃？
報告作者之一尼羅拜爾·艾爾提（右五）與新疆少數民族工人交流。
赴內地務工的“拉力”：收入較高，環境更宜居
調研發現，5家企業的新疆少數民族工人全部都是出於個人自由選擇到廣東省務工。原因大致如下：受自然及社會環境吸引（15%）；高收入吸引（36%）；家人朋友介紹（24%）；另有13%的工人受教育資源吸引，8%為了學習語言和技能，5%期望能夠藉此機會開闊眼界。
“人口學中的推拉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和人口自由流動的情況下，人口遷移的原因是人們可以通過搬遷改善生活條件。於是，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生活條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了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就成了推力，這兩種力量共同作用於人口遷移。”報告指出，內地省份更優質的社會經濟條件、更宜居的自然環境成為吸引新疆少數民族羣眾前來務工的“拉力”，而家鄉相對較低的收入和欠佳的自然環境作為“推力”，使他們更願意到內地務工。“不知道你去過和田那邊沒有，下土真的很嚴重。廣東太乾淨了，在這兒我沒踩到過土路，一年四季都濕潤，臉上不用擦油。”一位來自新疆和田的維吾爾族受訪者説得十分直白。
對新疆籍務工者來説，高收入的吸引幾乎是他們來內地最主要的原因。通過對5家企業474名新疆少數民族工人調研發現，他們在內地的年收入基本在49500元至71500元之間，人均55110元（以一年工作11個月計算，因為工人每年有1個月回家鄉休假）。工資最低的新疆少數民族廚師的年收入也可達到38500元。根據《2019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19年全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03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664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122元。不難看出，在廣東務工的新疆少數民族工人的人均年收入不僅遠超家鄉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甚至超過家鄉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優質環境加上較高收入，出疆務工自然會吸引更多人。調研發現，近2/3的工人是夫妻、家人或朋友一起來內地務工。至於他們的日常生活，報告顯示，工人每天正常的工作時間大多為8個小時（部分技術類崗位工作時間更短），分為白班和夜班兩個班次，在企業訂單較多時會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有額外的加班，除了加班和夜班有額外工資和補貼，技術類崗位也有績效工資。調研中涉及的5家企業都為新疆少數民族工人免費提供集體宿舍，一般為2-4人/間，宿舍配有獨立衞生間和浴室，也裝有空調、全自動洗衣機等常用家電；針對夫妻，企業會優先給新疆少數民族工人提供免費或廉價（100元/月）的夫妻房。也有一些工人選擇在工廠附近租房居住（300-400元/月）。
考慮到新疆少數民族工人返鄉路程遠，報告調研的5家企業每年給他們放30天的探親假，按期返回的工人可享受由企業提供的全額補貼，其中4家企業報銷往返交通中的火車卧鋪車票，1家企業可報銷機票。
報告得出的結論是：新疆少數民族羣眾在內地企業務工的任何一個環節都不存在ASPI報告所稱的“再教育”“強迫勞動”和“監視”。報告説：“新疆少數民族羣眾出疆務工是他們自主自願的選擇，所調查企業的新疆少數民族職工各項勞動權利都得到了充分保障。生活方面，新疆少數民族職工有宗教信仰自由、使用本民族語言和文字的權利，可以自由選擇住所等，另外企業為照顧新疆少數民族職工的宗教信仰和飲食習慣，均配備了專門的本民族廚師，提供清真飲食。”
説事實，西方反華勢力“常常裝聽不見”
“一名來自阿克陶縣的維吾爾小夥子在跟我們聊的時候，眼裏發着光。他説，自己在家鄉時到山上放羊，晚上能找個避風的地方、靠着石頭睡一覺就是最大的幸福。”尼羅拜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説，調研期間她每天晚上回到住處都會掉眼淚，一是為這些工人感到高興，同時也因為自己是從新疆走出來的，非常能理解他們的感受。
“我剛到內地上學時，第一次接觸到比較先進的教學環境和授課方式，感覺很新鮮，同時意識到，原來國家發展已經這麼快了。”尼羅拜爾説，那段時間正好是她樹立人生觀價值觀的時候，國家相關政策改變了她的命運。相比之下，彼時仍在家鄉的很多親友連村子都沒出過。“我在喀什疏附縣的親戚家裏有7個孩子，初中畢業之後都務農，人均三畝地，僅靠種地根本沒法脱貧，剩餘的年輕勞動力也容易被引上邪路。”
報告顯示，出疆務工對新疆少數民族羣眾有許多積極意義，包括增加家庭經濟收入、開闊眼界及轉變觀念、提高語言能力和職業技術水平、讓子女享受內地教育資源、提高女性家庭和社會地位等。受出疆務工經歷影響，46%的少數民族工人希望繼續在內地工作增加收入，31%的人計劃用積蓄回家鄉創業，23%的人計劃移居到廣東省生活。
熱衷於抹黑新疆的反華勢力不會在意這些改變命運的故事。鄭國恩在2日的報告中稱，雖然中國強調相關措施首先是為了脱貧，但“很顯然經濟並不是最主要的目的”，而是為了“降低南疆維吾爾族傳統地區的維吾爾族人口比例，打破維吾爾人的村莊以及家庭傳統結構”。
在被問到如何看鄭國恩的“研究結論”時，尼羅拜爾被“氣笑了”：“自願、自由流動是每個人的權利。難道維吾爾族人就應該世世代代生活在新疆，不許去其他地方嗎？冬天的時候，很多新疆少數民族居民會到海南去過冬，按照鄭國恩的理論，這是不是也成了被‘漢族同化’了？”
鄭國恩還宣稱，將南疆的維吾爾族年輕人從新疆送往中國沿海等地區，使他們“被大漢族所同化”，這些被送往沿海地區的新疆年輕人“事實上也是強迫勞動的受害者”，因為他們“別無選擇”，“倘若他們拒絕接受政府的援助，就會被劃入極端分子的範圍，將被送往‘再教育營’”。
尼羅拜爾和陳寧的調研發現，新疆少數民族工人完全能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務工地點和期限。報告提到一些細節，比如“A企業人事部門負責人帶我們參觀，其間有兩個新疆少數民族工人看到人事負責人到了生產線，停下手上的工作專門來問廠裏最近招不招人，因為有3個在東莞打工的工人想過來，人事負責人表示可以明天聯繫他並留下了聯繫電話”。
“先拋出所謂報告，再由媒體跟進炒作，這是西方一些勢力抹黑中國的常見手法。”陳寧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西方意識形態充滿傲慢和“雙標”，普通民眾亦對新疆知之甚少，即便説事實，對方也常常裝聽不見。“比如BBC這樣的媒體，已經快有百年曆史了，現在它的所作所為是在毀壞自己的聲譽。至於這些標榜自己‘關注新疆人權’的學者和媒體，每當聽到此類論調，我心裏都會蹦出一句話：在西方這些‘棋手’眼中，中國新疆的老百姓就是棋子，棋手愛的只有贏，哪個棋手會真正愛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