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寧國協同機械廠的日子
瞿惠相
第752期
我1965年初中畢業時，經華東機要局批准，由上海市水產局把我們招錄去培訓學習機要翻譯。1968年6月份，因我們的機構撤銷而改行，被分到了小三線寧國協同機械廠。
我第一次進山時乘在日野卡後面，300多公里路程開了8個多小時才到廠所在地。當時廠裏還沒有電，都是點蠟燭。喝的都是山裏面的水，沒有自來水。住的是乾打壘，就是土打起來的房子。就這樣一直到了1968年年底，那個時候電有了，就開始籌備新40火箭炮生產線。
協同廠生活區全景圖
見證“新40”火箭筒的誕生
1968年的時候國家已經在考慮怎麼樣研製“新40”火箭筒。1968年底我分配在靶場，主要是搞新40火箭筒的各種試驗。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蘇聯的坦克在戰場上橫衝直撞，我軍很難對付，吃了許多虧。當時中央五機部下了命令，讓我們研製生產“新40”火箭筒。它的射程是“老40＂的3倍，威力明顯提高。採用光學瞄準鏡，可以測定目標距離，可以修正目標速度和風對彈道的影響。
由於“新40”對“老40”的缺點有實質性的改進，因而定型後很受部隊的歡迎。珍寶島戰場和1979年對越自衞反擊戰中，可以有效攻擊蘇軍T62坦克和在越南戰場上摧毀碉堡、坑道、掩體等工事。
1969年三四月份的時候，我們就開始研製新40火箭筒。那個時候全廠上下團結一條心、革命加拼命，“研製新產品，打擊帝、修、反”的大標語掛在一車間內，全廠從投料到產品出來一共大幹了56天，我們的工人都睡在車間裏面白天黑夜的幹。
我和張立羣同志當時負責靶場工作，在奮戰“新40”的日子裏幾乎吃睡在車間裏面。
40火箭炮用的炸藥需要24小時保温，就要每天派兩人值班不能睡覺，有一次炸藥爆炸，兩名工人嚴重燒傷，其中一名至今不能生活自理。
新40火箭炮試驗平台
第一個“新40”火箭炮樣品出來後，就在靶場打響了第一炮，試驗結果總體符合技術標準。到了五六月份，新40火箭炮正式出來了。當時有一個目標：在7月1日之前新40火箭炮經國家鑑定合格，向黨的生日獻禮。6月28日，我們開了一輛解放汽車，上面搭了帆布棚，參試人員就睡在車上，日夜兼程，趕到湖南282廠進行國家鑑定試驗。
當時從部隊到地方都非常重視，毛主席的親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孔副司令親自到場，時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華國鋒也在百忙中親臨現場，觀摩了我們的試驗，“新40”火箭炮第一發打響了，平衡度、穿甲力和秒速度都在合格範圍內，穿甲能力強，從45度角度可以打穿160-180mm鋼板，打蘇聯的T62坦克顯然是沒有問題的。幾次試炮以後，孔副司令非常高興地説：“很好，回去以後趕快生產。”
炮手與技術員在韶山留影
廠裏開始批量生產的時候是非常艱苦的，車間裏面日夜工作，而且技術工人都是逐步到位的，很多人都是分批進去的。當時雖然有一點好的設備，但還不夠，需要自力更生，自己設計自制一些夾具，沒有現成的設備，也沒有現成的圖紙，技術人員與工人一起吃睡在車間裏，一起攻關。
我們生產的“新40”火前筒，除了送到珍寶島之外，還送到越南戰場。當時抗美援越，我們也送了很多產品過去。誰知道1979年自衞反擊戰的時候，越南掉過頭來用這些武器打我們了。
小三線的生活
我們的工廠座落在楊獅村，農民就住在廠周圍。有時候星期天當地農民與我們職工相互走來走去，有的人還交上朋友了。
為什麼交朋友呢？有幾種情況。第一種人家認為你是上海人，上海的東西多、質量好，有些東西我們可以從上海帶過去，比如肥皂、牙膏等日用品和卷面，他們當地沒有。我們買了以後就給他們一點，他們感覺到蠻好的。我們在當地呢，也會買一些雞蛋啊、雞之類的，有時候我們用上海糧票、全國糧票到農民那裏換雞蛋，兩方面互補，關係很好。
廠跟當地之間有時候也有摩擦。譬如説我們要用電，他們也要用電，就把電線接到我們的高壓線上面，我們就不讓他們接，他們就不高興。這是一種情況。
另外比如説我們經常要放電影。在露天放，大禮堂不行。有的農民帶着乾糧從很遠的地方過來，翻山越嶺要來看電影。有老人有小孩，他們很早就佔好位子，在這過程當中經常與職工們發生糾紛。當地人看了電影后高興得不得了，回去後一講，那些從來沒有看過電影的大人和小孩來的更多了，農民翻山越嶺，有的要走幾十里路從四面八方趕來。
當地有些老人以前連汽車都沒有看到過。我們最早的一輛車是吉普，開進去人家都搞不清楚，這到底是吃草的還是吃什麼的。
後方的娛樂應該説是比較少的，我們為了豐富職工文化生活，千方百計地組織搞一些活動。比如説放電影，電影是整個後方廠輪流放，過一段時間就過來。這是一個情況，另外上海也會派一些小分隊、歌舞團過來演出。除了這些以外，我們企業裏面也搞一些自己的文化，搞文藝小分隊、廠乒乓球隊、籃球隊，每年組織廠運動會等等。
小分隊都是自己創作，自己排練，自己演出的。這些文藝題材都是從廠裏生產和生活中提煉出來，然後編成節目，很受職工歡迎，搞得還是比較像樣的。我們有一位同志原在浙江越劇團，隨愛人進了廠，在她的組織帶領下，排練了越劇《紅燈記》在廠內外演出。我們廠的小分隊還曾經到南京軍區慰問演出。
問題突出，人心不穩
到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軍品下馬了，上級提出要以民養軍。也就是説，想辦法用一些民品來維持企業生存。
當時我們是屬於上海管的，上級領導是上海機電局。機電局當時把一些民品拿出來，讓我們企業生產。生產過軍品的，民品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原來的包建廠是上海電焊機廠和上海鼓風機廠。電焊機廠是生產電焊機的，在全國很有名。當時他們就把一部分電焊機產品給我們做，另外還做了一部分通用公司的閥門。
教育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當時我們很多父母都是大中專畢業的，他們感覺到自己已經在山區了，關鍵是小孩的教育。在這個地方讀書條件差，外面的信息不靈，這些家長對辦好學校的呼聲很高，我是負責教育工作的，我們搞了一個廠子弟學校。
開始的時候只有一個小學，後來我們辦了一箇中學。另外還有職工教育這塊，統一由教育科管。我是既管教育科又管學校，兼學校副校長。
當時我的壓力最大的是什麼呢？學生的升學率。辦學的過程當中，首先要把好的老師找來。原來廠裏面有一些人本來就是老師，是跟着自己的愛人進廠的，有的是正規的師範大學畢業的，有的是中專畢業的。
先把這部分老師集中起來，不夠的再到外面去引進一些好的老師過來。另外再從工人當中培養一些教師，有些工人外語學得比較好的，進行短期培訓後，就請他們做外語老師。我們的師資力量就是這樣組成的。
我們的壓力為什麼大呢？因為家長對學校的要求是很高的，因為他們都有文化。假如説這個學生今天考試考得不好，回去一講，家長會問我們的老師，一個個電話打給我們，他們會説：有的人為什麼考九十幾分，有的人為什麼考八十幾，而為什麼有的人考不好？他們可能不會怪學生，只會怪老師，有些家長可能會打電話給老師。
為了提高學校教育質量，那我們就動腦筋，我們就跟上海的重點學校聯繫，我們與上海比較好的北京東路小學掛鈎；中學部分我們和控江中學、松江二中以及嘉定二中掛鈎。另外一個小三線廠與格致中學、嚮明中學掛鈎。我們利用每年暑假讓教師到上海接受培訓。另外把上海的老師請過來上公開課，提高我們的教學水平。
但是人家説這樣還是不行，你這些試卷是自己出的，考高了考低了，我們怎麼知道呢？我們後來想辦法，比如北京東路小學中考參加區考，我們把他們的卷子拿過來，考我們的學生。這樣做不只是在考學生，也是在考老師。中學也是這樣，控江中學的卷子拿過來考我們學校的學生。
廠子弟學校與上海通用公司教育科領導合影
這祥一來，老師反映比較大：你是在考我們，所以老師的壓力很大。他們實際上已經很辛苦了，那個時候的老師加班加點是沒有報酬的。給學生補課加班加點，我們那麼辛苦你們還要考我們？他們對學校有意見，特別是考得不好的時候，家長責怪老師，個別老師就鬧情堵，不願意當教師了。我們只好出來做老師的工作，這個矛盾很大。
這樣堅持下來，逼着大家把教育搞上去。後來大家慢慢地也適應了，我們的教育與市裏面教育縮小了差距。經過一段時間下來，我們的教育質量上去了，有學生考到交大附中的，考到控江中學的也有幾個，所以人家覺得我們的教育質量還可以，有效果。
上次我還在路上碰到一個學生，他叫我校長。我説你是誰啊？原來他是我們學校裏面最調皮的皮大王。他現在在美國花旗銀行工作，收入很高。他説我請你吃飯，我現在有錢。這些小孩當時都在那裏讀書的，而且他們也很留戀這段時光，現在他們好多人都過去看過小三線那些老地方。
另外還有就是婚姻問題。相對來説我們這裏的婚姻問題比較好一點，我廠男女比例基本上還是比較平衝的，也沒有人徵婚到我們廠。
20世紀80年代各種問題比較突出，那時很多人想回上海，千方百計要調回上海。
當時是有規定的：第一，家裏是獨生子女的，到了小三線以後，如果父母生病了是可以照顧的。當然這個照顧也是很有限的，要經過後方局批准，要勞動局一級級批。
另外一種情況是，有些人通過外面的渠道，調到外面去。譬如我們學校裏面有一個老師，他後來就是通過關係調到常熟去的。還有一些家庭確實有困難的，照顧一下回上海，這個數量是很有限的。
因為那麼多人都想回上海，所以卡得很緊。夫妻分居的人多，沒辦法回去。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我們有幾年春節是不讓放假的，叫過革命化春節。
到後來幾年情況好一點，很多人都回上海去，廠裏面只要留一點人值班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放他們回去。剛開始1969年、1970年的時候都不讓他們回去，而且回去也有比例。一個部門回去幾個人都是規定的，要經過批准的。
穩步調整，有序撤退
小三線調整是中央的決策，當時國務院發文件説小三線要調整，一方面是因為軍品少了，另一方面就是説，在和平時期這樣生產的話，浪費太厲害。所以中央要考慮撤銷這小三線，讓大部分人員回上海，安徽當地招工的就地安排，廠房、機器設備和其他設施全都留在當地。
準備撤退的時候，我們企業應該説還是做得比較好的，我們廠應該説還是可以的。我們那個地方的組織體系還比較全面，一些幹部的責任心也比較強。所以他們該工作的還是工作，該生產的生產，努力做到搬遷跟生產兩不誤。
我們廠轉民品的時候，生產了電焊機還有閥門。電焊機銷路本身還是可以的，因為這是上海電焊機廠給我們做的。他們把一部分產品給我們，就等於説還是包銷的。我們還有一點點軍品。基本費用有了，再搞一點民品，這樣基本上就還能過得去。
交接的時候工作也是做得很細的。上級規定小三線的所有財產都不讓帶，全部留在安徽。但是實際上從企業來説，還要回上海辦廠，很多東西都派得上用場，所以把一些重要的東西、有用的東西偷偷放在卡車上運回上海。
就這樣拿了一部分，比如説比較好的量器具。但是更多的東西都是沒有拿，那個時候我們是很規矩的，生產上面用的比較好的設備都是要有記錄的。這些東西都有帳本，當時的人也是比較淳樸，這些設備都沒有搬。
楊獅村的路，通向遠方
我們1986年開始撤退，可以説是有序撤退。我們廠有一二百户家屬，那麼多傢俱要往上海搬。要組織好力量分期分批過來。一部分單身的人要逐漸回上海安排工作。撤的過程當中也很複雜，有那麼多人，那麼多傢俱而且不能損壞東西。一户人家至少要一卡車。
我們機電局老局長朱一凡具體負責小三線安置工作，安排落實造房子，人員安置、幹部安置都是他管的。
當時我們很多企業都在閔行，要把房子造在紅旗新村那裏。剛開始過來的時候房子還沒有造好，三年以後才造好。沒有房子有的人住在親戚那裏，有的人住在廠裏的宿舍。
當時小三線人回到上海的時候，上海重型機器廠的人覺得你們小三線的人已經不錯了，每家都有一套房子。他們在廠裏工作了一輩子都沒有分到房子，很羨幕我們。
這是國家考慮安置小三線職工的，目前很多人還住在那裏，也有一部分人將原來的住房置換處理掉了，到外面買房子了，但大多數人還在那裏。
瞿惠相：男，1948年出生於上海崇明。大學學歷，1966年8月任上海市海洋漁業公司機要通信科總枱機要譯電員。1968年7月起先後在上海小三線協同機械廠新40火箭炮試驗場、政工組、宣傳科、教育科和職工子弟學校等部門工作。返滬後曾經在上海重型機械廠工會辦公室，上海市總工會辦公室。上海市機電工業局黨委辦公室和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信訪辦等單位工作。
製作：童達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