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孫通多次背主，為什麼還有人稱他為“聖人”？

叔孫通在歷史上的爭議確實很大，後世的評價也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叔孫通以後到北宋之前，這一時期的人將叔孫通視為漢家儒宗，他的學生稱他為聖人。但是北宋以後叔孫通卻被稱為趨炎附勢的小人，而且還將秦朝滅亡的部分責任推到了叔孫通的身上，但是叔孫通在漢朝確實起到了應有的作用，為漢朝制定自己的禮儀，雖然並沒有漢武帝以後的那樣系統獨特，但至少在西漢前期叔孫通為其制定的西漢禮儀也奠定了日後漢武帝的進一步改革，那麼對於舒孫通的評價，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呢？

叔孫通是故秦博士，在秦始皇時期就已經是博士。在秦二世時期也算得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但是秦二世第二年，就爆發了陳勝吳廣起義，當時趙高欺上瞞下，直到起義軍攻克陳，胡亥才知道起義軍的實情，但是胡亥並沒有做出任何處理天下大亂的行為，反而採取鴕鳥政策，甚至一聽到大臣們建議出兵圍剿便大發雷霆。當時叔孫通諫言，其實事情並沒有那麼嚴重，天下大部分安定，上有明君下有法令並無造反，不過雞鳴狗盜之徒襲擊長官。只要將這些人逮捕就行，不必大驚小怪。

秦二世為此非常高興，並下令將所有説天下造反，併為此造謠的官員下獄。認為這些只是，雞鳴狗盜之徒的官員則一律獎賞。叔孫通也因此被獎勵20匹絲綢，還被任命為博士長官。這一切結束之後，叔孫通並沒有領取獎勵，而是連夜逃出咸陽投奔項梁。這就是很多人對叔孫通不恥的一點，當然這是北宋以後的事。

前二世在當時難道真的採取鴕鳥政策嗎？

恐怕未必，因為他得位不正，所以他和趙高一直在找各種各樣的藉口去逮捕和懲罰那些對他繼位抱有疑慮的官員。趙高作為胡亥的老師，胡亥自小便對其信任有加，而且其父的光輝事蹟太過偉大，農民起義在此之前從無發生，有的只是貴族之間的戰爭，即便禮樂崩壞貴族消失。對於秦二世而言，他也認為這個世界上的任何暴力和政權的更迭已經結束，就好比資本主義社會的帝國主義國家，在對全球進行殖民並瓜分以後，他們也認為政治的演進到此為止。

這一點秦朝時的趙高和胡亥也是這麼認為的。所以秦朝一直到末年，其最主要的防範對象都是六國復辟勢力，而非能夠引起天下大亂的農民起義，所以即便得知實情，他也並不認為農民起義軍能掀起多大風浪，只不過一時得勢而已。但是對於他的統治基礎和法理性而言，他更願意先處決那些對他以疑慮的官員，而叔孫通就在這一事情期間説了假話。相比於其他人，而言，叔孫通更有變通能力，他知道秦二世並非明君，説任何一句忤逆秦二世的話，便會招來殺身之禍，所以説了一些顛倒黑白的話，得到秦二世的賞識，隨即逃出咸陽。

隨後項梁戰死叔孫通就投奔楚懷王，楚懷王死後重新歸附項羽，後來劉邦攻打彭城，他又投靠劉邦。可以説叔孫通一直想找一個能夠安定天下大事的人。他所投奔的人也都是在特定時間具有絕對軍事實力和政治實力的集團，但是他又沒有軍事家和政治家一般的頭腦，所以他一次並不能找到真正的能夠代表未來王朝的領導者，所以多次投奔，這對於堅信禮法的儒生而言是不可容忍的，也認為這是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

但叔孫通彷彿並不糊塗，如果叔孫通只有這樣趨炎附勢溜鬚拍馬的能力，那麼也不會被漢朝以及之後的儒生評價如此之高。實際上叔孫通最大的功績就是制定禮法。古代的禮法是禮制和法律，是維護古代根本社會及政治秩序的一項規章制度，類似於如今的憲法，即便秦國商鞅變法，以法治取代禮治，但是禮法並未因而廢除。秦始皇所反對的是西周已經過時的禮法，對於自己，秦始皇也有自己的考慮。他召集天下博士，建立博士學官就是為了制定秦國的禮法。但是這一件事情因為焚書坑儒的負面影響而被後世忽略，而叔孫通就是其中的一員，所以在漢朝建立以後，叔孫通結合西周和秦國的禮法為漢朝制定了最初的立法規章，所以司馬遷才稱其為漢家儒宗。

他的禮法並非簡單的復古，對於西周和秦國都有較為理智和全面的繼承與變通，與其説叔孫通是一個投機分子，倒不如説他一直想要把自己所認為的禮法概念傳揚出去，成就日後一個真正能成為天下之主的人，制定一套自己認為合乎時宜的禮法，叔孫通確實先後背棄多個主人。但是他投奔的領導者的失敗，卻並非因為叔孫通，叔孫通所説的一些話只不過是順勢而為，他不會去堅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迂腐，若是為了天下黎民着想，又何必對於一個腐朽的政權極盡忠誠，知其不可為呢？

叔孫通的具體邏輯觀念其實與後世並不同。在他投奔劉邦以後，他並沒有將自己的徒弟和朋友介紹給劉邦，而是選擇把那些刺客壯士介紹出去，學生非常氣憤，認為叔孫通是胳膊肘往外拐，但是叔孫通給出的解釋是天下正值紛亂之時，漢王需要勇士，你們這些學士何人可行？只有當天下統一制定禮法之時，你們才會派上用場。治世當之勢之實務，而這一點後世儒家學者普遍做不到，在他們看來更像是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

他們並不會像叔孫通一樣用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就像西漢後期的鹽鐵論一樣。當時的儒家學者對國家基本情況毫無所知，中央財政需要大量的軍費去應對匈奴，但他們卻説這是勞民傷財，與匈奴講道理感化他們。當各地豐欠不一致時，中央政府要求富餘的地方對災區進行糧食補給補齊，同樣被儒家學者認為勞民傷財徒勞無功，製造各地混亂。他們照比叔孫通而言實在差的太遠。

他們只將道德與禮法視作，唯一這個世界上最高尚的東西予以頑固遵守，而不顧實際情況的轉變。後世儒家學者為了所謂的道德觀念很難看清天下大事，也很難理解識時務是什麼東西？而叔孫通之所以被認為是聖人，就在於他知道天下應當最需要的是什麼？天下最不值得需要的是什麼？被天下所拋棄的，他便順水推舟或者黯然離去，看來極有可能成為未來天下代言人的便欣然投奔。但是儒家在之後的發展出現了變種，越來越畸形化，對於叔孫通的本人逐漸從讚揚變為諷刺。

尤其是北宋以後理學興起，理學究竟是一項哲學，還是一項統治工具，恐怕兼而有之，但對於統治工具的這一層而言，他們確實無法認可叔孫通的這種情況。尤其是南宋以後學術的迂腐和思想上的僵化，也使得儒家更趨保守化。其對封建禮法的頑固與刁鑽，更讓那些他們看不上的沒有道德的歷史人物難以翻身，包括這位儒家曾經的聖賢。他們逐漸將道德立場固定化，不顧環境變遷，從而闡發了一種迂腐的忠君思想，宋代以後的儒家更保守，失去了原有的包容與活躍，更失去了漢朝時期儒家的海納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