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搜題”類App下線
“科技助教”如何走好未來的路？
“雙減”對作業App和麪向學前幼兒的線上培訓類App的治理，是希望培訓機構做符合育人規律的教育產品，不能只顧做生意，做出違反教育規律的事。
——熊丙奇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教育專家
◎實習記者 孫明源
新一年寒假到來之際，“雙減”又有了新動靜——近日，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通知，對加強教育App管理推動與“雙減”政策銜接提出明確要求。通知指出，對於提供和傳播“拍照搜題”等惰化學生思維能力、影響學生獨立思考、違背教育教學規律的不良學習方法的作業App，暫時下線，整改到位並經省級教育行政部門審核後，方可恢復備案；未通過審核的，撤銷備案。
在2021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當中，就明確線上培訓機構不得提供和傳播“拍照搜題”等惰化學生思維能力、影響學生獨立思考、違背教育教學規律的不良學習方法。如今，教育部發出通知，要求這類作業App暫時下線，是在執行“雙減”的規定。
對於“拍照搜題”類App和“科技助教”，不同的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家長：“拍照搜題”弊大於利
“拍照搜題”類App的具體應用情況如何？科技日報記者採訪了幾位不同學段的學生家長，結果表明此類App在“刷題”需求較大的中學生當中應用較廣，小學生則使用不多。確有家長反饋認為，“拍照搜題”類App會惰化學生思維能力。家住河北石家莊市，經常輔導上初中的表弟功課的大學生劉昊(化名)説，表弟之前經常使用“拍照搜題”抄寫答案，學習習慣非常不好。
不過，也有網友認為，試圖抄答案完成作業的學生無須App的幫助，也會尋找紙質版的答案，又或者直接照抄同學的作業。因此，“拍照搜題”類App影響的其實是真正認真自學的學生。對此，劉昊結合自己的經驗分析説，抄寫紙質答案和照抄同學作業都是有“門檻”的行為，並不能簡單隨手而得，需要學生付出時間和人情。但“拍照搜題”類App消除了這一“門檻”，只需拿起手機拍個照，就能得到想要的答案，這本身就會使更多學生選擇偷懶。
“另外，在教學考試活動當中，中學教師經常自行組卷，並不總是使用現成的教輔材料。這些試題原本並無紙質答案可尋，但有了App就不一樣了。”劉昊分析説，在他看來，“拍照搜題”類App的存在或許有利有弊，但是整體而言還是弊大於利，“不排除有些學生自制力很好，能把‘拍照搜題’當成‘好助教’，但我相信，我表弟這樣的學生在人羣當中更加普遍。”
教育從業者：“看答案”是件複雜的事
“‘拍照搜題’類App其實不是隻有學生在用，我們老師也在用，它是很好的備課工具，對於教育資源匱乏地區的老師更是如此。”來自遼寧撫順的高中教師方磊(化名)在訪談中談到了自己的情況。
他認為這類App對於教師而言，是可利用的教學工具，相信整改到位後的App，將更利於幫助教師完成教育教學。
曾從事在線教育創業，現任某校園數字化項目負責人的陶晨毅也提及，教育科技真正的核心服務對象，不應該是學生，而是老師。她説：“我們總是忽視老師也需要成長，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受教育者，忽視‘教學相長’這個理念。讓教師從日常繁複的行政工作中脱身出來，更好地聚焦在學生和學習上；讓教師擁有更好的學習和成長方法，更簡約的工作方式，才是教育科技真正應該努力的目標。”
陶晨毅也聊起了自己對“看答案”的理解：“我曾經在全國各地多個高中做過講座，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講‘巧看答案’——遇到毫無頭緒的題目，思考一會兒後，可以先看答案，但看完答案必須把答案的解題過程搞懂，並且要對這道題做特殊標記，等複習的時候要重新把這題再做一遍，確保能獨立徹底理解。”
這也正是為什麼教育部要對那些惰化學生思維能力、影響學生獨立思考、違背教育教學規律的“拍照搜題”類App，進行規範整改，讓科技真正能夠對教師、學生起到幫助作用。
“有些老師、家長視‘看答案’為洪水猛獸，一説‘看答案’就説是不獨立學習，此言差矣。要知道所有的學習都是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某種程度上説，看課本就是在看答案，看科學家、學者對知識總結的答案。上課的時候無論是語文、數學還是體育、音樂、美術，不也是老師先演示一遍再讓學生去做嗎？我們常説先模仿再超越，就是這個道理。”陶晨毅提醒説。
陶晨毅總結説：“‘看答案’這件事，對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要求很高。對於很多學生而言，‘拍照搜題’類App的存在就等於誘惑他們抄答案。”因此，應合理規劃學生對於“拍照搜題”類App的使用頻率與使用方式，畢竟有自律自學意識的孩子只是少數，這部分孩子即便沒有“拍照搜題”類App，也能很好地自學。但對於更多還沒有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與科學思維方法的孩子來説，則需要謹慎利用“拍照搜題”類App。
專家：合理引導“科技助教”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教育專家熊丙奇在接受採訪時指出，暫時下架“拍照搜題”類App，並不是要對這類App“一刀切”，而是一種對作業App進行合理引導的舉措。
“‘拍照搜題’類App確實會使學生產生依賴性，但政策並非不允許所有作業App存在，而是要引導其趨利避害，限制作業App的弊端，發揮作業App的優勢。作業App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在佈置個性化作業、彈性作業，反饋學生作業效率等方面還是具有其優點的。”熊丙奇説。
“在‘科技助教’中，科技必須起到促進教育的作用，尊重教育規律，不能有違教育初衷，刺激應試焦慮，甚至使得孩子養成不良的學習習慣。‘雙減’對作業App和麪向學前幼兒的線上培訓類App的治理，是希望培訓機構做符合育人規律的教育產品，不能只顧做生意，做出違反教育規律的事。”熊丙奇補充説。
談到“科技助教”和當前教育的長期努力方向，熊丙奇認為，從根本上來説，還是要培養學生的良好學習習慣，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而這就需要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各司其職、共同努力，“科技助教”便可參與其中。“讓作業成為學生的作業，由學生獨立完成。家長也要減少對孩子作業的參與。這既可以緩解家長的焦慮，也可以培養孩子的獨立性和責任心。”熊丙奇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