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名垂千古重山丘

各位看官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呢，歡迎在評論區告訴小編哦

讀者朋友們你們知道嗎？其實寫一篇文章也不容易，非常感謝您萬忙中點開了小編的文章

作者 馬穎娜

當代雲南多民族交融共生、和諧發展的省情，有深厚的歷史根基，與歷代中央治理雲南的政策密不可分。尤其元代之後，雲南建立行省，中央直接委任行政官員治理雲南，雲南地方的發展逐步融入國家大一統的歷史潮流中。明代“洪武開滇”後，中央王朝非常重視雲南地方的治理，朱元璋派出親信沐英鎮守雲南。

沐英（1344~1392年），字文英，濠州定遠（今安徽省定遠縣）人，明朝開國功臣，軍事將領。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沐英與傅友德、藍玉率兵30萬徵雲南。雲南平定後，沐英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至二十五年（1392年）奉詔留滇鎮守，其治滇近10年間，建立衞所、移民屯田、傳播儒學，為恢復和發展雲南社會經濟和文教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為維護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鞏固祖國的西南邊陲立下汗馬功勞。

　建立衞所，恢復社會秩序

明洪武九年（1376年）起，地方上改元代的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簡稱布政司），與提刑按察使司（簡稱按察司）、都指揮使司（簡稱都司）並稱“三司”，分掌一省行政、司法、軍事。三司互不統屬，各對中央負責。都指揮使司負責管理轄區內衞所，以及與軍事有關的各項事務，是地方平時最高軍事領導機構，隸屬於中央的五軍都督府，並聽命於兵部。衞所制度是明代基本的軍事制度，據《明史·兵志》載：“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衞所，外統于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各都指揮使司下轄若干個衞，衞下轄一定數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

雲南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設立三司，由都指揮使司統領各個衞所。雲南的衞所制度，在沐英鎮守雲南期間形成基本格局，為雲南社會的安定和生產恢復奠定了重要基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軍剛剛平定雲南，朱元璋就開始籌劃雲南的日常軍備，他遣使諭沐英等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劃佈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率諸軍。”於是立雲南都指揮使司，雲南的衞所便逐漸開始設置。

沐英鎮守雲南期間，雲南都司共有14衞、7守禦千户所，形成以雲南府為中心，東至曲靖，西至大理，東南至普洱的分佈趨勢，後世雖然增設過許多衞所，但整體的格局基本沒有發生改變。這一時期雲南衞所名稱如下：

14衞：雲南左衞、右衞、中衞、前衞、後衞、大理衞、平夷衞、曲靖衞、楚雄衞、陸涼衞、永昌衞、越州衞、蒙化衞、景東衞。

7守禦千户所：宜良守禦千户所、安寧守禦千户所、易門守禦千户所、楊林守禦千户所、木密關守禦千户所、定遠守禦千户所、姚安守禦千户所。

　屯田移民，發展社會生產

衞所制度在雲南建立，穩固了中央對雲南的治理，沐英亟須重點解決軍需供應和雲南社會發展的問題。

沐英在戰亂初定之時，便開始組織大量開墾荒地，發展屯田，重視農業發展，將屯田多寡作為軍士獎罰的標準之一。《明史·沐英傳》載：“在滇，百務俱舉，簡守令，課農桑，歲較屯田增損以為賞罰，墾田至百萬餘畝。”這裏的屯田應包括軍屯的成分，沐英把屯田的增減，作為考核地方官吏和軍隊業績的重要內容和賞罰標準。《明太祖實錄卷·一七九》記載，洪武十九年（1386年）九月，“西平侯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令軍士開耕，以備儲偫。’”沐英上奏請旨在雲南實行屯田，墾田的主體是軍士。軍屯的實行既保證了駐守雲南軍隊的口糧，為朝廷節省了財政開支，也為沐英及軍隊長期駐守滇地奠定了物質基礎。

沐英鎮守雲南期間，推行屯田的區域大致是：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撤、盤江、畢節、昆明、姚安、大理、祥雲等地，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雲南各衞基本上皆已實行屯田，面積達百萬餘畝。

明代初期的雲南，百業待舉，百廢待興，加之駐軍和屯田之需要，人口和勞動力嚴重不足。於是，沐英通過移民解決雲南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沐英前往京師覲見明太祖，在還鎮雲南時，“攜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餘萬人入滇。給予籽種、資金，區劃地畝”，將這些移民分佈於“臨安、曲靖、雲南、姚安、大理、鶴慶、永昌、騰衝各郡縣”，並奏準“移山東、山西、江西富民六十餘户以實滇”；次年，沐英又奏準“移湖廣、江南居民八十萬實滇”。據記載，沐英在奉詔留鎮雲南的十來年中，共計移民達400餘萬之多。這些來自內地的移民，逐漸形成漢族移民與雲南少數民族交錯居住、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的歷史進程，改變了雲南的民族分佈狀況，推動了中原文化在雲南的普及和發展。

通過屯田，內地移民與少數民族長期生活在一起，相互學習、相互融合：一方面，先進的科學文化廣泛傳播於少數民族地區，先進的耕作技術也隨着屯田在雲南傳播，從而提高了雲南地方的生產技術，改善了生活質量；另一方面，屯田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如原居住在雲南府昆明縣的一些少數民族，“歸化久，服食皆同華人”。這種情況普遍存在於雲南各地，“各種人被聲教久，漸改夷風，可謂善變矣”。

推廣儒學，促進文化認同

沐英在滇大力推廣儒學，貫徹朱元璋“以儒治國”的文化方針。朱元璋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就詔令天下府州縣盡建學校：“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又於洪武三年（1370年）開科取士。平定雲南後，沐英力主將全國文化政策推廣至雲南，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奉詔在雲南“選貢”參加應天府的鄉試，整個明朝時期“雲南共有255人考中進士”。朱元璋重視教育在邊疆安定中發揮的作用，據《明史錄·太祖洪武實錄》載：“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雲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弟孫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理爭鬥之事，亦安邊之道也。”沐英也認識到，只有加強儒學教育，才能使邊疆土官知忠孝節義，增強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的凝聚力。沐英推廣儒學的政策，得到邊疆少數民族的積極響應，明朝廷也對這些邊疆學生給予優待。洪武十七年（1384年），普定軍民府知府者額，遣其子吉隆及其營長之子阿黑子等16人入太學，朱元璋命“賜國子監雲南生吉隆等冬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雲南烏撒軍民府土官知府何能，遣其弟忽山及囉囉生二人，請入國子監讀書，賜鈔錠”。同年，“雲南烏蒙、芒部二軍民府土官，遣其子以作、捕駒等，請入國子監讀書，賜以衣鈔”。之後，雲南地方土官陸續派子弟到國子監深造。

沐英切實貫徹中央推廣儒學的政策，還修復了雲南的元代舊學，新建府學、州學、縣學幾十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置雲南沅江府儒學”。沐英推廣儒學，教化民風的作用十分明顯。史載，“公遂留鎮其地，傳子及孫，世重儒雅，而藩憲良臣率多尚文治，風俗於是乎漸變，士有階賢和而升者矣”。於是，雲南邊疆民族地區出現了“家詩書，人禮樂，文物彬彬，直與內郡比”的儒學興盛局面。“迄於有明，薰陶培養，風氣日開，禮俗、人文無異於中州矣”。

沐英治滇，成效卓著，“手定雲南之經營，未十年百務俱舉”。經過沐英對雲南的治理實踐，雲南的政治體制趨同於內地，經濟人口格局徹底轉變，國家文化認同逐步加強，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進程成為雲南歷史主流。

　朝乾夕惕，英名載於青史

沐英之所以能在雲南建功立業，有各方面的條件，也與他超人的勤政精神密不可分。據明代長期在滇為官的著名學者程本立撰《黔寧昭靖王廟碑》載：“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問遠邇。詔示西平，其填撫之，以燠其寒，以飲其飢。’西平奉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沐英治滇十年中，一直忙於公務，期間僅利用覲見之機返鄉一次，在故鄉亦不過十日而已。《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月，沐英自雲南抵京。覲見之時，明太祖嘉許沐英：“自汝在鎮，吾無西南之憂！”沐英不僅深得明太祖信任和依託，也備受雲南民眾的愛戴。當沐英進京覲見時，“雲南之民無老幼，惟恐其不來也，鹹戚然東向，望者屢月。及聞還，各相率遠迓數百里之外”，“（沐）英回，蠻夷酋長越境款迎，軍民室家相慶”。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十七日，沐英去世，消息傳出，雲南各界及男女老幼“莫不奔號其門，泣語於路”。明太祖破格追封沐英為“黔寧王”，諡“昭靖”，並賜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山，命塑像祀於功臣廟，並追贈其三代。得知沐英逝世消息，許多到過雲南的文人墨客和官員，紛紛寫詩著文以表達哀思，“遠遊詞客、謫宦墨卿多以詩挽之者”。和州人潘仁作輓詩《中原父老》，追思悼念沐英：“大星一夜西南落，萬里誰分聖主憂。心到九泉昭日月，名垂千古重山丘。中原父老思羊祜，絕塞羌夷哭武侯。藪澤書生懷德義，清鉛滿掬淚難收。”詩中把沐英比作魏晉時期的羊祜和三國時期的武侯諸葛亮，這是對沐英極高的評價。

（作者單位：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文獻所 圖片攝影：耿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