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經典 （ID：Thinkingdom），作者：顏和，原文標題：《我走進職校，看見“混日子”背後的期待、無奈與悔恨｜我真有個朋友》，頭圖來自：電影《壞孩子的天空》
寫在前面
“分流”，原指河流分道而流，而在互聯網上輸入這兩個字，檢索結果幾乎都關於初中後的“普職分流”。今年5月1日實施的《職業教育法》中取消了“普職分流”的説法，但現實中的分流仍會長期存在。
怎麼分，流向哪？現實中的分流，往往被視為一場優勝劣汰的比賽。勝出者進入普通高中，有資格追逐更高的文憑，落選者只能進入職業學校，在學歷至上的社會中面臨有限的人生選擇。
子津是勝出者中的一員。她從江西一所初中直升高中，考上北師大，又保研到清華教育學，本可以一路順遂地流淌下去，但她想和另一條支流交匯。
2020年5月，子津來到江西Y縣進行田野調查，希望挖掘“上職校”背後的深層原因。她先是走訪初中，參與職校的招生工作，瞭解初中生擇校的過程；又進入當地唯一一所職業中學——郊外學校（化名），與老師同吃同住，與學生一起上課實習。在近一個學期的相處中，職校學生的面目漸漸從模糊變得鮮活生動。
上職校的原因遠遠不只是人們以為的“成績差”這麼簡單，“關於生活，他們有自己的理解和體會”。從做出上職校的選擇，到進入職校後的體驗，再到走出職校後的遭遇，子津記錄下整個過程。碩士論文要求3萬字，她寫了12萬字，幾乎是博士論文的體量。
但這些遠遠不夠。線上，她錄播客、辦講座，邀請職校學生來做主講，讓他們的聲音被更多人聽到。線下，她加入了“HOPE學堂”，在這個關注職業教育的公益機構，調研職校學生在學習、就業等方面的需求，以進一步為學生們提供服務。
但她極少説自己如何“幫助他們”，她會説，“謝謝他們教育了我”。
以下，是子津的自述。
不像學校的學校
比學習成績更重要的是“不出事”
郊外學校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不像一個學校。
它坐落在城鄉交界的郊區，周邊荒涼。先要經過一段上坡，從馬路拐進一個小巷子，走到盡頭，才能看到一個用白磚圈出來的破舊校門，上面連校名也沒寫。後來我才注意到，校名在巷子外馬路邊的石碑上，很不起眼。
2020年9月，我正式進入郊外學校進行田野調查。校長讓我以實習老師的名義待在學校，但無需承擔實際工作，憑藉這個身份，我可以住進宿舍、旁聽上課、訪談、發問卷、觀察。
在此之前，還發生了一件讓我尷尬的事。8月份的招生動員會上，校長專門準備了一個歡迎儀式，我看到PPT上寫着“歡迎清華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XXX來校實習研究中職、普高教育工作”。當時我整個人都呆住了，然後意識到，我能順利開展研究，跟名校學生的身份是撇不開關係的。
我擔心因為自己的“不一樣”而和同學之間產生隔膜，不會主動提及自己的大學生身份，只是模糊地介紹説“我是新來的老師”或者“我來做調研/寫東西”。但所見所聞都在提醒着我，這裏與我曾經所處的教育環境是“不一樣”的。
第一次去聽課，班主任直接跟我説，這些學生都是很差的，希望我多多包涵。我坐在教室最後面，有幾個學生回頭看我，對我這個新鮮的面孔感到好奇，過了一會兒，他們也就該睡覺的睡覺、該玩手機的玩手機了，認真聽課的只有第一排的四五個人。
在這種環境下，老師也會不由自主地陷入“混工作”的狀態。剛入職一兩年的老師可能還懷抱着教育理想，但他們的教學水平跟學校的評價機制並不掛鈎，也得不到學生的積極反饋，時間久了，熱情逐漸喪失，上課大多隻是照着課本念。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律課，前面一直在講道德和禮儀，而更實用的關於勞動法的內容，其實在教材靠後的部分有所提及，但直到學期快結束，老師還沒念完教材開頭。
郊外學校有63位教師，從公辦轉為民辦後，新教師就不再有編制。再加上職校在教育系統裏處在“鄙視鏈”的底端，有的老師自己都認為低人一等。和我同宿舍的兩位年輕女老師都在考編制，她們説，只要考上了就會離開。
那實踐方面的教學呢？我去過機械加工與製造專業的實訓課，偌大的實訓車間裏，空蕩蕩的只放了兩台操作車牀和一些小型儀器。二十個學生輪流操作，每次課能輪到操作的可能只有五六個人。對於大多數學生來説，他們只是換了一個地方打鬧。
空蕩蕩的實訓車間，受訪者供圖
並非所有職校都如此，我熟悉的一所廣東職校，有近30個專業供學生選擇，也有充足的實訓設施與空間。而郊外學校開設的專業幾乎每年都在變，老師告訴我，什麼熱門開什麼。我去調研的那年，有高鐵乘務、幼師、機械加工與製造、電子商務四個專業，其中只有機械加工與製造專業有實訓課。
這讓我對職校之間的差異有了直觀的認識。郊外學校作為一所非一線城市縣域職校，能獲得的資源非常有限。
但我發現，比起教學條件，學生家長更看重學校的“封閉式管理”，希望孩子安全平穩地度過三年，直到成年。
校園裏到處都是攝像頭。攝像頭觸達不到的地方，監視也從未缺席，就連學生宿舍，每一層都至少有一位老師同住。
校長室裏的監控屏幕，受訪者供圖
我見過一個學生，用黑色簽字筆在校服背面寫了三個大字：託兒所。我噗嗤一下笑了出來，但又立馬意識到，這三個字並不只是戲謔，甚至足以作為對這所學校的隱喻。
在這種管理體制下，學生的成績被分兩個部分，考試成績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平時分，它與宿舍衞生情況、課上表現、是否擔任班幹部都相關。
也就是説，在郊外學校，“好學生”的標準已經不單單是學習成績，而更多的是“不出事”、不給老師添麻煩。
無論學生還是老師，好像都已經接受了“混日子”是職校的常態。有位班主任當着學生的面對我説：“不要對這些人抱有太大的希望、太大的信心、太高的要求，這些人字都不一定寫得好。”令我驚訝的是，學生們對此毫無反應，似乎已經習以為常了。
夜晚的校園，受訪者供圖
“混”的狀態跟社會對職校生的普遍印象是一致的，連我父母都説，“這有什麼好研究的，都是不讀書的差生”。過往的專業訓練與閲讀經驗告訴我，這是一種刻板印象，我想反駁父母，但除了抽象的理論，我説不出更具體的原因。
隨着調研更加深入，我瞭解到學生們選擇來到郊外學校的具體過程。成績不足以上高中只是表面，對於每一個學生來説，他們做出選擇的原因是複雜和多樣的。
主動背後的無奈
“去了職校，我要好好學習，變一個人”
小嵐是我接觸的第一個學生，在初中她是“大姐大”式的人物，性格大大咧咧，經常和男生混在一起。一開始，比起上職校，她更想去打工，因為“混社會”的朋友告訴她，去城市打工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天天都可以看到開法拉利、勞斯萊斯的人，小嵐對此很心動。
最終沒去打工，跟性別有關。小嵐有句話一針見血：“男生不讀書，哪裏都是出路，女生不讀書，你就是個荒廢的人。”自覺“混不過”男生的小嵐，決定先“混校園”而不是“混社會”。
性別還在無形中影響了她後來的專業選擇。小嵐學的是學前教育，也就是我們常説的幼師專業，班上全是女生，即使有男生想學幼師，也會被老師勸退。機械製造與數控專業則相反，清一色男生。電子商務與高鐵乘務兩個專業男女都有。
教室景象，受訪者供圖
對於上職校，小嵐有過主動的嚮往，想借此改變初中時“混”的狀態。她曾告訴我，等她去了職校，要好好學專業，“變一個人”。
而小嵐的父母對於孩子擇校給不出太多建議，初中班主任的大力推薦，是他們選擇郊外學校的關鍵原因。職高部的1115名學生中，近七成來自縣城和縣城下屬的村莊，少數來自市區，家長的工作中務農最多，其次是打零工、工廠打工和做小生意，他們能獲取的教育信息有限，聽信老師或親戚的推薦是很普遍的情況。
推薦並不純粹，初中和職校之間存在利益關係。職校有春季和秋季兩次招生，其中春招在三月，面向初三學生，如果這時入學，要籤一個協議，自願放棄中考，這樣就不會影響初中的中考升學率，因此一些初中老師會更為積極地動員自己學生去職校。
推薦人也能得到回饋。不只老師，就連學生也參與其中。小嵐通過春招進入了郊外學校，在秋招中已經成為推薦人中的一員，成功推薦一個學生過來，可以拿到500元的介紹費。這不利於公平，但處於灰色地帶，無人監管，像一個公開的秘密。
小嵐的經歷讓我看到，決定上職校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既有學生的主動選擇，也有多種社會結構力量的推動。
電影《壞孩子的天空》
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個叫大雄的男生，胖胖的，看起來很憨厚，不愛説話。當我提出去他家訪談家長時，他一開始沒答應，説“我媽媽説不來什麼東西”。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是單親家庭，媽媽是盲人，九十年代就從磚瓦廠下崗，收入來源只有每月1000塊左右的低保金，還有盲人按摩。家庭按摩的收入很不穩定，來的一般是熟客，一次只收50，有時好幾天也沒一單。
去他家拜訪的那天，大雄在樓下接我，上樓的時候我跟他説話，他就只是“嗯”“嗯”地應着。大雄家很整潔，一進客廳先是一張沙發，一張茶几，再往前靠窗邊是一張按摩牀，牀上鋪着黃色毯子，沒有陽台，就在窗邊拉了根晾衣繩。
當我和大雄媽媽坐在沙發上聊天時，大雄就在客廳裏兜來轉去，後來他坐在按摩牀上，背對着我們。那是個陰天的下午，房間裏有些昏暗，大雄默默望着窗外，一動也不動，一句話也不説，只有窗外晾着的衣服在緩緩旋轉。那個時候，我突然覺得他很孤獨。
大雄雖然話少，但會把媽媽的不易看在眼裏。他曾對我説，上職校是希望能早點工作掙錢。大雄媽媽則告訴我，要不是大雄沒考好，她更希望兒子能讀普高、上大學。
學生們的懂事，讓子津想起電影《甜蜜十六歲》中的主人公Liam。十六歲的Liam為了母親想盡辦法掙錢，甚至選擇犯罪。學生同樣想回饋家長，區別在於，學生們選擇了念職業學校或者務工
但，考不上高中就只能來郊外學校嗎？
放眼整個Y縣的教育體系，就會發現，Y縣一中是唯一的縣級高中，集中了Y縣最好的教育資源，考不上的話，能選擇的就只有郊外學校與鄉鎮高中。而上了鄉鎮高中，三年後考上大學的幾率也微乎其微，在許多學生與家長看來還不如上職校，早點工作掙錢。
大雄媽媽對教育很上心，儘管眼睛不方便，還是在郊外學校招生時去了現場諮詢。下崗的經歷讓她對工作的穩定性有一些執念，當她聽到有高鐵乘務這個專業時，以為畢業後可以分配到高鐵工作，“不容易下崗”，決定讓大雄來這所學校。
後來他們才知道，實際情況並不像他們期望的那樣。
沒有太多出路
“學校就是在騙我們！”
當初中生在上職校和直接去打工之間做選擇時，按理説，職校應該能夠讓他們學習更多的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中更加遊刃有餘。但在我的觀察中，學生們最終的出路卻和普通的打工者沒有什麼兩樣。
唸了高鐵乘務專業，未來能去高鐵或者機場工作——這是職校招生時給家長和學生的承諾。直到實習前夕，他們才知道，要去的不是高鐵，而是高速。
“如果早知道，可能我爸媽就不會給我在這裏報名了。”一個叫小晴的女生告訴我。
2020年10月初，我陪同小晴、大雄和另外兩個同專業的女生去廣東A市的高速收費站實習，單位不允許我進入園區，於是我拜託學生們每天寫日記，記錄一下生活和工作的情況。
小晴的日記是最豐富的，每次都把整頁紙寫滿。她喜歡畫畫，會把培訓中學到的手勢畫下來，並做一些文字説明。收費員的一舉一動都有固定的程式，學生們只需要按規定説話做事。
小晴的日記，受訪者供圖（已徵得小晴同意）
實習六個月，A市高速公司給他們的實習工資只有每月900多塊，去掉五險一金後，到手只有100多塊，如果出了錯，還會扣錢。
小晴一行人以外，還有幾位同學去了廣東B市的另一家高速公司。實習待遇好一些，每月1550元，剛好達到當地的最低工資標準，然而合同條款卻有多處違法。
按照規定，應該是高速公司、學校、學生簽署三方協議，學校給家長與學生的承諾也是“國企直籤”。我叮囑學生們拍照存檔，看到合同照片後，我發現學生並不是跟高速公司，而是跟作為中介的一家勞務派遣公司籤合同。我讓他們去問老闆，老闆也沒有給明確回應，後來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感到無奈，但也能理解，畢竟當時的他們也只是十六七歲的孩子，擔心得罪老闆，擔心自己工作不保。
子津希望學生們能夠學會保護自己的權益，實習開始之前，她曾帶學生們拜訪過一家社工機構，請機構工作人員為學生們普及工傷相關的知識，受訪者供圖
直到現在，A市的四位學生都還留在收費站工作。小晴告訴我，最大的感受是“累”。輪班制度讓她每天的作息都不一樣，有時週一是早班，週二是晚班，週三是午班。下班後，她幾乎沒有力氣出門。上班、睡覺、吃飯、打遊戲就是她的生活常態。
2021年春節，我通過微信詢問他們近況，發現他們都沒有回家過年。小晴説回家的車費太貴了，來去一趟，工資就沒了。大雄和另一位女生則選擇加班，因為節假日加班可以拿到三倍工資。
B市收費站的一位學生則在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選擇另謀出路。“學校就是在騙我們！”她認為，學校既沒有教給她什麼有用的工作技能，提供的工作機會也不盡人意，最後決定回家鄉自己找工作。
像他這樣的學生不在少數。2021屆有200名左右畢業生，只有40人左右會走升學的道路，其他人則直接就業，其中少數會留在學校介紹的實習單位，大部分人還是靠自己。
越來越多職校生畢業後不再進工廠，去了服務業。而小晴他們的經歷讓我看到，在高速收費站做收費員，與在工廠做工並沒有什麼本質區別——低收入、低技術，還有可能會在未來某天被機器替代。
他們教育了我
自己與跑道終點的親密接觸，意味着更多人的“衝刺失敗”
我在2020年12月底離開了郊外學校。回想起這段經歷，我很遺憾自己與學生之間始終有種疏離感。
性格使然，我對慢熱的學生更有耐心，當一些開朗的學生熱情擁抱我時，我反而會不知所措。跟我交流的大多都不是老師眼中的“壞學生”，而那些“叛逆”的學生，我一直渴望走近，卻不知道怎麼跟他們打交道。
清華研究生這個身份，也給我很難以啓齒的感覺。一次在校園裏，兩個男生走在我後面，我聽見他們的談話：“叫一下她？”“人家肯定不鳥我們，人家是清華的，我們是什麼？”聽到這話，原本想説點什麼的我也不好意思再和他們打招呼了。
電影《壞孩子的天空》
想要隱藏自己的衝動，並不是只出現在面對職校生的時候。跟工人打交道時，也會有工友對我説：你和我們不一樣，你是有知識的人。我害怕被拒絕、害怕產生隔膜，於是隱藏身份，假裝自己跟對方沒有什麼不一樣。我以為，如果要真正和他們站在一起，我就得成為他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這些，不管是教育也好，還是其他的優勢也好，我都得完全抹除，才能融入。
如今我漸漸明白，這種預設本身是值得去反思的，它會導致一種單向的索取：你沒有完全敞開自己，卻期待對方向你敞開；你想理解對方為什麼成為現在的他，對方卻瞭解不到你為什麼成為現在的你。回望在郊外學校的時光，我想，或許從一開始就坦然面對我的身份會更好。
是職校學生教育了我。
在一個QQ羣聊，我看到有位學生説起他跟一個人的聊天：“那個人説他‘研究職業教育’，可讓我噁心，感覺把我作為一種研究材料，把我當作他寫文章的資源。”雖然説的不是我，但我還是被這句話刺了一下。我感到自己被拒絕了，我不是職校生，沒辦法作為他們的一員與他們一起聊天。
同時，這位學生的表達又讓我感到興奮。因為憤怒背後，是他希望自己被當作活生生的人來對待——這種主體的“覺醒”，不正是我所追求的嗎？
我感謝他們教育了我。他們提醒我，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的關係是不平等的，我與他們客觀上的“不一樣”，可能也是具有壓迫性的。
但我不會因為自我反思太多而放棄行動。更希望有一天，我們之間的對話不再是我問、他們答，而是我們共同去探討“為什麼我們之間有區別”，“如果你也想要改變這些事情，我是否可以加入”，以及“我們可以一起做點什麼”。
如今，我在廣州一家服務於職校學生的公益機構工作，當我再次進入學校做訪談時，我會誠實地告訴對方我是機構的工作人員，相比於學生身份，這個身份讓我更容易説出。因為我知道，訪談結束後，我們會繼續為學生開展服務活動，我們和他們之間的聯繫，並未就此結束。
在郊外學校的調研經歷，也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從小一路順利，考上好大學，回望時才發現，我抵達跑道終點，意味着更多人衝刺失敗。
許多學生都曾向我訴説他們的後悔與遺憾，但我沒有資格替他們評判什麼樣的選擇才是對的，也沒法保證“繼續讀書就能向上流動”“教育能夠帶來美好的未來”。在我看來，對“通過個人努力實現向上流動”的崇拜，本身就值得被質疑，在一定程度上，它加固了現存的社會秩序。
我問過很多學生“你是否相信努力改變命運”，大多數人很快給出了答案，有人説相信，並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的情況，還有人説“努力不一定能改變命運，但不努力一定改變不了命運”。只有一個男生聽到這個問題後停頓了很久，才緩緩開口：
“小時候，我在家門口看到一隻鳥摔在地上，翅膀受傷了，我想把它養大。剛帶它回家，正好我姐姐出來，踩到了它。
“就像一個失敗者，命運被註定了一樣。”
（文中小嵐、大雄、小晴均為化名）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新經典 （ID：Thinkingdom），作者：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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