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其夫官至武官二品,她就義兩年後他病逝!多年後子女皆成才

1909年10月,即距離女革命烈士、女權主義者秋瑾在紹興軒亭口就義整整兩年後,她的遺骨歷經了第六次遷移,此次遷移是從秋瑾老家紹興嚴家潭遷往湖南湘潭。
從浙江紹興到湖南湘潭相隔千里,秋瑾遺骸之所以被如此大費周章地挪移,是因為:在這年,秋瑾的丈夫王廷鈞因病辭世了。王家人認為:秋瑾應該歸葬婆家墓地,並與丈夫合葬。
可僅僅3年後,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後,秋瑾遺骸又再次面臨遷徙,這一次墓地遷移是遷移到了丈夫王廷鈞曾就讀的嶽麓書院後的嶽麓山。
從秋瑾死後至今,她的遺骸總共被挪移了11次,其中2次被挪移都與其丈夫王廷鈞有關。可最終,她的遺骸又宿命般地從丈夫身邊被遷走。這種種,不得不讓人想起他們生前曾有過的“相似且宿命般的折騰”。
秋瑾和王廷鈞本是世人眼裏的良配,兩人的父輩是世交,且兩家都是湖南、浙江當地的名門望族。
王廷鈞父親王黻臣是湘潭當地首富,他家主要以賣豆腐和造紙為業,王家祖上還與曾國藩有姻親關係。而秋瑾家則世代為官,其父秋壽南,曾官至湖南郴州知州。
王黻臣昔日替兒子定下這門婚約,看重的便是秋瑾的才貌雙全。
秋瑾:其夫官至武官二品,她就義兩年後他病逝!多年後子女皆成才

1896年農曆四月初五,年17歲的王廷鈞與年21歲的秋瑾結成了姻緣。這段婚姻在形式上屬於封建包辦,但婚後的最初那段時日裏,兩人也算琴瑟和鳴。
婚後第二年,秋瑾就為丈夫生下了兒子王沅德。在那個尚講究“繼承香火”的年代,秋瑾之誕下男丁無疑讓她在王家的地位進一步上升了。
同當時的多數封建女子一樣,秋瑾很自然地開始在家裏扮演起了賢妻良母的角色。平日裏,除了帶孩子,她偶爾也在家裏的書房裏寫寫畫畫。而丈夫則在自家開辦的''義源當鋪''協助父親打理當鋪,偶爾,他還去教書授課。
1900年,連續多次參加科舉都落榜的王廷鈞通過買官的方式謀了一個職位,不久,他便帶着秋瑾和兒子一起上北京赴任。
初到新環境北京時,秋瑾對什麼都很好奇,期間兩人的關係也相當融洽,秋瑾還曾在這期間的日記裏記敍説:“夫婿近來習洋文”。只“夫婿”二字,便將她對自己丈夫的温情脈脈表現得淋漓盡致了。
這期間的秋瑾還因為丈夫做官的緣故,被清廷誥封為“恭人”。
1901年,王廷鈞與秋瑾的女兒王燦芝出生了。
兒女雙全卻並沒有讓兩人的婚姻更加圓滿,相反,他們的感情在女兒出生這年開始有了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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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廷鈞
原來,王廷鈞到北京做了一陣官後,竟在腐朽的清廷官員的影響下慢慢迷失了自我。他後來甚至迷上了逛戲園子,有時,他還會跟着官員一起喝喝花酒。
王廷鈞做的這些事,自然是瞞着秋瑾的,可秋瑾是何等聰明的女子,他豈會不知丈夫在外頭的花天酒地?
因為不滿丈夫的墮落,一心操持家事的秋瑾開始有情緒了,在一封寫給孃家哥哥的信裏,她很有些憤憤地寫到:“我在王家就和奴僕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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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給哥哥家書
從這句話便可看出,秋瑾對這段婚姻產生了極大的不滿。而這種不滿,與丈夫到北京後發生的種種變化分不開。不難想象,長期忙於應酬的丈夫,定是很少能抽空陪伴她了,而她也總不免在料理兩個孩子過程中身心疲倦。
對於當時的秋瑾而言,家庭絕是不如意的。可面對這種處境,她又無能為力。
無數個夜晚,孩子們都睡下後,她都睜着眼巴巴地望着窗外想:“女人一輩子就是等男人回家,帶孩子,帶孩子,等男人回家嗎?”
這個問題,她曾很不經意地問過她的傭人秀容,她當時想都沒想便答道:“對啊,太太,這就是命,女人的命!”
那天,聽到秀榮答案的秋瑾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早料到她會這般回答,對啊,千百年來,以男人附屬品存在的女人不都是這麼過來的麼。如果女人不認命,那她的結局一定會非常慘烈。
所以,對於絕大多數女人而言,認命是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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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秋瑾因不滿家庭的種種而抑鬱的當口,她結識了一個叫吳芝瑛的女人。
這個女人和她一樣,都是隨夫移居北京。她精通詩文、書法,一到京城便以才華聞名京師,她還曾被慈禧太后召見。慈禧見了她的書法、文才後也對她大加讚賞。
相比普通有才的女子,吳芝瑛最大的不同是:她是一個很有想法主見的女子。所以,在慈禧召見她那次,她還大膽談了自己對《辛丑條約》的看法。
吳芝瑛的另一個特點是:她喜歡泛閲讀,所以,在秋瑾結識她之前,她已經通過大量閲讀新式書籍經受了先進的新思想洗禮。
所以,當秋瑾把自己關於女人出路的困惑説給她聽時,她竟哈哈大笑道:“只有我們講認命,西方、東洋都從來不信命。”
“那他們信什麼?”秋瑾瞪着大眼脱口問道。吳芝瑛看了看她後嘆道:“你啊,雖然滿身才學,但終究是被我們國家那些封建思想給荼毒了,你的思想啊,根本沒打開。”
吳芝瑛這番話出口後,秋瑾整個人都怔住了,她感覺自己的心裏似有一團火苗在徐徐燃燒。那天,吳芝瑛給她看了新書報,和她討論了新學,末了,她還和秋瑾講述了當前的國家局勢,和她對救國救民的一些想法。
第一次接觸新思想的秋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激動,聽着聽着,她的眼裏就放出了光,她只覺吳芝瑛給她打開的是一個新世界,而這個新世界裏,以往她想要的任何似乎都有。
對於秋瑾來説,遇見吳芝瑛幾乎等於遇見另一個自己,或者説遇見了最真實的自己。
打小,秋瑾就和別的女子不一樣,當別的女子拿着繡花針愛不釋手的時候,她心心念唸的卻是《芝龕記》裏各種女中豪傑的故事,花木蘭、秦良玉這些巾幗就是她一直極為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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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吳芝瑛
也因着這個女俠夢,十五六歲時,她便跟着表兄學習各種武藝和騎術了。習武后,秋瑾想做女英雄的夢想便也越發強烈了,她曾寫詩八首歌頌古代女英雄,其中有一句便是:“始信英雄亦有雌”、“鼎足當年花木蘭”……
秋瑾的英雄夢之沉寂,乃是在她嫁做人婦以後。柴米油鹽的瑣碎,孩子的纏繞,讓她暫時忘卻了英雄夢,可每當閒下來時,那個夢卻依舊蠢蠢欲動。
但秋瑾的武俠夢在遇見吳芝瑛之前並不明確,這個夢裏的種種是模糊的,多半由她看過的女英雄的片段組成。
可在接觸吳芝瑛以後,她這個武俠夢完全清晰了。當下的中國正處於帝國主義的凌辱中,百姓苦不堪言,軟弱無能的清政府依靠簽訂不平等條約來換取所謂的“和平”。國家危難之際,不正是她該挺身而出的時候麼。
如同所有突然找到活着的意義的人一樣,秋瑾的覺醒幾乎就是在一次與吳芝瑛的長談後開始的。她意識到:自己經受的所有痛苦,原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所有人都醒來反抗。
在與吳芝瑛談話的幾個小時裏,曾一直困擾秋瑾的家庭矛盾所引發的痛苦竟全都兀自不見了,取而代之的則是對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擔憂。
自此後,找到精神寄託的秋瑾整個人都變了,她開始大量閲讀新思想讀物,與此同時,她開始用批判的眼光審視以往自己所受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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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思想洗禮下的秋瑾總算悟明白了:世人所説的所謂“女人的命”,就是女人只能依附男人而生存的宿命。
女人,真的只能如此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可千百年來,卻沒有一個女人真的完全不依附男人而獨立生存,即便武則天、慈禧太后,她們也是多少依賴她們所嫁丈夫的權勢而活,而並非完全獨立地活着。
這個在今天女子看來稀鬆平常的“獨立地活着”,在當時那個年代卻屬於破天荒的大膽設想。因為,在此之前,沒有任何女人曾完全依靠自己獨立活過。
在新思想的啓迪下,秋瑾還意識到: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讓真正先進的政治制度、思想進入中國,一切才將有可能。
醒了,秋瑾徹底地醒了。可此時,整個中國的大多數,尤其女性,卻尚在睡夢中。
這一點,秋瑾和吳芝瑛都意識到了,她們知道,要叫醒國人,必須來一場真正的革命。而革命,勢必會流血犧牲。
吳芝瑛講到革命二字時,秋瑾突然唰地站起身道:“我秋瑾願意做那個流血犧牲者”。
人的思想被改變後,行為等等也會相應地發生變化。王廷鈞驚訝地發現,自打和鄰居吳芝瑛頻繁接觸後,妻子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除了更加頻繁地伏案寫作外,她還重新迷上了舞劍,只要得空,她便帶着寶劍在院子裏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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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的劍
秋瑾的這些變化,王廷鈞雖不甚理解卻也並不反對。可後來秋瑾身上發生的一些變化,卻幾乎讓他跳起來反對了。
原來,這秋瑾自打意識到女人可以、也應該和男人平等以後,竟開始着男裝了。
1903年中秋節,因不滿王廷鈞經常出入戲院、喝花酒的種種,秋瑾竟破天荒地穿着男裝出入了北京的戲院。王廷鈞知道後,認為秋瑾辱沒了家門,於是他便動手打了她。
兩人這次衝突後,秋瑾離家住進了客棧。這場鬧劇,最終以王廷鈞賠禮道歉告終。但這次事件後,秋瑾內心的反叛意識越發強烈了,她對這段婚姻的最後一絲希望也在丈夫對她拳腳相加時:灰飛煙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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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着男裝
秋瑾對這段婚姻的失望,從她寫給大哥的一封信裏可見一斑,在那封信裏,秋瑾寫到:
“吾以為天下最苦最痛之無可千語者,惟妹耳。 基於清末危局,秋瑾將個人的不幸昇華為對女性羣體的不幸及國家民族命運的深切憂慮……”
秋瑾這段話的意思是在告訴自己的哥哥:我的婚姻非常不幸,作為不幸的女人,我將把把我個人的不幸,昇華為對整個女性羣體之不幸和國家民族之不幸的深切憂慮了。
説到底,秋瑾和王廷鈞婚姻的不幸在於:王廷鈞想要的是一個依附於自己的封建女子,可秋瑾卻是一個渴望獨立的女子。
在這種矛盾下,兩人感情破裂實是情理之中。
那次被家暴後,秋瑾在痛苦中明白了一件事:是時候了,如果自己還不反抗,她就將和那些封建女子一樣,一輩子只能做男人的“下飯菜”了。
1904年的一個早上,已經和丈夫分房睡的秋瑾告訴丈夫:她將要去日本留學。這個想法秋瑾早就有過,但促使她下定決心的,是留日學生陳天華的《警示鐘》一書。
這本《警示鐘》全書僅23000字,它的開篇一句是:“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在這本書裏,陳天華坦言自己願做一口叫醒中國的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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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華
秋瑾一口氣看完這本書後站起身大喊:“你的鐘聲,在谷底的我聽到了,我們一起叫醒中國。”
自這以後,秋瑾再看向自己丈夫時便已完全不是先前的意味了,在她眼裏,王廷鈞成了沉睡的國人,國難當頭他卻終日喝花酒,這不是沉睡是什麼。但秋瑾知道,此時的自己叫不醒他們,正如陳天華所説:
“要叫醒中華民族,非得有一場革命”。
王廷鈞雖然知道妻子對國家、民族有自己的看法,但他當時並沒有把她之去日本的背後原因,與救國救民相聯繫。他單純地以為:她就是跟自己置氣,要讓他後悔。
所以,王廷鈞聽完妻子要去日本的要求後當即就勃然大怒了,他衝着妻子吼道:
“爾所言,大逆不道,速閉爾口,非我所樂聞也。且婦職中饋,遠遊亦非所宜。”
王廷鈞這話的意思很簡單:“這種要求簡直大逆不道,婦人本應在家裏主持事務,你卻異想天開要遠遊!”
王廷鈞那句“大逆不道”如一盆涼水澆到了秋瑾的頭上,她平生最恨的便是這句話,再次聽到這話的當口,她心裏有一股無名火在燃燒,那股無名火就是她內心深處的反叛。
但因為知道在當時情況下女人不可能單獨出國留學,所以,她只得耐着性子不發作。她對丈夫説:“出國的盤纏我自己想辦法,但出國的路子,你必須幫我鋪平。”
當時的社會,留學雖然已經盛行,但女子單獨外出留學並無先例。所以,倘若秋瑾要去日本留學,非得經過丈夫的同意和幫助不可。
另一方面,因為當時的秋瑾孃家因做生意虧本家道中落,所以,能支撐她到日本留學的只有家底豐厚的王家了。
最終,王廷鈞在想了無數個日夜後勉強同意了秋瑾的請求,但他醜話説在前頭了:“去日本可以,孩子不能帶走,盤纏一分錢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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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一家
之後,王廷鈞便找到了京師大學堂日籍教員服部宇之吉博士之妻服部繁子,他委託她帶她前往日本,在提及相關時他對服部繁子是這樣説道的,他説:
“我妻子非常希望去日本,我阻止不了,…… 我還是請求帶她去吧! 留學也好,觀光也好,任她去吧……她是無論如何要去的,與其跟別人去,不如拜託夫人更使我放心。”
服部繁子聽完後“深以為怪”,但既然他開口了,她便只能答應了。
於是,1904年6月22日,秋瑾與服部繁子一行從永定門火車站出發前往天津。出發那天,王廷鈞帶着四歲的女兒前來送行。
根據後來服部繁子的回憶,當日惜別時,夫妻兩完全是尋常夫妻的模樣,在描寫王廷鈞時,她寫到:“那日,他面帶哀傷,髮辮在風中吹得零亂,看着讓人痛心。”
服部繁子在寫到秋瑾與丈夫孩子分別時的情景時説:“火車啓動,秋瑾轉身落淚”。
從此可見,王廷鈞對於妻子的遠走實是滿心無奈,從常理上講,他定然也最是不捨妻子離開。畢竟,妻子的出走對於王家而言無異於四分五裂。對於傳統的王廷鈞而言,他絕不想看到這樣的局面。
可正如王廷鈞在與服部繁子的話裏所説:“他阻止不了她的離開。”
實際上,從王廷鈞最初聽到秋瑾要去日本時的“破口大罵”便可知,他曾經試圖阻止妻子。他最終的放棄,很可能是因為他發現:妻子為了去日本,把自己陪嫁的所有金銀細軟全部典當了。
也只有在看到妻子之決絕時,作為丈夫和孩子父親的王廷鈞才會逼不得已同意她的遠走。
秋瑾離開王家這年,她的兒子王沅德年僅7歲,而女兒王燦芝則年僅4歲。
因為秋瑾離開時王沅德已經7歲了,所以他對母親和父親之間的矛盾早就有所察覺,但他也並不知道,母親的這次離開是否與父親有關。他只知道,母親將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她都沒法和他們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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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排左二為秋瑾
秋瑾和天下的母親一樣,視兩個孩子如生命,打他們能説話開始,她便不厭其煩地教他們認字。年7歲時,王沅德便也在母親的教導下認得1000多個漢字了,很多的國學典籍他也都會背誦。在她的教導下,女兒三歲時便能背誦《三字經》、《千字文》。
因為是被母親秋瑾一手帶大的緣故,兄妹倆的性格都像極了母親,他們小小年紀時,便表現出了果敢、堅毅、好學等等品性。
“拋夫棄子”後的秋瑾輾轉抵達了日本,之後,她便進入了中國留學生會館所設的日語講習所補習日文。
在這裏,秋瑾結識了陳天華、黃興、宋教仁、周樹人(魯迅)、陶成章等等革命志士。
這期間的秋瑾每天都忙着習武、學習,為了節省開支,她每天都吃得非常簡單,衣服等等也是補了又補。但即便如此,她也依舊感到快慰不已。在日本結識的這羣革命烈士,讓她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她堅信:革命終有成功的那天。
1905年,歸國的秋瑾在上海、紹興會晤蔡元培、徐錫麟並參與光復會,此時國內革命形勢在他們的推動下有了迅速的發展。
1905年7月,秋瑾再度回到日本並進入青山實踐女校學習。同年,她在黃興寓所加入同盟會,被推為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主盟人。
在革命中,秋瑾非常重視女性的覺醒,她認為中國的四萬萬同胞中女性佔了一半,中國的革命必須迫切將這部分力量發動起來。很快,秋瑾成了中國喊出女權的第一人。
期間的秋瑾一直未與丈夫王廷鈞有過過多交流,分居兩國的秋瑾越發在冷靜思考時對這段感情有了放棄的念頭。為了與丈夫離婚,她多次去信商議相關,但王廷鈞卻一直未同意。
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秋瑾與丈夫是否離婚已經只是形式的問題了。首先,兩人已經事實分居多時;其次,兩人的政治身份已完全對立,王廷鈞是清廷的官員,而秋瑾則是力主推翻清廷的所謂“亂黨”。
對於兩人此時的身份對立,秋瑾心裏非常清楚,而王廷鈞對於妻子所做的種種也早有耳聞。可即便如此,已官至武官正二品的王廷鈞也死活不肯和妻子劃清界限。
秋瑾再回到日本後不久,日本迫於清政府的壓力,於1905年頒佈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而這個取締的留學生,正是當時留日的革命志士。為了反抗,陳天華留下《絕命書》蹈海自殺,時年僅31歲。
陳天華的死讓秋瑾知道:要革命,留在日本已經不可行了,必須馬上回國。病根在哪裏,就要去哪裏醫治。
1906年,秋瑾回到了上海,並租住在了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號,她決心在這裏籌劃《中國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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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報需要資金,秋瑾於是四處奔走多方募集,她最後還在報上大登廣告,可最終的籌集資金卻僅僅幾百元。無奈之下,秋瑾只得再次想到了她的婆家。
這年冬天,秋瑾回到了湖南湘潭老家。王家家公以為她已回心轉意,於是非常熱情地接待了她。
秋瑾向公公提出借錢辦學時,公公信以為真,隨即,他爽快地拿出了一大筆錢給秋瑾“辦學”。關於這段,秋瑾弟弟秋宗章在曾在《六六私乘》中有過這樣的記載:
“大姊專赴湘潭,孓身至王宅,時子芳(王廷鈞)宦京未返,君舅健在,談及,悉姊近況,即畀數千金”。
從這段歷史資料可知,當時王家給秋瑾的錢達“千金”,這個數字想來絕不是小數目。
可讓王家人怎麼也沒想到的是,秋瑾拿到這筆錢的幾天後便改換男裝不辭而別了。之後,她再也未曾活着回過王家。
離家後不久,秋瑾還公開登報聲明:與王家從此脱離關係。她甚至直接將自己要來的那筆錢,稱作王家給她的“補償”。
想來,拿到錢後秋瑾的那則聲明,多少是出於保護王家人的考慮。可嘆,當時的王家人終不能懂。秋瑾從王家拿錢後不久,她的公公便病倒了。
1907年1月14日,上海《中國女報》成立。該報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等為宗旨,其主要目的是提倡女權、宣揚革命。為了大多數女性(沒有太多文化)也能看懂,秋瑾一律採用白話文寫作。
秋瑾為該報寫《發刊詞》中有一句詩:“醒獅之前驅”,“文明之先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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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裝秋瑾
如此大的動作下,王廷鈞自然很快知情了。他甚至還想方設法秘密拿到了一份妻子所辦的《中國女報》,如他所料,報上所刊皆為“反詞”。
看到這份報紙的當天,王廷鈞在房間裏來回踱步到了半夜,他身在官場,豈不知接下來的妻子將面臨什麼。他對她終究有一些瞭解,他已經從她發表在報上的文字推測出:妻子已經做好了為革命流血犧牲的準備。
1907年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起義失敗遇害,其弟徐偉的供詞中牽連秋瑾,秋瑾籌劃起義的事情被泄露。
7月10日,秋瑾得知了徐錫麟兵敗的消息,但在最後關頭,她卻堅決拒絕逃離,説完“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後,她便遣散眾人留守在了大通學堂。
後來發生的一切都如秋瑾所料,13日,清兵包圍了大通學堂,秋瑾被捕。
因秋瑾被捕後拒不“招供”,清廷官員最終所獲得的所謂“供詞”僅為秋瑾的一句“秋風秋雨愁煞人”。
寫下這最後的一句話後,秋瑾便於7月15日凌晨在紹興宣亭口從容就義了。死時,她年僅32歲。她死時,無數民眾圍觀了她之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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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死後因為她所犯之罪為“謀逆”,初時竟無人敢為其收屍。最終,生前好友吳芝瑛、呂碧城等設法與人將其遺體偷出掩埋。
可是就在秋瑾被掩埋後不久,舉國輿論譁然,清廷面臨着前所未有之輿論壓力。這在很大程度上因為,當時清廷處置她時未有口供,另一方面也與她是女子之身有關。
孫中山曾在談及秋瑾之死時説:“為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紹興有徐錫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於光復事業,功莫大焉!”。
由此可見,秋瑾之犧牲,曾為中國革命之最終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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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秋瑾話劇
秋瑾之死也徹底改變了丈夫王廷鈞的人生,妻子因謀逆罪被殺後,身為清廷官員的王廷鈞便辭官了。之後,他帶着兩個孩子回到了湖南湘潭的老家。
之後不久,王廷鈞的父親病逝,這以後不久王廷鈞也在抑鬱中辭別了人世,死時他年僅30歲。關於王廷鈞早亡的原因,相關史書的記載如下:
“(王廷鈞)遭大故,哀傷過度,體漸消瘦, ……病延兩載,遂不起,年三十歲”。
從這段史料可知,王廷鈞之早逝無疑與秋瑾之死有莫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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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案的卷宗
王廷鈞死時,他和秋瑾的兒子王沅德和女兒王燦芝王分別是:12歲和8歲。失去雙親後的兩人一直由秋瑾好友(一説傭人秀容)撫養長大,頗為讓人欣慰的是:身為烈士子女的兩人後來都成才了。
其中,秋瑾之子王沅德一直以母親為榜樣,他曾和母親一樣辦過進步報刊,他還曾任湖南文史研究院秘書。他曾是湘潭首富,也曾加入過“民革”組織。
解放後,1951年土改時,王沅德主動將所有的田產與私宅上交人民政府。
而秋瑾的女兒王燦芝則也一直和哥哥一樣以母親為榜樣,她和母親一樣喜歡書法、寫文且痴迷武術。繼承了母親任俠尚義性格的她,還因豪爽慷慨被世人稱為“小俠”。
1928年,年27歲的王燦芝在和哥哥理論一番後拿着錢赴美國留學。因一心想和母親一樣報國,她選擇航空專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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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燦芝
歸國後,她成為了中國第一位女飛行員、第一位留洋飛機女專家和第一位航空女教官,在中國航空領域,她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女界航空第一人”。
她還先後在國民政府航空署、軍政部航空學校任職任教,併為培養中國飛行員做出過突出貢獻。
她和哥哥王沅德一樣,一生都在努力活成母親秋瑾的模樣。頗為遺憾的是,兩兄妹後來都死於腦溢血,且過世時哥哥年僅58歲,妹妹則為66歲。
王沅德和王燦芝都認為:父親和母親之間是有愛的,讓他們走到對立面的是當時的時局,母親之放棄家庭,實是為國為民之舉。
有相關研究者認為:秋瑾之革命起因乃在家庭,而她最後之與丈夫、家人決裂,實恰是因為愛。秋瑾的悲劇根源在於:世間沒有雙全法,對得起如來往往註定會負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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