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考研報名的季節,也是新一屆研究生入學選導師的季節。博士研究生一般在備考前已經預定好了導師,碩士研究生則多在錄取之後選擇。無論在何種求學階段,選導師都不是一件小事。不知從何時起,研究生在選導師這件事上越來越謹慎。在研究生擴招的背景下,導師少,學生多,學生和導師的結緣往往具有較大的偶然性。
考研人的自嘲表情包。
高校師生的關係在這些年尤其受關注,屢屢出現讓全網熱議的事件,在此背景之下,學生選導師小心翼翼,以至於在考研羣體中有“前怕考不上,後怕選錯師”的説法。同樣,學生與導師相處也難免如履薄冰,小到發郵件如何選詞,大到合作論文如何署名,再到在日常學習、生活中怎樣處理關係,每一個細節都可能增加壓力。這一切再加上發表論文、撰寫畢業論文的科研壓力,以及畢業求職的現實壓力,如何使人不壓抑。導師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響學生的選擇。
而本文作者李鈞鵬提到他在國外讀博時,見過“太多成績優秀的中國學生因精神壓力而產生心理問題,也認識不少性格活潑的同學因抑鬱症而長期服藥”。同樣的焦慮在國內研究生中也存在。去年,他成為一位大學教師,開始帶研究生。
李鈞鵬是社會學大家查爾斯·蒂利生前指導的最後一位學生,目前執教於華中師範大學,任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他的學術兼職包括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s主編、GYA Connections主編。他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關注者,在那裏,他幾乎每週都在分享與學生的溝通日常,有時會聊如何和學生寫論文,有時會開玩笑又發現哪位同學關注他了。在下文,他要聊的是開始教書這一年多是如何和學生相處的,從學生怎樣緩解壓力談到學生怎樣閲讀。有意思的是,從他的講述中可以看到,無論是緩解壓力還是做研究,不少最有效且最持續的努力都來自於日常的互動,即便是“吵架”或“散步”。
撰文丨李鈞鵬
1當大男孩成為大學教書匠成為一名大學教書匠是我從小就有的理想。在這一夢想實現之前,我一直希望成為哲學家約翰·羅爾斯那樣的老師。吳詠慧(即黃進興)在《哈佛瑣記》中有這樣的回憶:“羅爾斯講到緊要處,適巧陽光從窗外斜射進來,照在他身上,頓時萬丈光芒,襯托出一幅聖者圖像,十分眩眼。”這一場景令我神往。我當然從未奢望成為羅爾斯那般名垂青史的學者。讀博士時,每次上導師查爾斯·蒂利的課,我必坐在離他最近的座位,生怕錯過他説的一個字。羅爾斯和蒂利的人格與學識顯然是我這種凡夫俗子所望塵莫及的。但我周圍也有一些老師,甚至年輕老師,舉手投足都散發着魅力。我很快意識到,自己的大男孩性情使我永遠成不了這樣的老師。
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20世紀下半葉和21世紀初世界頂尖的社會科學家之一。
回國教書一年多以來,我逐步認識到,培養學生顯然沒有一成不變的最佳模式,每個老師也都有適合自身的教學方法。作為學生不太畏懼的那一類老師,我給自己的定位是在和學生們打成一片的同時,依據每個人的特點,儘量在學習上給他們有針對性的指導,向他們展現做學術的純粹樂趣。
2多跟人交流,哪怕是“吵架”無論是博士生還是碩士生,無論是理工科還是文科,今天的研究生們普遍面臨較大的壓力。寫論文思路不暢,人生道路難以選擇,就業和深造之路皆面臨重重挑戰,遇到老師戰戰兢兢,和父母代溝越來越深……這些都讓研究生們焦慮萬分。我在國外求學多年,見過太多成績優秀的中國學生因精神壓力而產生心理問題,也認識不少性格活潑的同學因抑鬱症而長期服藥。我自己雖有幸經受住了考驗,但寫論文的過程也不是一般的苦悶。不同於在國外獨自生活的留學生,國內研究生普遍住集體宿舍,凡事都有個照應。儘管如此,精神壓力仍困擾不少中國學生。心理問題當然要找專業醫生,但就學術而言,我對學生強調,一定不能孤軍奮戰,一定要多跟人交流。
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的最後三年住在布魯克林最南端,遠離學校所在的曼哈頓上西區,差不多一年去一次學校。有一次偶然翻到入學後不久的課程論文,我發現自己已經寫不出當年那般質量和野心的文章,因為它們源於“大劑量”閲讀之後的靈感,完成於上課時和同學“吵架”、下課後和朋友喝咖啡的學術思維“沸騰期”。
電影《怪獸大學》(Monsters University 2013)劇照。
借用社會學的術語,學術本身就是“社會互動”的產物。我始終認為,讀書和寫作不應當是一個人的事,而應該是一種社會活動,一定要在一個志同道合的小羣體裏共同學習、互相討論,一定要多跟老師和同學討論,爭取把做學術當成一件開開心心的事,所以我把自己和學生的微信羣命名為“快樂羣學”。一個學生的原話是:“羣裏充滿了快活的空氣。”事實上,我和學生的許多學術討論是在飯桌上和散步的路上進行的。
當然,一個只跟學生吃吃喝喝卻在學習上缺乏有效指導的老師肯定是不合格的。在學術上,我對自己的學生有比較高的期待。碩士生將來當然未必走學術道路,但在學校的三年理應將大部分精力用於讀書和求知上,而導師應該當好學術的領路人。
具體而言,我是這樣來做的。
憋論文憋出內傷的博士。漫畫來自於《唸書,還是工作?》(作者:[法]蒂菲娜·裏維埃爾 ;譯者:潘霓。
在國內高校(或培養研究生的科研機構),對碩士生的學術要求和期待缺乏明確的界定。一方面,對碩士生當然不能有對博士生那樣高的學術要求,畢竟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畢業後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打算,而是要走向實際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學術型碩士又不同於西方國家以就業為導向的一年制或兩年制碩士,因為這是絕大多數人攻讀博士之前的必經階段,雖然許多學校已經取消了碩士畢業的發表要求,但對碩士論文的學術水準仍有較為嚴格的要求。
對於我所在的社會學專業來説,讀書仍然是碩士階段最重要的訓練。我所指導的碩士生有相當一部分為跨專業報考,而且許多學生坦承之前並未讀過任何專業原著,只是在考前背了幾遍教材。不得不説的是,即便是本專業考上來的學生,往往也沒有讀過幾本原著。因此,我不得不讓自己的碩士生在第一年補上他們所缺乏的學術訓練,具體做法是不要求他們確定具體的研究方向,而是給他們開出經典閲讀書單,讓他們先進行一年的密集閲讀。
説到開書單,有的老師對此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學生自己的事情,但面對只背過幾本教科書的學生,我實在無法放任自流,而且覺得為學生的學習提供一定的閲讀結構是自己的職責。
開列書單其實很考驗老師的學術功底,因為它要求不僅對這一學科的經典著作有嫺熟的掌握,而且對不同中譯本的版本優劣以及相關著作的難易程度瞭如指掌。更重要的是,開書單不是報菜名,因為學生的時間有限,不可能將所有經典著作從頭讀到尾。因此,對於開給學生的必讀書單,我一般會給出要求重點閲讀的頁碼或章節。不僅如此,我還對書單採取分級處理,將經典書單開給研一的學生,將特定領域的詳細書單開給正在構思碩士論文的研二學生,將以英文著作和文章為主的專業書單開給博士生。
書單開好後,我會讓學生儘快將書單上的文獻過一遍,以此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研究興趣。“如果這一分類下的幾本書讀起來都味同嚼蠟,那你很可能對這一領域沒什麼興趣;如果某一領域的書讀起來過癮,那你可以考慮以此為自己的研究領域。”我這樣告訴自己的學生。
電影《你好,之華》(2018)劇照。圖為周迅飾演的袁之華。
就社會學來説,學生的普遍問題是不知道自己的經驗問題屬於哪一個研究領域,更不知道如何與該領域的經典與前沿問題進行對話。事實上,不少讀到第二年的碩士生仍不知道自己的研究興趣是什麼。跨學科、跨領域研究當然值得肯定,許多知名學者也力圖打破學科之間與學科內部的藩籬,但這必須建立在對不同領域的深刻理解基礎之上,如果拋開已有的經典研究談“淡化邊界”,那隻能是捨本逐末、緣木求魚。
我的做法是按照社會理論、歷史社會學、文化社會學、知識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等幾個我較有心得的研究領域,在碩士生入學時給他們開列分類書單,每個書單分別列出幾本或十幾本專著和論文。這些書和文章未必是傳世名作,但能讓學生對這一領域的基本理論、重要問題以及研究風格產生初步的瞭解。在每個領域,我分別列出十幾個自認為有望寫出優秀碩士論文的選題,並給學生逐一講解如何開展相應的研究。
學生在寫論文時往往從具體的經驗材料寫起,不清楚自己的論文屬於哪一個研究領域,幾乎清一色都是在寫完經驗研究部分後再絞盡腦汁地往論文塞進去一點理論,再想該用什麼理論框架,這直接導致了我在論文評審過程中屢屢發現的理論框架和經驗材料相互脱節的“兩張皮”現象。這一現象產生的真正原因是學生缺乏系統的閲讀和訓練,尤其是理論被大部分學生視為需要死記硬背的、和經驗材料沒有關聯的內容。
對此,我的解決方案是“抽屜式閲讀”。換言之,閲讀不可盲目,而應在老師指導下按照已有的學科框架進行“大劑量”的分領域閲讀;只有把一個“抽屜”裏的重要文獻全面而快速地過一遍,我們才能舉一反三地用這一領域的“想象力”來審視看似互無關聯的現象。學術靈感從來不是閉門造車的想象,而是一邊海量閲讀一邊積極思考的自然產物。
在選題上,我始終強調研究的理論趣味。在我看來,理論和經驗不應該是兩種不同的研究取向,而是互相映照、互為補充的兩個維度。理論不是思想史,不能死記硬背韋伯説了什麼,涂爾幹説了什麼,而應該隨時指導經驗研究;同理,真正有生命力的理論一定是來自於研究者的生命體驗,而不是苦思冥想的空中樓閣。因此,我要求學生在閲讀理論性著作的過程中時刻以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來輔助理解,並以理論來反哺經驗研究。唯有如此,我們的文章才能兼具豐富的理論趣味和紮實的經驗材料,我們的研究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電影《死亡論文》(Tesis 1996)劇照。
我從不主張學生以論文發表本身為目標,更不鼓勵學生為了獎學金或就業而炮製低水準論文,但我也深知,學術能力不是僅靠閲讀文獻就能獲得的,而需要從切身實踐中得到提高。我從不要求學生給我做項目,而是希望他們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題,獨立開展研究;但我也會結合學生的研究興趣,積極創造與學生合作的機會,因為這是手把手教他們做科研的好辦法。
在合作過程中,我和學生通常有明確的角色分工,一般由我提出總體思路、寫作大綱、理論框架和重要文獻,學生寫作初稿(有時我本人負責理論部分的初稿),其間經歷多輪的討論和修改,最後由我定稿。如果是英文論文,則一般由我承擔執筆工作。這一年多以來,我已經和研究生完成了兩篇中文論文,其中一篇已經發表在C刊上;正在寫作中的論文有五篇,包括四篇英文論文。我非常享受這種合作模式。
其實,國內大學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和學生的真實需求之間存在較大缺口,不完善的課程體系導致研究生缺乏必要的學術訓練。面對這個無可奈何的現狀,我的應對之策是以讀書會的形式彌補課程方面的欠缺。每學期的讀書會都有不同的主題,比如這個學期是古典社會學理論,下個學期計劃側重於文化社會學,以後還計劃以歷史社會學、抗爭政治或布爾迪厄、蒂利等大家為主題。
讀書會每2—3週一次,每次選一本學生在課堂上讀不到的好書,且每學期所讀的書構成一個主題連貫的整體。
以這學期的古典理論讀書會為例,選讀的書目包括《啓蒙與絕望:一部社會理論史》《社會科學的興起:1642—1792》以及以及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盧梭、托克維爾等人著作相關章節,意在對研究生第一學期的社會學理論課程形成有益的補充,讓學生對社會理論的起源有較為深入的瞭解。如果能在此基礎上形成合作的論文,那更是錦上添花了。
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 2001)劇照。
在平常的交流過程中,我隨時推薦相應的閲讀材料,有時甚至通過在豆瓣網上觀察學生的閲讀軌跡以瞭解學生的閲讀偏好。
我自己所在的社會學是一個包容度極高的學科,不同的理論取向和研究方法都能和平共存。有兩個學生明確説自己不喜歡“跟人打交道”,不喜歡做田野,只喜歡讀理論性著作。我一方面要求他們掌握必要的量化方法和田野技能,一方面結合他們的興趣幫他們確定研究選題。例如,對於今年入學的博士生,經過多次討論,我們初步擬定以啓蒙運動的社會思想作為他的博士論文選題。但更多的學生對理論(其中涉及大量哲學)並無如此濃厚的興趣,我會相應地啓發他們對有趣的經驗現象進行分析。看到學生們從事主題和方法各異的研究,我感到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這一年多以來,指導學生耗費了我大量的時間和心血,開夜車修改學生論文屬於家常便飯。由於指導的研究生在數量上遠超平均水平,我自己常常要付出額外的心血,也確實犧牲了自己的科研時間。包括學生在內,經常有人提醒我:“你這樣帶學生,會把自己搞得很累。”確實很辛苦,但也樂在其中。
對於我來説,每個學生都是與眾不同的個體,我對每個人都有真實的感情;他們帶着求知的熱情來到學校,來到我面前,我必須陪他們走好這三年。在生活中,我對學生寬厚包容;在學術上,我卻不希望降低標準。正如我常跟學生説的一句話:“做人要腳踏實地,治學要仰望星空。”對我來説,如此指導學生固然會燃盡自己,但如果能成就學生,那我將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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