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編經典中國通史之《秦漢史話》連載29，歡迎收看。
漢武帝死後，劉弗陵繼位，這就是漢昭帝。因弗陵年幼，由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輔助幼主。但是，只過了一年多時間，金日磾病死，當時的朝政，實際上由霍光執掌。此後六七年間，漢廷內部政見分歧，又發生爭權的鬥爭，政局一度動盪不安。
01、霍光輔政
霍光是霍去病異母弟。漢武帝時期，霍光任為郎，又遷諸曹侍中、奉車都尉 等。他出入禁闈20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成為漢武帝心腹親信。漢武帝臨終託孤，霍光擁立幼主，成為漢家的“周公”。
然而，霍光受詔輔政，所執掌的漢家天下，已是一個經濟凋敝、流民遍野的社會。自漢武帝末年以來，“海內虛耗，户口減半" ；至漢昭帝繼位四年，依然”比歲不登，民匱於食＂。當時，貧苦農民不僅乏食，甚至連播種的種子，也得依靠官府借貸。武帝時期出現的數以百萬計的流民，經過20餘年的時間，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迅速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成為漢廷面臨的主要任務。針對這種情況，諫大夫杜延年曾幾次提出“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 。霍光采納他的建議，＂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
始元六年（前81)二月，漢廷詔舉郡國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對武帝時期的經濟政策展開了討論。這就是著名的＂鹽鐵會議＂。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以及賢良文學60餘人，參加了這次會議。
在討論罷除鹽鐵官營等項政策時，會議形成以桑弘羊為一方，以賢良文學為另一方的對壘，雙方展開一場唇槍舌劍的辯論。桑弘羊在漢武帝時期，曾任治粟都尉及大司農14年，參與制定鹽鐵官營諸項政策。他在辯論中為漢武帝的政策進行辯護，實質上還是主張繼續奉行漢武帝的朝政方針；而賢良文學則指責這些政策的弊端，同時又提出當今之務在於安集百姓，致利除害。
辯論所涉及的內容，遠遠超出鹽鐵官營的間題。除了對武帝時期的一系列政策互相論難之外，還涉及到當前政策轉變等問題，雙方的爭論異常激烈。
由於 鹽鐵諸項政策關係漢廷財政問題，因此只取消酒的專賣，其餘各項都沒有罷除。
這次辯論反映漢廷內部政見分歧，以桑弘羊為代表的少數朝臣，在社會形勢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原有的思想主張。這是桑弘羊一貫的政治立場。還在漢武帝晚年，他不顧當時社會危機嚴重，繼續主張屯墾輪台，結果遭到漢武帝拒絕。漢武帝根據當時的形勢，對原來的政策作了重大的改變。
但是，直到昭帝始元年間，桑弘羊依然沒有改變原來的主張，不但政見與霍光針鋒相對， 而且不滿霍光一手操縱朝政。因此，桑弘羊與上官桀及燕王旦通謀，捲入當時朝廷內部反對霍光的爭權鬥爭。
漢廷的爭權鬥爭，始於燕王劉旦。漢武帝晚年，皇太子劉據、齊王劉閎先後死去。按照輩分而論，劉旦自以為應當立為太子，並上書要求到京師宿衞。
劉旦覬覦帝位，引起漢武帝的不滿。漢昭帝繼位之後，劉旦與宗室劉長、劉澤等人勾結，陰謀發動兵變，推翻漢昭帝。
事情敗露後，劉澤等人被殺，劉旦倖免。但是，他的野心不死，又與上官桀結謀，企圖剪除霍光，奪取皇位。
上官桀與霍光，本是聯姻親戚，因為爭權發生矛盾。上官桀及其子上官安，因此與蓋長公主、桑弘羊及劉旦合謀，告發霍光逾制擅權。當陰謀失敗後，上官桀等又合謀殺霍光，迎立燕王劉旦，然後再殺劉旦，奪取皇位。但是，上官桀的密謀終於泄露，漢昭帝命令丞相田千秋撲滅亂黨。
結果，上官桀父子及桑弘羊先後被殺，蓋長公主和燕王劉旦也相繼自盡。這場爭權鬥爭即告結束。
02、霍氏擅權
霍光剪滅政敵之後，其地位越加鞏固，政局也逐步趨於穩定。
但是隻過了6年，漢昭帝即因病死去。這位以孺子繼統的帝王，在位13年少有作為，卻使霍氏家族乘機崛起，並開了漢代外戚專權之先。
皇位由昌邑王劉賀繼承。劉賀是個荒淫縱慾的昏君，繼位不久，霍光等人即發動一場宮廷政變，將他廢逐。於是，霍光迎立漢武帝的曾孫劉詢為帝，這就是漢宣帝。
劉詢是衞太子劉據之孫。巫蠱禍起，劉詢的父祖及生母都遭殺害。剛剛出世幾個月的劉詢，也被關押在獄中。原廷尉監丙吉憐其無辜，對他多加保護，被武帝特赦後又將他送交外祖母家撫養。
宣帝繼位並掌控實權之後，為了改變昭帝時期的政局，採取了許多政治措施，以鞏固中央集權制。主要的有如下幾項：
首先，清除霍氏集團。自漢昭帝以來，霍氏家族的權勢不斷擴大，嚴重地削弱了漢家皇權。霍光本人專制擅權，以至於操縱漢家天子的廢立。不僅如此， 霍光的兒子霍禹、侄孫霍雲皆為中郎將，霍雲之弟霍山為奉車都尉侍中，兩個女婿為東西宮衞尉，連外孫也都是中朝官，形成這個家族“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的局面。
漢家天子無疑是個傀儡，而霍光成了左右政局的“太上皇”，並緊緊地控制着中朝的軍政大權。這是從漢武帝為加強皇權而控制中朝，到中朝權力轉歸朝臣把持的畸形發展。
霍家“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從漢廷到地方，吏治日益敗壞。廷尉李種和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甚至車丞相的女婿、少府徐仁等，都因“坐逆將軍下獄死”。而使樂成小家子，卻因得幸於霍光，官至九卿封侯。
當時， 朝廷官吏只聽霍光的家奴馮子都、王子方等人的指揮，丞相之職有名無實。這種現象在宣帝即位之後，大有變本加厲之勢。當時，不但朝廷的事要先稟報霍光，而且連霍光的夫人也干預朝政。她為了讓小女霍成君代立為皇后，公然私派御醫毒死許皇后。
地節二年（前68)，霍光臨死之前，又提出封霍山為列侯的要求。宣帝無可奈何，即日拜霍禹為右將軍，接着又封霍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繼續由霍氏控制中朝。
翌年，當宣帝立許皇后的兒子為太子時，霍光妻大怒，又陰謀使霍皇后毒殺太 子，未遂。甚至宣帝安排御史大夫魏相入侍中朝，霍光妻也大為不滿，並唆使家奴大鬧魏相的府邸。
霍氏專擅權柄，為所欲為，皇權再度受到挑戰。
針對上述情況，宣帝為了穩定政局，進一步加強皇權，一面讓霍山繼續主管尚書事，一面又准許吏民奏封事，可以不通過尚書， 令“羣臣進見獨往來" ，以打破霍家把持中朝的局面，使中朝權力逐步轉歸自己手中。
這是對漢武帝以來的中朝體制所作的重要的改變。
同時，又將霍氏家族的成員調離中朝，改任其他職務，並將他們執掌的兵權收歸漢廷。
這些措施引起霍禹集團的不滿，他們陰謀作亂，準備發動宮廷政變，廢宣帝而立霍禹為帝。
地節四年（前66)，霍禹集團陰謀敗露，霍雲、霍山及範明友自殺；霍禹被捕後處以腰斬；霍光妻及其他親屬皆棄市；霍皇后也被廢處昭台宮。霍禹集團被一網打盡。
03、漢宣中興
第二，整飭吏治。誅滅霍禹集團之後，拔除了危亂國家的禍根，宣帝即着手整飭吏治，以便鞏固中央集權制。在漢廷中央方面，宣帝時期，“上躬親政，省尚書事" ，以密切中朝、外朝之間的關係。
本來尚書這一辦事機構，是武帝為了削弱相權而設的。漢宣帝親自過問政事，減省尚書事，“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這不僅使皇帝直接掌握朝政大權，又恢復了漢初丞相既有職又有實權的體制，從而發揮了丞相作為輔臣的作用。
宣帝親政後，丞相魏相“總領眾職，甚稱上意" 。魏相死後，丙吉、黃霸、於定國等，先後繼任為相。他們“總綱紀號令" ，“居位皆稱職" ，既有職又有實權。
宣帝時期的丞相，與武帝時期相比，境遇截然不同。他們善終其位，無一人被黜免，或者死於非命。所以班固説：“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在地方吏治方面，宣帝重視地方長吏的選任。他常説：＂庶民所以安其田裏，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這是因為郡守、諸侯相等二千石官吏，對上要執行漢廷的方針政策，對下則直接治理吏民，其政績如何關係國家的興衰，所以被視為＂吏民之本”。
對新任命的刺史、太守、國相等官員，＂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因此在宣帝時代，先後曾出現一些政績顯著的二千石官吏。如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
為了穩定地方統治秩序，地方長吏一旦任用，一般不主張頻繁調動。
對地方官吏的治理情況，經常派使者巡行郡國，考察他們的政績。如元康四年（前62，遣太中大夫疆等12人巡行天下，＂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五鳳四年（前54)，又＂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巡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對地方官吏的考察，“信賞必罰＂。凡政績優異者，漢廷通過下詔褒獎，增秩賜金，封官進爵等，對他們表示嘉獎。如王成為膠東相，在處理流民問題上，“治有異等之效”，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黃霸任潁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 ，官至御史大夫、丞相封侯。又如朱邑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龔遂為渤海太守，因政績顯著，被擢為水衡都尉。
對一些違法失職的地方長吏，漢廷則予以懲辦。如嚴延年先後曾任涿郡、河南太守，是一位號稱＂屠伯＂的酷吏。他因“選舉不實”，受到“貶秩＂的處分。後來，又因＂怨望誹謗政治”，被處以棄市之刑。再如，田雲中為淮陽太守， 也是一位“敢誅殺”的酷吏。因“吏民守闕告之" ，民憤極大，同樣被處以棄市之刑。
由於採取上述措施，“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可見當時吏治情況有一定的好轉。它為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
第三，打擊豪強。昭宣時期，地方豪強勢力發展迅速，從京師以至於郡國，豪強大姓相互聯姻，與官吏勾結為朋黨；又收養賓客為奸利，甚而犯為盜賊，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豪強驕縱橫恣。民間流行的俗語説：“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這種現象勢必＂亂吏治”，是社會治安的大害。
因此，宣帝時期漢廷繼續奉行武帝的抑豪政策，對於擾亂社會治安的地方豪強，進行嚴厲的鎮壓。如任命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懲治郡中的豪強大姓。潁川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為惡作亂，二千石莫能擒制。趙廣漢到任幾個月，即誅殺原、褚首惡，郡中為之震慄，治安逐漸好轉。
又如尹翁歸為東海太守，縣設記籍，親自處理各種奸邪之事；收捕各縣的酷吏豪民，案治其罪，嚴重者即處以死刑。郯縣大豪許仲孫為人奸猾，亂吏治，郡中苦之。尹翁歸將他處以棄市之刑，其他豪猾不敢再犯禁。
第四，外儒內法，兼施德教。漢宣帝治國，“信賞必罰" ，“以刑名繩下"。當時，太子劉奭針對楊惲、蓋寬饒因言事刺譏而被殺，曾經提出“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的建議，宣帝當即嗔斥説：“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倡導“外儒內法”之統世之術。
一言以蔽之，宣帝時代的政治，實行“霸王道雜之"， 即法治與德治相結合，以謀求一個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這是時代的要求。
然而，漢宣中興，也不過是迴光返照而已。因為，縱然是用“霸王道雜之"治理，依舊無法動搖既得利益集團。
04、豪族難除
昭宣時期，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經過38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但是，封建社會固有的矛盾並未解決，土地兼併始終沒有止息，農民破產自然不可避免。
《漢書·食貸志》敍述宣帝死後，元帝即位初年的情形説：“齊地飢，谷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
又如，元帝初元元年（前48)，珠崖郡人民反，賈捐之上書諫止出兵鎮壓，曾經談到當時關東的社會情況：“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蓆於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因此他不主張用兵，建議“專用恤關東為憂”。
上述情形是發生在漢宣帝死後一年。可見，這位被譽為漢家的“中興”之主，經過25年的慘淡經營，所留給他子孫的“遺產”，依然是一幅民不聊生的“流民圖”!
上述社會現象的出現，其實並不奇怪。自漢武帝以來，由經營工商業起家的豪強地主，逐步取得政治地位，以至成為漢廷新的官僚；而官僚勢家利用政治特權，攫取大量資財，不斷兼併土地，或者兼營工商業，也是大豪強地主。
這兩者合流的趨勢，在昭宣時期更加明顯，並得到迅速的發展。如漢武帝時期，官至御史大夫的張湯，死時“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它贏”。但是，到宣帝時期，張湯的兒子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張氏父子兩代，前後50年間，家業變化如此之大。很顯然，張安世既是一位大官僚，又是兼營工商業、內治產業的豪強地主。
又如宣帝時期，楊惲遷中郎將，後擢為諸吏光祿勳。其父楊敞在昭帝時，官至御史大夫和丞相。楊惲“受父財五百萬，……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 ，又“再受皆千餘萬＂。從這些數字看，楊氏這個官僚世家，所積累的家資，數以千萬計。
楊惲失官後，“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又“通賓客”，“賤販貴賣，逐什一之利”，成了地方上的豪強地主。
這種身兼官僚、豪強雙重身份的人物，在昭宣時期，從公卿到地方屬吏，幾乎處處可見。由於官僚豪強地主融為一體，既有經濟實力，又有政治特權，其掠奪性就更加瘋狂了。
漢宣帝不可能觸動他們根本的經濟利益，因此他所實行的撫卹貧民及流民的政策，充其量不過是修修補補的措施。從這個意義上説，所謂“宣帝中興”，不過是史家的粉飾之辭，其所起的歷史作用，只是延緩西漢敗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