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事連綿，人心惶惶，日軍飛機對昆明轟炸越來越兇。在這世事紛亂的艱難環境中，無論是吳宓還是陳寅恪，跑過警報還要繼續上課，吳宓仍開設外國文學;陳寅恪除了應付史語所歷史組、西南聯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等職責內的各項課業、還拖着病體，靠一隻即將失明的眼睛，硬是完成了莫定其世界級學術大師地位的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寫作。
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並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校方已安排好該校漢學家休斯副教授充任其副手——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餘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面對如此榮光的禮聘，陳寅恪曾兩度辭謝後考慮夫人唐篔患嚴重的心臟病，不能抵昆團聚，同時借赴英機會可治療眼疾，遂答應就聘。在得到西南聯大主持校務的梅貽琦同意後，陳寅恪於這年6月下旬乘車由安南轉往香港做赴英的準備。全歐漢學家聞陳氏將來，雲集奧格司佛城，靜坐以待。在重慶的史家、文學家陳衡哲得此消息，曾評論日:“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麼個深度，亦大有益於世界學術界也。”意想不到的是，抵港未久，歐洲戰火驟起，地中海不能通航，何時能夠起程，査無可知。陳寅恪茫然四顧，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他於港島寫給傅斯年的信中説:“天意、人事、家愁、國難俱如此，真令人憂悶不任，不知兄
何以教我。”此時的傅斯年亦無法可想，無奈中的陳寅恪只好於這年9月由香港重新返回昆明西南聯大上課，繼續等待可行的機會。
1940年暑假，聽説歐洲方面戰況稍有好轉，陳寅恪再返香港等候赴英之機。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國如能去，則弟必須去，因弟復牛津函言去，故必須踐約也。”想不到這次又出了差錯，剛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國駐英大使郭泰棋(字復初)發來電報，謂因時局關係，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陳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聯大，恰在此時，日軍為切斷廣西與越南之間的國際交通線，出兵攻佔南寧，陷落崑崙關，滇越交通中斷，致使陳寅恪無法回昆，而夫人唐篔除心臟病外又患子宮病。陳氏走投無路，一面寫信請傅斯年“如本所及聯大有遷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做攜家眷遷川之打算，並通過許地山在香港大學暫時謀得一客座教授職位，以換取微薄的薪金維持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