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新中國第一批刑事訴訟法專業研究生之一，是新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的奠基人和主要學術帶頭人之一，見證了中國刑事訴訟法學六十多年發展歷程。她與巫昌禎、薛梅卿、孫丙珠一起，被並稱為中國政法大學“四大才女”。
她説，“如果人有來生，我仍願做一名教師！”
這成為她的遺願。6月24日8時，她與這個世界告別。
中國政法大學微信公號24日消息：我國著名刑事訴訟法學家、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嚴端先生因病於2020年6月24日8時逝世，享年86歲。
支持“無罪推定”40年
嚴端出生於1934年10月24日，江蘇省南通市人。1952年，18歲的嚴端投考北京大學法律系，因全國院系調整北大法律系併入北京政法學院，嚴端成為北京政法學院的首批學生。
1954年畢業後，嚴端留校任助教。1955年在北京政法學院研究生班學習，專攻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生期間師從前蘇聯專家楚貢諾夫，着重對蘇聯的刑事訴訟法及其理論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學習，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批刑事訴訟法學專業的研究生。
1957年，“反右”開始，嚴端因為上課時表達對“無罪推定”原則的贊同，被劃為“右派”。清華大學法學院曾報道稱：嚴端“始終保持着樂觀積極的心態，繁重的農活、親人離別的痛苦，以及漢語教員、印刷廠校對員等與自己專業不相干的工作，都沒有將她擊倒。以至於當嚴端重新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時，人們驚喜地發現：‘嚴端當了20年的右派，精神沒有倒!’”
1978年底，嚴端重返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次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重啓刑訴法起草工作，嚴端全面參與了1979年刑訴法從起草到法律通過的全過程。
2012年，嚴端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回憶，1979年起草刑訴法時，她依然堅持應明確無罪推定原則。雖然她所在的起草小組的草案中，寫入了無罪推定原則，但最終未被採納。
1996年，全國人大對刑訴法進行了第一次修改。嚴端是起草刑訴法修改建議稿的主要成員之一。
“歡欣鼓舞，終於寫進去了”，2012年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嚴端回憶，她支持無罪推定原則40年後，1996年修法，終於明確寫入了無罪推定原則，法律明確規定，“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1996年刑訴法修改，還帶來了一個鮮明變化。由於法律明確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進行了區分，曾一度被廣泛使用的“犯罪分子”表述逐漸消失，代之以“犯罪嫌疑人”這一體現了無罪推定原則的稱呼。嚴端回憶，不區分嫌疑人和被告人，而使用人犯這個詞，和不接受無罪推定原則有關，如果要區分，就要和無罪推定聯繫到一塊，“但當時有人就説，這個有什麼不一樣呢？”
“時代決定了我只是學生的鋪路石”
1978年底重回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後，嚴端歷任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學教研室主任，科研處處長，教務長等職，自1983年起擔任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教授熊秋紅、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玫教授嶽禮玲等，都是她的學生。
張建偉接受政事兒專訪時表示，24日聽到老師嚴端離世的消息，很震驚、難過。因為此前嚴端只是有些耳背，氣色一直很好，身體看起來不錯，“嚴老師是突然去世，回頭想一想，不必纏綿於病榻受病痛的折磨，也許這種離開世界的方式，更符合她的願望。嚴老師和她的愛人徐傑老師有着一貫的人生態度，她留有遺言，不願意給學生、同事、單位添麻煩，所以不打算搞遺體告別、追悼會等一些儀式性的活動。有人也許會以為這跟疫情有關係，就我對嚴老師和徐老師他們的個性的瞭解，即使沒有疫情，他們也不會搞這些儀式”。
張建偉回憶，嚴端是一個氣質非常優雅的教授，無論看世事，還是看學術，通透豁達。1978年重回講台後，嚴端有時會偶然談起過去的波折和磨難，“她的態度很平靜，對於當時的一些人和事都講得比較含蓄，沒有一絲埋怨的情緒，更沒有那種苦大仇深似的感覺。對於過去經歷過的一些磨難，她抱有一種豁達隨和的心態”。
張建偉説，嚴端還曾經笑談自己的名字和個頭兒。由於名字比較像男性用名，所以去外地開會的時候，會議主辦方經常以為來了位男教授；由於個頭兒比較高，所以從小到大，從來沒有人稱她“小嚴”，年輕的時候叫她“大嚴”，年紀漸長之後就被稱為“老嚴”。
不過，通透豁達的嚴端，在治學方面出了名的嚴格，甚至有時候不乏犀利。張建偉回憶，1979年的刑訴法與現行刑訴法相比，一些規定比較簡單，缺乏細節。例如何為“證據確實、充分”，標準是什麼？當時的司法實踐部門的人員覺得法律規定得太概括太抽象。為此，嚴端到司法實務部門去調研，閲讀了幾十本案卷，總結出四項標準：每一個證據都查證屬實；每個認定的事實都有證據加以證明；證據與證據之間不存在矛盾或者得到合理的排除；由證據得出的結論是唯一的，不具有其他可能性。“這四項標準至今仍是刑事訴訟法學界的通説，為眾多學者論著所接受。”
“嚴老師的文風非常簡樸，不是那種奢華的文風”，張建偉説，嚴端很注重理論跟實際的緊密結合，不喜歡空談。他至今記得嚴端講課時的一些細節，“她授課沒有滿嘴的學術術語，都是信手拈來的形象化的説明，非常通俗易懂。這對我有很大影響。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師來説，把一個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並不是很難的事；難的事就是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深入淺出的講給學生，讓學生很快抓到問題的要點。嚴老師的聲音有一種磁性，那種磁性的聲音迴盪在教室裏，到現在還歷歷在目”。
雖然在刑訴學界有很高聲望，還是學科帶頭人之一，但是嚴端一直沒有申請擔任博士生導師。“嚴老師覺得自己不夠條件”，張建偉説，嚴端認為自己剛一畢業就趕上了動盪的年代，並沒有一直保持學術前沿的狀態，而且外語也不嫺熟，缺乏應有的司法實踐經驗，她認為，時代決定了她只是學生的鋪路石。
張建偉説，1996年刑訴法修改期間，嚴端在一次發言過程中突然暈倒，送到醫院才發現，她已身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因此，嚴端不得不離開講台。“我無比熱愛教師這個職業”，嚴端説，“多少年來一直都和你們年輕人打交道，讓我心態也保持年輕；尤其是精神，充實而又寧靜。如果人有來生，我仍願做一名教師。”
“政事兒”（xjbzse）/新京報記者 王姝 校對 李立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