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有間大學（ID：youjian-university），作者：陸兆謙
追溯起“讀書無用論”的發端，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教育改革，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節點。在此之前，社會的鄙視鏈清晰明瞭：
上過大學的看不上沒上過大學的。彼時，只要邁入了大學的門檻，間接等於鐵飯碗到手，很少人會去質疑大學生的含金量。
90年代末，高校擴招的大潮席捲而來，“讀書無用論”、“大學生爛大街”等言論甚囂塵上。與之相伴，大學生之間的鄙視鏈也悄然發生着變化：主流歧視轉變為部屬高校對地方高校的“歧視”。
更可怕的是，無論是學生、家長、亦或整體的社會風氣，都默認了這種歧視。然而，反觀個人，地方高校卻免不了是絕大多數人的歸宿。
數據顯示，在我國龐大的高校羣體中，95%的高校為地方高校。它們培養了超過94%的本科生和51%的研究生。
相反，不論是學校數量還是培養人數，都佔少數的部屬高校，會吞下每年教育經費的大多數。
資本投入的背後是一種隱喻，它暗含着培養質量、師資實力，甚至是食宿條件等方方面面的差距。
關於高校排名，某高校教授曾發表過言論：所有排名都是虛的，經費數量排第幾，學校排名就是第幾。
粗暴的排名方式背後，正是當前社會主流習慣於一褒一貶的根源。但轉念一想，若沒有這些地方高校，每年近千萬的大學生，將只有5%的人有書可讀啊。
上世紀90年代末，重慶扶搖直上，掛上了直轄市的牌子。
與之相對，西南政法大學迎來了校史上的轉折。原隸屬於司法部、被稱作法學界“黃埔軍校”的西南政法大學，在改革浪潮中，被劃歸重慶市管轄。
《南方週末》曾描述過這麼一個場景，一次法學研討會上，中國政法大學江平教授端坐上席，以長輩口吻招呼大家。指點一人，問何校畢業？答曰：西南政法。又問一人，復曰：西南政法。
此時有人開玩笑：江老不必再問，你已被西政包圍。江老不信，指問：這位中央廣播學院的女教授也是？女士一笑：是。
而從歸屬被下放到地方開始，西政迎來了自己的下坡路。哪怕這裏曾經走出過20位大法官、大檢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機關的管理者，以及數十位影響中國法學的學者。
伴隨着高校以部屬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形式劃分開，“誰管理誰出錢”的規則也就被確定下來。
作為部屬高校，背後的中央部門財大氣粗，資源豐富，得到的支持絕非地方高校能比。
目前，全國部屬高校僅100多所，地方高校規模則達到2500多所之多。儘管地方高校數量眾多，也承擔了絕大多數的招生任務，但僅在經費一項，就面臨着嚴重的僧多粥少的狀況。
數據顯示，2009年到2013年的五年之間，政府為全國高校劃撥的科研經費一共達到2647億元，其中有72%的經費被112所“211”高校瓜分。
剩下超過2000所高校，只能分剩餘的700多億。無須諱言，得嘗經費甜頭的“211”高校之中，絕大部分都是部屬高校。
2017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中，高校經費投入為一萬一千多億。看似龐大的經費投入背後，分配不均也十分明顯。
當年，且不論所有部屬高校，僅教育部直屬高校中，經費前五十名的高校經費之和，就達到了3000億元左右，佔比近30%。
對於許多部屬高校，他們在財力上往往有一校拼百校的實力。然而，佔有更多資源的部屬高校，卻註定會將絕大部分學生擋在門外。
以“985”高校為例，作為部屬高校羣體中吞金能力最強的羣體，每年卻僅有2%的本科生能被錄取。
於是，在單個學生的培養支出上，部屬高校的投入往往是地方高校的兩倍甚至三倍。
與大多數地方高校一樣，資本缺失的背後，師資流失，科研乏力……所有關於騰飛的夢想，在缺經費面前都成了一張若有若無的大餅。
人們往往會被“部屬高校由中央財政劃撥經費”一句混淆了視聽。作為老牌“985”高校的蘭州大學，也戴着部屬高校的帽子，但在財力上卻平平無奇。
追根溯源，高校的大部分經費，必須要仰仗地方支持，而甘肅卻又不太掏得出錢。
2017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教育經費為29919億元，但中央財政教育經費僅為4663億元，僅佔15%。
試想，這些錢攤派到眾多部屬高校頭上，每所高校還能有多少呢？且不説首都高校羣就要吞去極大一部分。這看似龐大的教育經費，有八成還指着地方出錢。
部屬高校的優勢在於，倚仗超強的教育實力，能夠得到來自中央和地方的優先支持。儘管地方出資雄厚，但地方高校在其中卻並不佔優，在資源劃撥上，它們依舊處於劣勢。
作為各省、直轄市的牌面，部屬高校在資源分配上佔盡先機。
2017年，廣東省曾安排6億元專項資金，支持省內五所高校的“雙一流”建設。最終，作為省內頭牌，中山大學分得4億，華南理工大學分得1.7億。其餘三所高校瓜分剩餘三千萬。
而在此前一年，廣東省已投入兩億元支持中大、華工衝擊雙一流。此兩所高校，均屬於教育部直屬高校，誰還能單純認為，地方就會優先支持地方高校呢？
類似的分配不均在浙江省更為明顯。浙江大學作為省內的超級巨無霸，2019年獲得的財政支持，與浙江省內經費排名2-10名的高校經費總和相當。
在對教育的支持上，各地不約而同的具備了“頭牌”意識。
作為各省、市軟實力的代表，各地太需要一所響噹噹的大學來為自己正名，而整體水平反倒成了次要。這助長了高校圈內的馬太效應。
近一兩年來，上海、江蘇、廣東等一眾地方高校逆勢崛起，財力不僅在地方高校中傲視羣雄，甚至令許多部屬高校望塵莫及。
有人將這視為地方高校的突圍，但這顯然不準確。僅僅依靠深圳大學、上海大學、蘇州大學等幾所地方高校的亮眼表現，就認為地方高校實現突圍，未免太過草率。
對於許多高校而言，部屬或地方的屬性可遇不可求。而在此之外，好的區位優勢成為更加令人羨慕的資本。那些東南沿海發達省份的地方高校，已經展現出了地緣背後的優勢。
在每年的經費劃撥中，廣東、江蘇各省仍舊將大頭給予“頭牌”，但僅是“剩飯”，都令許多地處相對落後省份的地方高校，甚至是部屬高校垂涎不已。
2016年，在教育部召開的一次教育工作會議上，時任教育部長懇請東部高校“高抬貴手”。
在明確表態不鼓勵東部高校從西部高校引進人才之後，又放出“狠話”表示：“挖走這些人才，就是在掘人家的命根”。
引得教育部長出面“求情”，東西部高等教育差距之大可見一斑。曾有網友調侃新中國成立後的西部高校“一頓操作猛如虎，一看排名是倒數”。
以滇系、川系高校為例，伴隨着國家發展重點的變化，如今除了四川還有幾所高校能勉強摸到名校門檻，其餘高校幾乎集體淪落。
在知乎，面對一名即將從西安交大畢業前往上交讀研的學生的提問，有網友刻薄且不失幽默的將其比喻為“鄉下孩子即將去城裏走親戚”。
當地區發展優勢不再，經費捉襟見肘時，大家只好大談特談歷史與傳統，談曾經西部對中國教育的貢獻如何顯著。
迴歸本質，當地方發展跟不上，地方高校的發展自然也後勁不足。本就得不到多少來自首都恩澤的地方高校，唯一出路也只能是寄希望於地方的支持。
2018年，廣東省經費排名前十的十所地方高校，其經費總和達到了173億。與之相比，地處西部的甘肅，其經費排名前十的地方高校經費總和僅有33億。
與此同時，深圳大學當年的經費接近50億，蘇州大學經費接近35億。兩地僅需一所地方高校，經費已遠超甘肅十所高校總和。
2012年，早在1993年就提出的“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例達到4%”的願景，終於姍姍來遲。次年，總量驚人的教育經費，呈現出極其明顯的地域分配不均現象，已經成為蓋過上一年曆史性進步的新熱點。
當時，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李文利表示，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東部最高省份與中西部最低省份相差了7倍。
如今，在沿海發達省份，除了轄區內的部屬大學，每年擁有動輒百億的經費，下面許多地方高校，如深圳大學、蘇州大學等高校，也能過着放眼全國難尋的“好日子”。
但這絕非常態，在許多省份，集全省之力為“頭牌”提供一個勉強能達到平均線的體面，後面跟隨者一眾難以餬口的“小弟”，才是隨處可見的景象。
以吉林為例，2019年，作為全省“頭牌”的吉林大學拿了中央的，再拿地方的，經費將近百億，一舉奪下全國大學經費排行榜前十的殊榮。
反觀吉林的地方院校，長春工業大學作為吉林2020年預算最高的地方高校，經費僅為7.69億元，約為吉林大學經費的8%。
同為地方高校經費榜大哥，與粵系、蘇系高校相比，許多省份的地方高校只能流下手握“農村户口”的淚水。
有人説，許多部屬高校，作為國內教育界的領頭羊，它們擔負着衝擊世界一流大學的重任，理應得到更多的經費支持，這當然無可厚非。
只是，當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愈發深刻的影響各地方高校的發展時，便很容易跌入惡性循環中：地方發展後勁不足，於是辦不起一流的教育，教育滯後直接導致地方發展後勁不足……
需要清晰認識到，數量上佔大頭的地方高校畢業生，是社會建設的中堅力量。
基於此，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再是僅侷限於教育的問題，更不再是簡單的高校分錢多少的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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