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在晚清是一位發生了重大歷史效應的碑學鉅子，如果沒有沈曾植，近現代碑學無疑要大打折扣。就碑學創作而言，沈曾植與康有為頗為相同，早年都經歷過一段精意帖學，後漸悟帖學之非而皈依碑學的轉變過程。
沈曾植於碑學啓徑於包世臣，壯嗜張廉卿，但這一時期沈曾植於碑學顯然無所成，而只能算是他晚年變法的準備期，正如沙孟海所説“雖然會寫字，去學包世臣、吳熙載一派，沒什麼意思的”。待到沈曾植晚年，“後來不知怎的，像釋子悟道般的，把書學的奧秘一旦豁然貫通了”（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
沈曾植晚年變法時期，以二爨、《龍門二十品》方折筆法融流沙墜簡，黃道周、倪元璐幽折勁峭，奇麗生辣，開碑行書拙奇一路。沈曾植用筆強調取北碑典型方筆，而力抵圓筆，這與何紹基、康有為、吳昌碩以圓筆取勢大不相同。並且就方筆圓筆沈曾植與康南海還有過辯難。
在碑學方筆的運用上，沈曾植與趙之謙比較相類，兩家都強調方筆和側翻，但沈比之趙似乎更充分強化了方筆的險仄和殺伐之態，重在以側取正；而趙之謙則以正取側，即重在以平穩取險仄，從而兩家構成晚清碑學方筆風格的極致。
沈曾植碑行書風格的形成，除了得益於他對碑學筆法的深悟外，他對章草的別裁也是重要一端。他以碑之拙重來兼融章草，並拈取黃道周、倪元璐斜畫緊結體勢，新理異態，自標高格。
沈曾植選擇章草來別裁北碑是別具隻眼的，因為相對於帖學的普泛化，章草從唐代以後便趨於衰絕，以至後世根本不諳章草筆法。元人倡導復古，但元人類以唐宋楷法寫章草，已大失章草筆法之旨。
至明代黃道周、倪元璐以行草化取漢碑筆意，不過，在黃道周、倪元璐的書法創作中，章草尚不構成主調，不論體勢或筆法都為行草體格所掩蓋。但正因為如此，便為沈曾植在他們基礎上進一步推動章草的深化，提供了發展空間。
沈曾植於章草博稽廣取，於魏晉間急就、磚銘、流沙墜簡皆一一取法。同時，為上窺北派正朔，探得章草根脈，他“功夫依舊用到鍾繇、索靖一輩的身上去”，從而開啓了近現代章草源流，成為一代教化主。
如果沒有沈曾植的爬梳剔抉，還原唐以後即長期失傳的章草筆法，現代書家對章草的認識可能還仍會停留在元人的水平上。
沈曾植為晚清一代重臣，自同治二年中舉，光緒六年進士及第，初任刑部，後歷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地方知府、道台、提學，終於安徽布政使。為學淹博，通遼金史、刑律、邊疆地理，被翁同龢稱為“當代通人”。
在晚清政壇，沈曾植是一個憂時憂世的有為政治家形象，他對時事一直保持強烈的敏感，不論是早年支持康有為變法，辦強學會，還是晚年與康有為密謀推翻袁世凱，都表明他有一顆繫於世事，難捨天下之心。這使沈曾植與晚清官場的腐敗官僚嚴格區別開來。
同樣，作為書法家的沈曾植在他的書法中也寄寓着變法圖強的政治理想，這也是他的書法一洗凡庸、睥睨不羣的深層原因。沈曾植書法變法的晚年，雖然維新變法的歷史煙雲已經煙消雲散了，但變法的精神理想在沈曾植心裏卻不死不滅，這就是沈曾植晚年書法變法的精神動力，而其書幽折峻急，也可看出他在理想幻滅中掙扎矛盾的痛苦心跡。
沈曾植書法體現了清代碑學所達到的書史高度，它是一種政治激情與書法審美理想完美結合的產物。他的那些精彩之作，堪稱經典，於古人決不稍讓。
不過，沈曾植書法在一味求生、求拙、求辣中，也帶來某些過生之弊。即古人所謂，一味老辣，又是因藥發病。當然，這是大師的缺憾，它並不影響沈曾植書法的整體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