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東平 | 農村學生究竟如何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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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教育思想網（ID：eduthought），作者：楊東平

原杭州名校校長陳立羣，退休後去貴州貧困山區支教，一舉改變農村高中的落後面貌，得到國家的褒獎。雲南麗江市的張桂梅校長“乞討”辦學，改變山區女孩命運的事蹟同樣感動中國。他們的崇高精神和道德人格，繼承的是千百年來國人崇文重教、造福鄉里的文化血脈；他們所彰顯的教育家精神，是中國教育現代化最重要、最短缺的文化資源。他們在貧困地區支教辦學的實踐，也提供了不可多得、值得認真解讀的農村教育樣本，使我們去深入思考基礎教育的價值和功能，以及如何改變農村教育、如何幫助農村學生改變命運。

陳立羣退休後放棄私立學校的高薪聘請，去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縣民族中學無償支教，改變了這所“遠近聞名”的差校。“4年支教，他幫助超過2200名貧困苗族孩子走出大山，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類似地，張桂梅在雲南麗江市華坪縣創辦的華坪女子高級中學，“十多年間將1645名大山女孩送往了全國各地的高校”，無數女孩考入名校，改變命運。

陳立羣校長和台江民中的學生

令人關注的是他們“點石成金”的“魔法”究竟是什麼？對於規模化改善農村教育有怎樣的啓示？從媒體報道來看，首先是嚴格管理。過去在台江民中，“一些老師遲到早退混日子，有的上了20分鐘課後就站在教室外抽煙。學生上課睡覺，放學後就三五成羣在縣城遊蕩，抽煙、早戀、打遊戲。”陳立羣到校後，出台了十幾項制度，一掃原先怠惰、混亂的狀態，建立起基本的教學秩序和獎懲制度。學校實行“半軍事化管理”，“早讀、晚自習挨個教室檢查、評比，嚴格教師出勤管理。一批批教師被送到杭州學習，校內開展師資培養工程，每個年級和教研組開展聽課、評課”。習慣了閒適的師生起初意見頗多，後來看到了努力的成果。

張桂梅校長和她的學生

無論在台江民中還是華坪女子高中，學生均為校長高尚無私的奉獻精神所感動，勤奮而刻苦地學習。“乞討辦學”的張桂梅又被稱為“扒皮”校長，媒體稱為“菩薩心腸，金剛手腕”。“拿命拼！這是她們的信念。拼命的結果是，這所大山女子學校本科上線率高達八成，一本上線率便達到四成。”

陳立羣、張桂梅面臨的是貧困地區教育的普遍情況，校長不稱職，校風學風潰散，師生懈怠混日子。校長教師的精神狀態和教育“軟件”的缺失，不是靠錢能夠解決的。這就是為什麼許多“硬件過硬”的鄉村學校，依然教學質量低下，學業成就大面積不達標。令人關心的是，這種農村學校落後的普遍現象究竟如何改變？陳立羣、張桂梅這樣的“超人”下凡，是可移植、可推廣的普遍模式嗎？

打破鄉村教育侵淫已久的沉痾積習，在可能的情況下，外部力量的“教育扶貧”十分必要，起止血止損、刮骨療傷之急效。對教育變革而言，陳張支教辦學的普遍原理就是“教育家辦學”。改變學校的決定性力量主要是校長，這就是目前在教育市場上名校長往往身價百萬的原因。問題是在貧困鄉村，如何放大這一經驗，使鄉村變革的力量逐漸壯大？方案之一是推廣這一經驗，將少數人的個人努力轉化為教育扶貧的工作模式，號召、組織城市的名校長下鄉，反哺鄉村教育，使陳立羣、張桂梅後繼有人，而不是鼓動知識青年下鄉。這也會使名校長本人終身受益。古今中外的教育家，無不是以扶持貧弱、改變弱勢和後進學生為本事的。我始終認為，佔盡資源優勢，享受特殊政策，可以“掐尖招生”的名校“輝煌”其實並不值得榮耀，它彰顯的只是教育公平的傷痕。一個真正有能力、有情懷的校長，請試着用改變一所薄弱學校、農村學校的實踐來證明自己！

除了名校長下鄉，要大面積改變鄉村教育，必然要超越“個人慈善”的努力（再説一遍，這種努力是非常高尚和令人尊敬的），走向一種制度模式。歸根結底，農村教育改善還是要靠本土草根的鄉村教育家，要靠自下而上的力量，這是不言而喻的。如何發現、培養“鄉村教育家”是一個真正的挑戰。途徑之一是改變論資排輩、循規蹈矩的校長任用制度。例如，洛陽市高新區教育局打破陳規，鼓勵青年教師競聘上崗，一批青年教師出任校長的鄉村小規模學校，迅速改變了落後面貌。因此，政府和社會組織應當花更大的力量培養新一代鄉村學校校長。馬雲教育基金會開展的鄉村教師獎和校長獎是一種類型，貴州正安縣田字格學校正在開展的“鄉村教育家”培訓計劃，也是值得關注的一例。關鍵是要創新鄉村校長的培訓模式，不僅是激動一時，而應成為類似MBA、創業教育那樣的實操訓練，幫助校長獲得鄉村教育改進的實際技能。

回到教育教學的層面。整頓秩序，嚴格管理，對於長期處於懈怠、荒廢狀態的學校和學生，是止血求生的第一着，對一切改革而言都是必要的前提。問題是它的下一步是什麼？令人遺憾的是，可能是由於缺乏教育背景，對陳、張校長的新聞報道均未涉及課程改革、教學改革的內容。如果只是感天動地之後的“拼命學”，顯然是不夠的。

現實是許多農村學校在實現了“有學上”的基本需求之後，“上好學”的追求就是搞應試教育，抓考試、分數、升學率了。拼時間拼命、滿堂灌、大量作業和考試、軍事化管理的“縣中模式”“超級中學”模式成為鄉村學校的主流模式，是農村教育的另一個嚴重問題。

就改變農村教育、改變農村學生命運而言，在近二十年的教改中，我們其實已經走出了一條新路。其典型是蔡林森校長從洋思中學到永威中學的成功探索。當年，在江蘇泰州的洋思初級中學這所偏僻鄉野的簡陋初中，蔡林森校長“以三流的辦學條件、三流的師資、三流的生源質量創造了全市乃至蘇中地區的一流業績”，學生鞏固率100%，畢業合格率100%，體育達標率97%，畢業升學率97%，學生的近視率則控制在10%左右。2006年他退休後應邀到河南泌陽市的永威學校辦學，三年後救活了這個瀕臨倒閉的民辦學校，使其教學質量躍居全市前列；而且，通過校長教師培訓，推廣永威學校的經驗，激活了泌陽市的教育，其考試成績由焦作市6縣市的倒數第二，躍居為第一。

蔡林森的教育理念是“沒有教不好的學生”，教學模式是“先學後教，當堂訓練”，是一種學生自主學習的模式，而教師的角色退後，成為學習的指導者。通過提高課堂學習效率，學生不用“拼命”，每晚九點半熄燈，節假日也不統一補課，負擔不重，照樣學得很好，“洋思模式”在各地開花結果。

山東茌平縣的杜郎口中學的崛起，大致與洋思中學同步。這所偏僻薄弱的農村初中沒有任何資源，面臨被撤併的命運。崔其升校長痛定思痛，認定唯一可依賴的就是學生的學習潛力。他一改“滿堂灌”的課堂教學，“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動起來，讓課堂活起來”，自主學習的三大模塊預習、展示、反饋，成為特色課型。通過充分調動學生的潛力，改變了薄弱、後進面貌，使學校成為全縣名列前茅的優秀學校。杜郎口中學也吸引了全國各地數以百萬計的教師前來參觀學習。“杜郎口模式”在媒體上通常被稱作“高效課堂”，其實高效只是其教學效果，我更主張稱其為“學生主體課堂”，這才體現了課改的實質。對洋思和杜郎口模式的批評質疑，是隻着眼於提高課堂教學效率，而對於“立德樹人”缺乏建樹。我的另外一個評價，是杜郎口模式顛覆了“滿堂灌”和“教師中心”，但還沒有改變“課堂中心”和“教材中心”。

杜郎口中學的崔其升校長

在這一方向上，通過教育創新改變命運的農村學校還有很多，例如山西的示範性高中新絳中學，將學習時間還給學生，高中實行半天上課，同樣創造了令人歎服的高考“佳績”。如果歸納一下，鄉村學校改善的成功經驗，除了“學生主體課堂”，還有通過引進鄉土文化資源、閲讀推廣、互聯網+教育、開展科學教育、藝術教育等多種途徑，其優秀典型如四川廣元的范家小學、四川宜昌的涼水井中學、山東的昌樂一中、雲南大理的興隆美麗小學、浙江縉雲的長坑小學、瀘沽湖畔的達祖小學、湖北鄖西縣梁家川村小學、貴州正安縣的田字格實驗學校、甘肅宕昌縣的磑子壩小學，從甘肅甘谷縣起源、走向全國的伏羲教育等等。在范家小學、田字格學校、美麗小學等學校，都出現了城市家長到偏遠鄉村擇校的現象。

可見，超越“拼時間拼命”的“縣中模式”“超級中學模式”的探索是行之有效的，這種創新模式是不是更值得大力推廣呢？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容易接受簡單粗暴的應試教育模式，因為他們在中小學接受的就是這種教育，他們看不到、不相信“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搞應試教育的確要比創新教育容易得多。

陳立羣、張桂梅從事的都是面向高考的普通高中教育，它與“走出大山、改變命運”的命題直接掛鈎。但這並不意味着初中和小學教育更不重要。因為即便是在城市，也不是每個人都能上大學，但是每一個人都必須上小學、初中。

在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階段的今天，對於農村學生走出大山、改變命運的説辭，也應當有所反思、有所超越。事實上，在城市化、市場化大潮澎湃了三十年之後，農村已今非昔比，並不是只有參軍上學才能走出大山。應當看到，今天大多數貧困地區的青年已經走出大山了。他們大多不是通過高考，而是通過勞動力市場進城務工。他們的命運不是也真實地得到改變了嗎？

把上大學作為基礎教育的最終目標，對學校教育具有很大的誤導，對青少年則是一種深刻的傷害。對於貧困地區、民族地區的學生，最重要的教育目標其實是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是“控輟保學”，這是與上大學同樣艱鉅的挑戰。在進入大學之前，農村學生已經經歷了上初中和上高中的兩次分流。研究顯示，教育的階段越低，被淘汰學生的城鄉特徵越明顯，義務教育階段教育不公的影響遠比高中教育更為強烈。在偏遠民族地區，情況就更嚴重。據陝西師範大學教育實驗經濟研究對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9個縣181所學校的調查，小學生的輟學率隨着年齡的增加會增大，其中四年級學生的屆輟學率為2.2%，五年級學生的屆輟學率為2.8%，小學階段的累積輟學率高達8.2%，遠高於政府公佈的輟學率 (0.2%)。

研究並且顯示，近年來農村學生輟學的原因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因貧輟學的數量明顯減少，主要是因為厭學或學習困難而輟學。據REAP團隊2018年的研究，農村學生的語文、數學成績比城市落後兩個年級，貧困地區、少數民族、父母受教育水平低的農村學生處於最為不利的位置。

我們應當正視這一事實：在巨大的城鄉差距的現實中，農村學生與城市學生在單一應試教育軌道上的“公平競爭”，整體上是一場難以取勝的“龜兔賽跑”。貧困邊遠地區的農村學生，大多不太可能通過高考走出大山，更不用説上名校。這就是近年來研究型大學農村學生的比例不斷下降的一個背景。在許多西部地區的縣域，平均高考錄取率只20%左右。

事實上，上名校對於大多數城市學生也是非常奢侈的目標。有網絡信息稱，前幾年能夠考上北大清華的比例為0.03%，能考上985的比例為0.79%,能夠上一本的比例為5.97%。

數據來源：網絡

那麼，中國將近2億青少年的基礎教育，難道就是為了極少數人穿過如此窄小的名校“針眼”？教育公平的價值，就在於幫助處於不利地位的人羣改善生活，增進福祉。我們不能只關注農村學生中前1%、5%的“優勝者”，而要更為關注後30%、50%的人的命運。如果只看見前幾名的學生，而對大多數學生的命運視而不見，使他們作為“失敗者”灰溜溜地離開學校，這種教育觀是否有問題呢？

問題還在於，如果承認個人能力、興趣、職業性向的巨大差異，必須承認真正具有學術潛質、適合研究性學習的學生其實只佔很少比例；許多學生讀到碩士博士，要的只是一張文憑而已。高中是學生的專業興趣形成和分化的階段，如果按照因材施教，適才適所的理念，所有學生都不顧自身特點和家庭條件，一窩蜂地爭取上研究型大學其實是並不正常的。看一看教育高度發達的北歐國家高中階段學生的選擇，很能説明問題。據OECD組織《2018年教育概覽》，歐洲大多數實體經濟發達的國家，高中階段職業教育的比例之高，令人驚訝：芬蘭71%，德國70%，荷蘭69%，瑞士65%，奧地利58%。不久前，《財經》記者採訪丹麥前教育部長貝特爾·哈爾德，他認為丹麥教育的成功之處“首先是職業教育，這始終是丹麥教育發展的重中之重。丹麥所有黨派有一個共識，即年輕人都應該接受職業教育”。在超越了按學習成績分流的階段之後，在學習化社會的現實之中，這種選擇不僅與經濟生活相適應，而且顯然是更為符合人性的。

“走出大山”還存在一個深刻的悖論：都走出大山了，將來誰是新山區、新農村的建設者？愛家鄉是愛祖國的基礎，難道我們不應該從小教育學生熱愛家鄉、建設家鄉嗎？這種拋棄鄉土的“離農教育”“離土教育”，是一種好的教育理想嗎？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地自我拷問和反思：究竟什麼才是基礎教育的價值？什麼是適合大多數農村學生需要的教育？什麼是能夠使農村學生終身受益的教育？什麼是農村教育的質量？對於大多數不可能上大學、進名校的農村學生，中小學教育究竟應當為他們提供什麼？他們的命運應當如何改變？農村的命運又應當如何改變？這是對基礎教育功能的終極提問。

雲南德宏州景頗山寨的榕樹根兒童教育機構

紮根雲南景頗山寨的榕樹根兒童教育機構的故事給我們以啓示。對許多少數民族山村的少年而言，考上普通高中是一種奢望。由於家庭貧困，他們急需就業增加收入而早早走上打工之路。但由於欠缺職業技能和社會經驗，他們不僅求職困難，並且在工作過程中產生強烈的挫敗感。榕樹根與雲南中華職教社等合作，為景頗孩子提供職業教育機會、心理支持和職業規劃輔導。十多年來，和榕樹根一起長大的孩子們，許多人成為了健身教練、汽修師、理髮師、紋身師、廚師、幼兒教師等，以及從事攝影、美術設計、旅遊等工作，服務於城市社會和景頗山寨。一個孩子的自立往往意味着挽救一個家庭，得以走出貧窮和毒品的惡性循環。榕樹根對山區孩子命運的改變，不是也擔當得起“時代楷模”的榮譽嗎？

農村教育向何處去，是一個老問題。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想，是培養具有“生活力”和“創造力”的普通勞動者、“一品大百姓”。黃炎培職業教育的理念，是“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在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之後，農村教育的下一步究竟怎麼走，貧困山區青少年的命運究竟應當如何改變，還需要我們不斷地探索和思考。

參考資料：

1.李驚亞《本科率10%變79%，是什麼讓一所“差校”發生“點石成金”之變？》，半月談，2020年08月21日

2.《“乞討”辦學，11年讓1600名女孩走出大山，央視點贊“扒皮”校長張桂梅！》，公眾號益美傳媒 ，2020年7月6日

3.蔡林森《蔡林森從洋思到永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4.部分學校案例可見21世紀教育研究院編寫的《小而美：農村小規模學校的變革故事》，教育科學出版社，2019年

5.馬宇航，楊東平.城鄉學生高等教育機會不平等的演變軌跡與路徑分析[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15，36(2)

6.崔曼琳等.《誰在輟學——來自中國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的證據》，勞動經濟研究 2017 年第 5 卷第 2 期

7.Lei Wang, Wenbin Min, Siqi Zhang, et al. Math and Chinese-Language Learning Where Are China’s Vulnerable Subpopulations?[J]. Asian Survey,2018,58(5)

8.馬國川《丹麥為什麼會成為“成功國家”？》，《財經》雜誌，2019年3月4日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教育思想網”，作者楊東平。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