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華動用武力，律勞卑是第一個這麼幹的人，但絕對不是第一個這麼想的人。早在1830年，因為行商的破產問題，和廣東官方產生糾紛的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就請求英國駐孟加拉總督派海軍支援。而到了1834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終結之後，主導對華貿易的散商們扛起“自由貿易”的大旗，表現得更為激進和尚武，對清政府的閉關鎖國和一口通商貿易憤恨不已，叫囂通過海軍力量進行武力威懾，以改變中西關係格局。
從此，以威廉·查頓和詹姆斯·馬地臣為首的散商成了鼓吹戰爭的主力軍。對於這些處於鴉片貿易第一線的人來説，這個不道德的行當交織着魅力、利益和冒險，絕不允許任何人橫加阻撓。
查頓1784年出生在蘇格蘭的一個農場，9歲時失去父親，十幾歲時，他在哥哥的幫助下，勉強通過了愛丁堡醫科學校的考試。畢業後在東印度公司商船上當醫生的經歷讓他認識了東印度貿易，1818年和人合股買了艘船開始鴉片生意。而馬地臣19歲從愛丁堡大學畢業就成了東印度公司的簽約學徒。1832年，一拍即合的兩人在廣州建立了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的發達純粹是借了鴉片貿易的光。據統計，1820—1821年間，從印度運往中國的鴉片僅有4224箱，15年後，這一數字竟翻了7倍有餘，達到了驚人的30302箱。醉心於鴉片貿易暴利的兩人根本無心裝模作樣地擺出紳士風度，查頓在他的辦公室裏只放了一把椅子——還是給他自己坐的——以防訪客説起話來滔滔不絕，浪費他的時間。在兩人“分秒必爭”的努力下，怡和洋行迅速坐上在華散商的頭把交椅。
1834年，律勞卑被趕出廣州後，查頓、馬地臣糾集了85名英國商人聯名向英王呈遞請願書，要求派出武裝艦艇與充分的兵力，北上入京，為律勞卑所受侮辱索要賠償，並開放其他口岸擴大貿易。
伶仃島的鴉片船，1824，威廉·約翰·哈金斯繪
1835、1836兩年間，馬地臣在倫敦受到了兩任外交大臣威靈頓公爵和巴麥尊的接見，但碰了一鼻子灰。威靈頓説“商業利益應該用和平手段而非用武力去獲取”，巴麥尊也不認為應該採取軍事手段。但馬地臣堅持認為在華英商供養着英印政府，還向英國政府上繳相當數量的税收，政府不應忽視採取對華強硬外交的訴求。在寫給巴麥尊的信中，他強調，任何地方都不如中國重要：“它是我國棉花和毛織品的最為廣大的市場之一，亦是我們東印度領地的棉花和鴉片的最大市場；同時它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生絲；更重要的是，我們依賴這個單一的市場提供一種不可或缺的消費品，而它又為大不列顛帶來數以百萬計的歲入。”他以自己創辦並控制的《廣州紀事報》為輿論陣地，鼓吹開戰，並提出英國政府應當實現的目標：迫使中國皇帝承認“大不列顛君主”的對等地位；“最惠國待遇”；多於葡萄牙人在澳門獨享的特權；在中國“沿海附近的內河自由航行”；“一個全權公使及其隨員應駐在北京，與帝國內任何一處英國臣民保持不受限制的聯繫。其官員應能與軍機處直接往來，在必要時與皇帝本人接觸”……為未來半個多世紀的中英關係勾勒出大致藍圖。
越來越多的英商加入了這個開戰大合唱中，有人仔細回顧了過去200年中西交往史上的不愉快事件；有人宣稱中國執行“野蠻法律”，由此得出中國不受國際法保護的結論；有人開列出了兵力清單……總之，“批判的武器”越來越朝着“武器的批判”轉化。
在1839年之前，英國政府對在華英商的戰爭訴求都予以漠視，但在巨大的市場面前，英商們的謾罵、請願、宣傳有着源源不斷的動力。在19世紀30年代，武力威懾論逐漸變成了對華戰爭論，一個對華強硬的輿論場在英國、英屬印度乃至北美逐漸形成，對英國政府來説，發動戰爭的“民意”已經不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