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挾持獻帝從洛陽遷都到長安，不久後就被王允和他的部將呂布聯手殺了，過程中留下了呂布與貂蟬的故事。董卓死後，他的軍隊被李傕和郭汜接收，二人又殺了王允，長安陷入一片混亂。混亂中出現了中國帝制史上最悲慘的一幕─皇帝和一羣外朝大臣被迫離城逃亡。
上一次從洛陽到長安，他們還是在董卓軍隊的護衞看守下走的，然而這回，獻帝和眾臣們非但沒有軍隊護衞、沒有地方接待，甚至還要擔驚受怕，躲避各方勢力的襲擾。皇帝的尊嚴與待遇都降到最低點。
從洛陽遷都長安，然後皇帝偕少數大臣再逃亡回洛陽，此一過程中也摧毀了正常的外朝，使得中央政府徹底瓦解。連帶地，許多與宮廷有關的官書記錄在流徙中也隨之佚失，以至於這段歷史出現了很多的空缺，給了後世各種戲劇性創造的空間。
例如，從長安出亡的獻帝究竟走了怎樣的路線，一路上經歷了什麼事才到達洛陽，並沒有留下明確的記錄。我們只知道獻帝所經之處，要嘛他躲着這些地方勢力，要嘛這些地方勢力選擇不支持他也不幫助他。
董卓之亂後，各地的勢力分佈基本上是袁紹在北，曹操在袁紹之南，袁術在曹操以西，這三人的勢力範圍比較接近洛陽。另外，劉表在荊州，孫策在東南，劉璋在益州，馬騰、韓遂在西北。主要的勢力都分佈在中原外圍，中原已經荒廢，維持不了任何像樣的軍事力量。
從這個時期的勢力分佈，可以看出兩個有趣的重點。第一，有曹操、孫策（和他年輕的弟弟孫權）各據一方，卻沒有劉備，此時的劉備尚未形成一股像樣的勢力。第二，各地的主要勢力明顯不止三股，值得一提的至少有七、八股。
這就顯示出，“三國”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歷史詮釋概念，而不是簡單的歷史事實。漢末真正的局勢是羣雄並起、各方割據，然而將這樣的局面統納説成“三國”，一方面比較容易掌握、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凸顯三角關係中競爭的戲劇性。因而，後來“三國”的概念就固定下來，成為這段歷史的敍事架構。
獻帝一路流亡，本來想投奔勢力最大的袁紹，但袁紹沒有收留他。才剛經過董卓之亂，包括袁紹在內的地方勢力，可沒有將這倒楣的流亡皇帝視為一項資產。他們記取了董卓的教訓──立獻帝、殺少帝，非但未能夠號令天下，反而讓自己變成各方公敵，給了眾人團結起來對抗自己的藉口。
當時的基本局面是割據勢力各佔一方，並想辦法向周圍擴張，而在擴張中，頂多就是和鄰近的其他勢力發生衝突。然而一旦迎來皇帝，豈不是將自己放到了中心位置，擺明地告訴其他勢力團結起來以你為敵，用集體的力量先把你攻滅了再説嗎？以當時的集體紛爭狀況來看，皇帝在誰家，就使得那人一下子失去了合縱連橫的空間，變成別人首要的威脅、敵對目標。
沒有人收留、沒有人幫助，獻帝不得已，只好回到已經殘破、十室九空的舊都洛陽。然後才有曹操出現，將他帶到“許”（今河南許昌）去。後來的人解釋曹操的興起，將“挾天子以令諸侯”當作重要、有利的策略。但看看前面董卓的例子，再考慮袁紹的選擇，我們有理由對這個如此根深柢固的解釋帶點保留。
這位皇帝真有那麼大的價值，挾持他就能號令天下？這是個什麼樣的皇帝？當時又是個什麼樣的天下，有什麼樣的諸侯？這位皇帝，九歲時由董卓擁立，隨即被董卓帶到長安，離開東漢原來的勢力中心；三年之後董卓被殺，長安陷入李傕和郭汜的內鬨戰亂，獻帝又再逃出，花了一年時間歷盡艱辛地回到洛陽。這樣的皇帝，既沒有權力基礎，也沒有領導資歷，甚至沒有基本的皇帝尊嚴，除了擁有一個名號，還有什麼？
再看，那個時代有像周代那樣封建式的諸侯來接受天子號令嗎？從洛陽到長安再回洛陽，中央朝廷根本不復存在，中央和地方的官僚系統運作也都斷裂了，皇帝還能號令誰？如果皇帝能號令地方，就不會如此悲慘地費一年時間才從長安走到洛陽吧！
獻帝從來就不是自主的。之前“挾天子”的是董卓，而且董卓在“挾天子”之前就先廢掉一位皇帝少帝，後來還把少帝殺了。董卓死後，“挾天子”的是李傕和郭汜，他們有享受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好處嗎？沒有。正是在他們“挾天子”的那幾年間，天下已然分崩離析，而且分裂的各方勢力明顯地視“挾天子”的董卓、李傕和郭汜為首要仇敵，聯合起來抵制、對抗。
作為刻畫曹操“奸雄”性格的戲劇性元素，“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説法很有效果；但從歷史的現實狀態看，説“挾天子以令諸侯”給了曹操多大的策略優勢，這種觀點是經不起考驗的。
皇帝的威望降到了最低點，光靠將獻帝迎到許都，就能將許都變為政治中心，就能讓各方勢力服從曹操的號令，這是不合理的推論。比較合理的角度不妨倒果為因來看，問一問：別人都不要、不敢接受獻帝，為什麼偏偏曹操敢？袁紹不做的事曹操做了，別人擔心這麼做會產生的負面作用，更沒有將曹操打垮？並不是因為迎來皇帝，曹操的勢力才得以興起，而是相較於其他勢力，曹操這時已經取得明確的優勢，因此才有把握將皇帝接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