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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一直很清醒,但從來沒有真正想過要推行新政,所謂的新政只是她的手段,從來不是她的目的。
清政府是在1901年才開始推行新政,這個時間點卻很微妙,因為這時候慈禧才從別人的圍毆中逃出生天,條約也還沒簽。
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的時候,清政府已經被“有識之士”給罵得無地自容了,慈禧更是不得不罷了那個姓李的心覆的官。
倘若這時候再籤一份不平等條約的話,這份條約所付出的代價絕對不可能低於1895年那份,屆時對清政府來説很可能又是一場海嘯。
所以,慈禧必須得想辦法來轉移所有人的視線,必須得想辦法來緩解“有識之士”對清政府的牴觸情緒。
1894年在美國檀香山成立的那個小團體,這幾年來可沒少活動,雖説他們的活動都以失敗告終,可確實讓清政府很頭疼。
這樣的事,並不唯一。
慈禧之所以推行新政,就是想讓那些得了風氣之先的“有識之士”能夠看到她和清政府的“改變”和“誠心”。
他們不是一天到晚嚷嚷着非變革無以救國嗎?那她就變給他們看,只是這時候越來越多的人已經不再相信康梁等人的改良,轉向了革命。
慈禧當時為此還設立了一個專門負責推行新政的督辦政務處,這個政務處由誰領銜呢?慶親王奕劻,奕劻雖然算得上是清末皇室之中少有的有能力的人之一,可是和李、張、袁等人比起來卻只是中下之姿。
更何況,奕劻還是一個貪得無厭的饕餮,讓他督辦新政?除了能夠貫徹執行慈禧的意志之外,他實際上能做的和會做的並不多,對於所謂的新政更是盲人摸象。
慈禧嘴上説推行新政,但她一直很清醒,一直掌握着分寸,她將新政的重點放在了財政和軍隊這兩個方面。
只要清政府掌握好了財權,不怕地方督撫不聽話。
只要清政府直接掌控的軍隊強於地方軍隊,更不怕地方督撫不聽話,清政府最後的六鎮精鋭就是這時候練出來的。
可是對於新政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的那部分,慈禧就玩起了心機,用起了“拖”字訣。
1901年已經説了要推行新政了,説要搞君主立憲,可是一直到1905年慈禧才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和紹英五人出使西洋,後來被稱為“五大臣出洋”。
出洋幹什麼呢?考察歐美的政治制度。
從1901年初説要推行新政到1905年年底派人出洋考察,拖了快5年的時間,出洋考察是不是也需要花時間?又可以拖幾個月。
考察回來了之後,是不是得寫報告?寫了報告上交之後,是不是還得討論討論?這麼一來,又拖了好幾個月,一直到了1906年9月的時候,清政府的《仿行立憲上諭》才千呼萬喚始出來。
這份《仿行立憲上諭》説的正是預備立憲的事,當所有人翹首以盼的時候,卻發現原來是虛晃一招。
因為這道上諭説得清清楚楚,“俟數年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期限,再行宣佈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
立憲?先過個幾年再説。
拖到了1908年,慈禧發現有點拖不住了,立憲派的聲音吵得越來越兇了,於是趕緊頒佈了《欽點憲法大綱》。
這才勉強算是拉開了預備立憲的序幕,也就是説從1901年到1908年這幾年時間只能算是預備中的預備。
既然預備立憲的序幕已經拉開了,那麼這個“預備”要到什麼時候呢?載灃上台之後也想着用慈禧的“拖”字訣,所以説要預備九年。
當時立憲派一聽説要預備九年之久,頓時不幹了,被慈禧忽悠了這麼多年也就算了,你一個愣頭青也想來忽悠我們?所以發起了“國會請願運動”,讓清政府速開國會。
載灃嚇得趕緊改口説,各位老兄情緒別那麼激動,這事咱們還可以商量商量呀,九年不行的話,那五年怎麼樣?
最後載灃的計劃是1913年開國會,但可以現在1911年先成立內閣,這才暫時壓住了立憲派的怨氣。
可是內閣一成立,人們卻又很快發現了,這個內閣實際上是一個“皇族內閣”,所以到了這裏,清末新政的信用也就徹底破產了。
這次信用的破產,當然也意味着支持率的下降,這是後來武昌城裏的槍聲響起之後,各省對清政府一片倒的原因之一。
慈禧之所以推行新政的目的也很簡單,不過是為了拖而已,為了讓清政府能夠繼續苟延殘喘地撐下去。
所以,對於慈禧而言新政從來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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