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無不將大學作為區域發展的關鍵資源，如依託斯坦福大學的硅谷、依託牛津大學的牛津市。
上海也有一個現成案例，那就是環同濟知識經濟圈。
從咖啡館起步
2010年，許凱結束奧地利的留學生涯，回母校同濟大學任教。
建築規劃設計，離不開實踐。而一個項目，需要師生們一起合作完成，從討論到出圖，必須有一個團隊協作的“工作場地”。
起初是城規學院教學樓1樓的咖啡館雅憩。至今，許凱還能想起那些畫面：大家喝着咖啡，或高談闊論，或埋頭畫圖。
項目日漸複雜後，沒有固定辦公地點恐怕不行了。他在田子坊開了一間咖啡廳，咖啡廳裏創作，是創意人羣的最愛，卻因為離校遠、租金漸高，最終還是回來了。
許凱與學院另一位教授孫彤宇經常合作，於是長期借用孫彤宇在遠洋廣場的辦公室，兩人的學生團隊也幾乎合用。
遠洋廣場位於四平路，同濟大學斜對面。上世紀末，上海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下，城市建設如火如荼，“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
一批設計師在此租賃辦公，以此為事業的起點，名揚上海。但到了許凱進駐時，樓已舊，一些設計師已陸續搬走。
2018年，許凱和孫彤宇也需要重新找地方。他們在同濟大學周邊跑了一圈，絲毫沒考慮走出“環同濟圈”。
這首先是因為，對學生們來説，“環同濟圈”是最好的地理位置。更關鍵的是，這個已經綿延幾公里的圈，形成了不可替代的產業鏈生態。
辦公室最終選在了漁業機械研究院的老廠房，赤峯路63號。
廠房外表灰頭土臉，但內部空間寬敞，適合作為設計工作室，當時的租賃價格低於周邊的同濟聯合廣場、安藤忠雄設計的上海國際設計中心，每天每平方米約3元。
樓上樓下幾乎都是學院裏的同行。還有機電設計、土木工程等其他院系老師的工作室，彷彿又一棟教師辦公樓。
規模巨大的設計羣落
2003年，劉強成為同濟大學經管學院的博士生，其導師諸大建教授首先關注到同濟周邊有個“圈”。
此後，劉強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是研究城市更新背景下大學周邊的創意產業集羣。
2006年，“環同濟”這個概念開始進入視野，尤其同濟大學與楊浦區政府有了很好的溝通，在政府、大學的共同委託下，“環同濟知識經濟圈”課題組迅速成立，由經管學院張茂林副教授負責總設計，劉強負責研究發展中的問題及未來對策，城規學院的蔡永潔教授負責空間規劃。
課題組這樣介紹這個“圈”：
核心區為密雲路、中山北二路、江浦路、控江路、大連西路圍合的區域，面積約2.6平方公里，均處於同濟大學周邊20分鐘步行圈內。包括同濟大學科技園、上海國際設計中心、63號創意設計工廠、昂立設計創意園等以及同濟聯合廣場、遠洋廣場等多個商務樓宇。
擴展圈由曲陽路、大連西路-大連路、周家嘴路、黃興路、邯鄲路圍合組成，以四平路為中軸線呈對稱狀的五邊形區域，面積約7平方公里。
大量設計公司、同濟大學師生創辦的工作室，在這個圈內形成了規模巨大的設計羣落。
圈內，坐落着俗稱國內建築與城市規劃設計領域的“五大金剛”：同濟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上海郵電設計諮詢研究院、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悉地國際。
一段時間內，全球前150強設計企業中有兩家、全國民營建築設計企業6強中有3強，均落户於此。當然，圈裏大部分還是生命力旺盛的中小企業和工作室，佔比80%。
到了2019年，據不完全統計，環同濟知識經濟圈的產值已達500億元。
24小時圖文店，深夜的喧囂
凌晨2點，喧鬧的赤峯路復歸平靜。沿街建築中，隔三岔五地會有一些門面燈火通明，隱約傳出打印機的出圖聲。
裏面晃動着一些略顯疲態的人，那是打圖店值夜班的員工和通宵達旦作戰後即將大功告成的設計師。
店面門口的馬路邊，停靠着一兩輛出租車，一些細心的司機已經發現，守在這裏和他們以前守在酒吧門口一樣能確保攬到生意，整個夜晚都會不斷地有客户來往。
那些散佈在同濟大學校園周圍角角落落的有名無名的設計者，天亮後會來取走裝訂精美的文本，這些本子帶着油墨和膠水的氣味，便出現在各種政府部門、地產公司、基建處等場合。
這是畢業於同濟大學的金可武在《繁榮之下的盛宴——當設計成為一門生意》一文中的描述。
景觀設計專業教授劉悦來，是其中一位見證者與親歷者。
上世紀90年代，在同濟大學讀書的劉悦來在學長的研究生宿舍，把一張空出來的牀當桌子，幫學長做模型、畫圖，賺些外快，一次最高可拿1500元，當年算是一筆“鉅款”。
後來，他與大學同學在化學樓閒置的空間裏開始了設計工作。那時，青年樓教師家屬宿舍也成為不少老師的工作場地。
城市夜幕降下，家屬們在屋裏睡了，老師們輕手輕腳把桌椅搬出來，在走廊挑燈夜戰，埋頭畫圖。一條長長的宿舍走廊，深夜熱鬧非凡。
大學邊門所在的赤峯路上，各類打圖店24小時營業，就像今天的便利店一樣，通宵開放，出圖好比普通人去便利店買東西一樣方便。
當時A4彩打市場價每張2元，但唯獨赤峯路因數量大，只要幾毛錢一張，為上海最低價，吸引了附近大學、企業慕名而來。
短短几百米的赤峯路東段，圖文打印設計店巔峯時期超過29家。以此窺得，那些難以統計的、滲入街區內部的設計企業數量之巨。
這條路上，還孵化出當時全上海最大的掃描公司、模型公司等。其中有一家公司現已上市，在上海其他地區有了自己的園區和總部。
設計師們常常笑言，感覺自己最終是在為圖文店打工。
在這裏，從設計、施工、配套到工程監理，涉及效果圖、圖文輸出、模型製作、多媒體制作等，自發組成了一個高度專業化分工、協同關係非常完備的產業鏈生態。
一輩子的鄉愁寄託
漸漸地，附近的居民樓也被大量租用為工作室。
赤峯路口的書香公寓，與同濟大學僅一街之隔，工作室一度超過100家，電梯裏遇到的每個人，寒暄的開場白幾乎都是“你圖紙交了嗎”。
幾年後，國康創業公寓，重走了書香公寓的老路，並且更富戲劇性。
籌建時，楊浦區政府從產業發展角度，給予土地方面的優惠，希望開發商建商務樓，滿足周邊企業的辦公訴求。但當時，上海住宅市場旺盛，開發商實際將它建成了商品住宅房。
然而，市場的力量最終還是難以阻擋。大批同濟教師購買國康公寓作為自己的工作室，居住者也因高額的租金將房子出租給設計公司或工作室。楊浦區政府一度還允許在該公寓註冊公司。
結果，國康公寓中70%以上的面積仍然被用於辦公。
居民樓的結構不適宜做工作室，實際上只有中小企業才會租賃，這倒無形中讓它成了孵化器，為初創公司提供了一個成本較低的棲息地。
也是在這個時期，城規學院教學樓底樓，雅憩咖啡館開張了。大學裏開咖啡館，當時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而今天大家已經理解，創意產業人羣，需要的不是格子間，而是一個環境舒適的場所，可以小聲交流，可以洽談接待，也可以靜思發呆。
2010年，國康路上海第十二服裝廠車間，被改造為同濟大學城規學院E樓。房屋外表略暗，大家喜歡叫它黑樓。
那是一個轉折期。上海舉辦了世博會，城市發展進入新階段，理念飛躍、眼界開闊，上海率先開始關注空間細節、環保、人性化設計。
劉悦來與合夥人成立了PANDSCAPE泛境，特別關注城市小微更新和改善。也是在那一年，工作室搬入黑樓，當時200平方米月租約5000元。
國康路同步進入了高速發展期，“五大金剛”大半集中在此，還有白玉蘭賓館、國康公寓、上海國際設計中心等。
2014年，劉悦來又成立了四葉草堂，從單純的埋頭設計空間，到策劃各種社區營造的活動，內容豐富多元，辦公室遷入赤峯路63號。他與許凱、孫彤宇成了一棟樓裏的鄰居。
而今年，他做了一個新決定：為了更多融入市場、融入街區，工作室即將搬到五角場，離開核心圈。
“但我還在圈子裏教書，而且兩者距離也不遠。同濟圈就像故鄉，有一種鄉愁和情感寄託。”劉悦來説。
許多同濟大學的師生，在這裏讀書，在這裏工作，在這裏生活。大家一起熬夜，一起加班，一起創業，感覺一輩子都在一起幹活。
更適應市場的不確定性
對剛畢業的學生來説，彰武路是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這條路上遍佈各種老公房，犄角旮旯裏的沿街店鋪，不少出租給設計師。而大型居民區同濟新村，稍加改造，就能成為有意思的空間，居住+辦公二合一。
廖凱同濟大學畢業後，在附近的設計院上班。2015年，他買下同濟新村50平方米的一樓房子。
同濟新村本身綠化繁茂，內部路網交錯。房屋類型複雜，從破舊的3層樓舊房，到多層公寓，再到高層房屋，年代跨度極大。
廖凱所在的樓建於1985年，典型工人新村時代的產物，套內面積可做兩室一廳，還有帶枇杷樹的兩開間獨立院落。
廖凱的師弟夏孔深，畢業後開始創業，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租下了同濟新村最舊的房屋頂層，50多平方米的空間裏，抬頭是高高的尖屋頂，深色木結構主樑與純白的磚牆對比鮮明。
這套別具一格的設計，實際上與其導師章明改造的上海鞋釘廠如出一轍。他坦言，就是按照導師的案例改的，連打磨木樑，請的也是同一位師傅。
今年的疫情，似乎並沒有給他太多困擾。
滿意的甲方會介紹朋友，把控好每個項目的設計品質就不缺乏業務來源。工作室剛起步的階段，偏室內空間的小項目比較多。
從幾十平方米的極小户型家裝改造，到幾千平方米的小教堂建築，不管案子規模大小，夏孔深都希望團隊所參與的部分，能創造一些類型學價值和社會性啓發。
廖凱帶記者逛了逛整個同濟新村。每走幾步，他就指着一扇窗户介紹説：那是我師兄住的、那是我師弟的工作室、那是某知名設計師住過的……彼此串門、交流，業務互通有無，一切水到渠成。
劉強發現，在“環同濟”開放的環境中，重疊的社會網絡關係，讓人們交流頻繁。
當年的同學可能開了公司成為競爭對手，有時會搶同一個項目，可彼此的友誼卻絲毫不受影響，私下仍然交流心得。
設計員工一旦形成自己的風格，企業很難再駕馭，不少企業也鼓勵員工自己創業。今天的對手，説不定就是明天的創業夥伴。
和一個封閉式大園區相比，以柔性專業化為基礎的產業集羣顯然更適應市場的不確定性。
而整個圈子，彷彿見證了上世紀至今，身處楊浦的師生們的事業與人生軌跡。如今，這裏也是新一代年輕學子們的起點。
【專家把脈】
“環同濟圈”如何突破天花板
記者：據説課題組當初提交了20多條政策建議，今天看來幾乎全部落實。這是怎麼做到的？
劉強（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大學、企業、政府，形成合力非常重要。
它最初是自發生長的，後來進行課題調研時，我們跑遍了大大小小的企業，傾聽他們的聲音，而政府反應十分迅速。
第一，企業希望提供更優惠的税收政策。楊浦區政府就給予設計企業與高科技公司同等優惠待遇，這在當時是一種創舉。
第二，希望提高同濟大學的學術水平和聲譽。因為周邊企業依託同濟的品牌，一説同濟出來的，甲方就有信任感。
第三，為企業提供培訓。許多小企業發展到中大型規模時，會遇到管理瓶頸。後來同濟大學經管學院、其他各系各專業，做了很多針對中小企業的管理培訓。
第四，提供低租金的商務辦公場地。這個訴求當時非常強烈。設計企業苦於找不到辦公場地，而大學周邊還是衰敗的老廠房。
有人説：“只要有地，就能長出好莊稼。”
也有企業提出，希望改善周邊髒亂差的環境。別看有的企業規模小，但在當時卻能接到大項目，客户來頭很大，如一些外省市管理者。如果連接待客户、開會的地方都沒有，有點説不過去。
於是，楊浦區政府聯合四平路街道，進行周邊環境整治、升級，街道美化改造，新建商務樓宇，同時積極助推老廠房改為產業園區。
記者：“環同濟”的產業集羣模式，可複製可借鑑嗎？
劉強：我們不能簡單以為，學校有某些優勢學科，就能在周邊發展出優勢產業。有同樣專業的不少強校，為什麼周邊沒有形成設計產業集羣？
這是一所大學的專業與一座城市發展、空間更迭在最好的時候相遇。
最初研究時，我覺得它可遇不可求。後來隨着課題深入，我發現政府如果能很好把握產業集羣的內在規律，順應規律，就能事半功倍。
記者：你覺得政府做對了什麼？
劉強：首先楊浦區政府充當了“清道夫”。先去傾聽企業的聲音，不多加干預，尤其不做提前干預，提前拍腦袋的設想。但企業一旦提出問題，政府立即解決，由此事半功倍。
其次，助推器功能。楊浦區歷史上被稱為上海的“下只角”，商務環境曾經比不上中心城區。
但“環同濟知識經濟圈”得到重視後，在政府推動下，同濟周邊原有建築的使用性質發生轉變，一大批衰敗的老廠房改造為商務樓、創意園區。
如同濟科技園的大樓原租用給證券公司，改造後用作科技園；
漁業機械研究院拿出沿街建築，與“滬東科技經濟沙龍”合作建立了“滬東科技園”；
遠洋廣場原為一幢賓館建築，逐漸演變為以設計企業為主的商務辦公樓；
赤峯路上的書香公寓是一個居住小區，後來大量設計企業入駐其中；
國康路上海第十二服裝廠車間改造為商務和教學樓……類似案例不勝枚舉。
一個產業集羣拉動了周邊的城市更新，它是“產城融合”的典範。
楊浦區歸納過“三個捨得”：
“捨得騰出最好的土地支持大學就近就地拓展”，“捨得把商業和地產項目讓出來建設大學科技園”，“捨得投入人力、物力、財力，整治和美化大學周邊環境”。通過大學校區、科技園區和公共社區的“三區融合，聯動發展”，形成大學與城區的共贏格局。
老工業區“鳳凰涅槃”，優勢再造，成為創新型城區。“三區聯動”後來一直被楊浦區反覆提及。
記者：如今，大興土木的時代已經過去，城市發展進入更新、微更新階段。您覺得未來面臨的挑戰是什麼？
劉強：關鍵還是好的空間載體不夠。最近幾年，“環同濟圈”走掉非常多的企業，溢出到上海各地。企業長大後就很難在同濟周邊找到更適合、更具規模的空間，出走勢在必行。超過500億元后，圈子遇到了天花板。
如何以這個圈為輻射點，與楊浦區的其他老廠房、園區空間對接資源，擴大圈的輻射面，是下一步需要思考的。
此外，同濟大學設計創意學院，近年來做了很多嘗試，設計與社區結合，營造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變化，進一步激發空間的創意生產力。這可能是未來新的增長點，引領城市生活形態與創意產業的變化。
挑戰很多，能做的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