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直新聞】；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圖書館中，珍藏着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的一份手跡:“Who + What are Chinese Communists?”（誰，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人？）當年正是這樣的疑問，引領着史沫特萊於1928年底來到中國，開啓了長達12年的中國之旅。史沫特萊作為作家、記者、革命者、婦女運動家、國際主義志士的傳奇一生，與中國革命緊密相連。
史沫特萊手跡：“誰，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人？”，藏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圖書館
（圖片均來源於《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黨人》，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
在上海，史沫特萊一面目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一面看到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首先向全國呼籲停止內戰，領導正在覺醒的中國人民團結起來，抵禦外來侵略。在西安，史沫特萊在張學良的支持下用英語對外廣播，每天報道西安事變的發展和談判進展，介紹周恩來等中共中央代表“為開創團結的新局面”所做努力，成為當時公眾瞭解真相的唯一信息來源。史沫特萊飽含對中國革命的深切同情，越來越嚮往走進延安，走近中國共產黨。
1937年初，經過整整三週的跋涉後，史沫特萊到達了嚮往已久的延安。從早春到夏末，在延安的窯洞裏，史沫特萊多次採訪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和幹部，老式手提打字機的敲擊聲常常徹夜不休。史沫特萊永遠忘不了她到延安的當天晚上去拜訪朱德總司令的情景，她與朱德建立起深厚的友誼並決定撰寫他的傳記。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史沫特萊穿上八路軍軍裝，跟隨朱德和他率領的八路軍親赴抗日前線，成為第一個八路軍外國隨軍記者。在史沫特萊眼中，“這是一支堅不可摧的隊伍。”它具有每天200裏、堪稱世界最快的行軍速度，訓練有素、堅強團結的嚴明紀律，“人人都準確地知道打擊什麼和為什麼而戰”。
史沫特萊著：《中國在反擊》，1938年1月出版
“我相信這支隊伍是中國和亞洲的希望！你們軍隊的靈魂純潔、宗旨純潔。”離開八路軍總部前夕，史沫特萊對朱德如是説。近一年的延安生活和隨軍採訪，為史沫特萊解答了“誰，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人”，也讓她認識到中國革命只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最終勝利。
1937年1月，毛澤東與史沫特萊談話《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藏於中央檔案館
在史沫特萊的筆下，中國共產黨胸懷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並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具有高貴偉大的品質，戰士、愛國者、中國共產黨人的形象在他們身上重疊，他們會謙虛地表示：“我不過是個農民，是中國工農紅軍中普普通通的一員。”中國共產黨來自於人民羣眾，也代表着廣大人民羣眾的利益，“他們來自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家庭，他們懂得自己是老百姓的唯一靠山。”“那些具體體現在八路軍身上的原則將同樣會指導中國、拯救中國，並且能夠給亞洲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以最大動力，同時也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新生的原則。”
史沫特萊著：《隨軍漫記》，1945年11月出版
在延安，史沫特萊有一種回到自己家裏的感覺。她很受歡迎，身着紅軍服裝，白天在幹部戰士間奔走，晚上用帶來的留聲機放唱片，教紅軍戰士跳舞。史沫特萊渴望為中國革命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她致信邀請外國編輯和記者訪問延安，促成了美國《太平洋事務》雜誌編輯拉鐵摩爾等人採訪毛澤東，進一步打破了對紅軍的新聞封鎖。她和毛澤東聯名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致函，和朱德聯名寫信給印度國大黨主席尼赫魯，呼籲派遣援華醫療人員，促成白求恩、柯棣華等知名醫生的中國之行。
1939年，史沫特萊（右一）同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指揮陳毅（左二）、副指揮粟裕（右二）、德國記者漢斯·希伯（左一）、加拿大護士瓊·尤恩（中）在皖南涇縣雲嶺合影
史沫特萊説：“在這裏，一切奇蹟都可能發生。”而她所能做的，就是用客觀真實的報道來向奇蹟的締造者致敬。正如史沫特萊自己説的那樣，“不，我不偉大，是中國共產黨偉大，中國人民偉大。我不過是作為記者，把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正義戰爭，真實地而不是誇大或貶低地傳達給了世界人民而已。”
《史沫特萊文集》，198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