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民族與文明，之所以有其獨特的形態，往往是和地理因素密切相關的，包括地理緯度、地勢，以及海陸分佈等等，因而產生了“地緣政治”的概念。地緣政治是哈爾福德·麥金德，在1904年提出來的，在之後的30多年的時間裏，世界歷史就像他的預言一樣向前發展，更是被納粹利用，成為其對外擴張的理論根據。
納粹把“地緣政治”的概念包裝成“生存空間”，他們宣稱，一個國家是有生命的，隨着國家的成長，國界線也要向外擴張。
二戰時期，卡爾·豪斯霍夫將軍借“地緣政治”對希特勒影響極大，幫助希特勒構建了一整套理論體系。豪斯霍夫早年曾經做過日本軍事教官，一戰時期豪斯霍夫在慕尼黑大學講授軍事學。他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希特勒的親信，豪斯霍夫因此認識了希特勒。
希特勒在1923年發動了著名的啤酒館暴動，之後行動失敗，他被捕入獄。在獄中，豪斯霍夫向希特勒介紹了生存空間的概念，希特勒恍然大悟，把這些理論加入到《我的奮鬥》第14章當中。
地緣政治學與納粹有扯不清的關係，而且西方學者還習慣性把這一學科等同於歷史決定論，視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
二戰時期，西方的自由主義受到了嚴峻的挑戰，意大利以及德國都出現了極權主義的思潮。歷史是由很多不可控因素構成的，那些富有野心的政治家，顯然在利用地緣政治學來包裝自己。就像拿達爾文的進化論，來包裝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種族滅絕提供“理論依據”。
就像社會達爾文主義不能掩蓋達爾文進化論一樣，“生存空間”也不能掩蓋地緣政治的歷史洞見。社會學研究當中發現，人羣有着“冪分佈”的規律，雖然每個個體都是自由的，不可預測的，但是整個羣體卻會呈現一種規律性分佈，也就是多數人會趨向於某個規律運動，比如烏合之眾。
歷史也是如此，短時間內會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干擾，甚至當天新聞等因素的影響，但是如果從長時間段來看，整個歷史還是受到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因素的影響，成規律性向前發展。
那麼處在短時段以及長時段之間，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在百年時間內出現的人口、經濟、社會、政治等都會影響中段時間的歷史，而且這段歷史還往往是“集體力量”的結果。
長時間段歷史就像我們屋裏的大象，雖然對我們影響很大，但也往往被我們忽視。而且它們往往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我們幾乎觀察不到它在動，卻影響了我們長時間段的歷史。
關於地緣政治最核心的理論之一就是“世界島”，該理論認為世界的中心在歐亞大陸，而歐亞大陸的核心在東歐地區，誰控制了這一片遼闊草原，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誰也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在歷史上你會發現一個詭異的現象，無論是拿破崙還是希特勒，在收拾西歐的時候，還沒有控制西歐，就立馬調轉槍頭要遠征莫斯科，之後就是功虧一簣，遺恨千古。很多人不理解，他們為何不能和俄國和平相處，而是要死磕呢？
在麥金德看來，歐洲雖然稱呼它為一個州，但是它跟亞洲相比要小很多，不及亞洲的1/3，甚至都趕不上俄羅斯的面積。歐洲並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它其實是亞洲的一個附屬。
因此談論歷史的時候，如果把非洲北部的埃及放在亞洲，那麼就構成了人類絕大部分歷史。無論是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中國等，都發生在大亞洲大陸上。
在以往歷史研究當中，常常會孤立地看某一個區域的歷史，比如古希臘，古印度，其實歐洲的歷史是和亞洲緊密相連的，甚至可以説沒有亞洲文明，就沒有歐洲文明，甚至是歐洲各民族的形成。
之所以有歐洲的概念，是在抵禦亞洲遊牧民族的過程當中形成的共同體。在歐洲歷史上，“上帝之鞭”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從公元4世紀開始，歐洲不斷遭到從東歐平原突然冒出來的遊牧民族的襲擾。
這個“上帝之鞭”從東歐平原，一直打到多瑙河，曾經生活在東歐的土著民族，於是展開了大逃亡，驚慌失措的土著人衝進羅馬，攻陷了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城。
這是第一次亞洲以間接的方式摧毀了羅馬帝國，很多人開始猜測這些匈人是從何而來？其實這是被漢武帝趕跑的匈奴人，雖然現在沒有形成共識，但是這支遊牧民族形成於亞洲中部是毫無疑問的。隨後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分裂成幾十個小的諸侯國，打得不可開交。
在接下來的1千多年曆史裏，一波又一波的遊牧民族從東歐草原蜂擁而至，歐洲各國疲於奔命。但是由於政治、宗教等原因，始終沒有形成一股有效的力量抵抗這些遊牧民族。
這些從亞洲興起的騎兵，穿過烏拉爾山和裏海之間廣闊的空隙，踏過俄羅斯這片廣闊的原野。東歐為了對抗的需要，形成了俄羅斯人、日耳曼人以及法蘭西人，他們無疑都是在12世紀時期形成的。
從我國內蒙古，一直到俄羅斯西伯利亞，再往莫斯科，這是一大片騎兵通道，在這個通道內沒有崇山峻嶺，也沒有大海和沙漠。這就意味着，只要你帶上足夠的奶酪，就能夠直奔俄羅斯。
到了俄羅斯之後再往南就是烏克蘭平原，再往西就是波蘭，再往南就是中東，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艱難險阻。更為可怕的是，這片廣大的區域，甚至一條通往海洋的河流都沒有，這也就意味着，農耕文明的步兵方陣是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冷兵器時代騎兵的。
無論是匈人、突厥人還是蒙古人，他們都來自於同一個地方，那就是“世界島”的中心地帶。也就是俄羅斯所佔領的這些地區，因此麥金德在1904年的時候預言，20世紀，俄國將取代蒙古帝國，成為歐亞大陸的霸主。
在麥金德預言不到2個星期，日俄戰爭爆發了，這似乎預示着麥金德地緣政治理論的失敗。開篇提到歷史短時間與長時間的問題，麥金德所提出的概念是長時間的歷史。
第二次工業革命，也就是電氣革命以後，內燃機技術得到空前發展，從而帶動了鐵路火車技術的飛速發展。火車的出現讓陸權國家大航海時代的劣勢，扭轉了回來。
在廣袤的平原上鋪上鐵軌，再加上讓全世界垂涎的資源，從此造就了史無前例的超級霸主，和海洋霸權的英國、美國分庭抗禮。
在冷戰30年的時間裏，蘇聯這個史無前例的陸地霸主，讓整個歐洲戰戰兢兢。雖然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不到百年的時間，麥金德的預言就應驗了。
如果説沒有核武器，當今世界的面貌還很難想象。隨着蘇聯的解體，這個猛獸似乎處於沉睡的狀態，在偶爾的新聞當中，我們偶爾還能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它何時會醒來，我們不得而知。
人們會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當我們在講地理因素的時候，其實也是在講歷史，也是在講民族特徵。
在薩瓦河往南是連綿不斷的小山丘，越往南越陡峭險峻，一直往東南延伸到小亞細亞。這個地方曾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土耳其軍隊交戰的地方，也是基督教世界和東正教與伊斯蘭教世界接壤的地方。
為什麼這些地方沒有在冷戰之後如人們預期那樣實現和平與發展？為什麼巴爾幹地區出現了殘酷的分裂和殺戮，至今還無法平息？很簡單，因為地理因素戰勝了人的因素，地理開始了復仇，由地理所決定的歷史沉澱再度翻騰起來，不能平息。
麥金德告訴我們，從地圖上就能看出世界的大趨勢。天真的人們總是覺得我們人類是平等的、人類社會是要統一的，但地理反駁的正是人類平等和統一的觀念。地球上的地勢分佈是千差萬別的，地理因素和經濟、軍事實力一樣是不均等的，不同的環境會帶來衝突，雖然説我們不能陷入歷史的宿命論當中，但是如果我們不充分考慮到地理、歷史和民族特徵等因素，就會犯下更多愚蠢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