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民族與文明,之所以有其獨特的形態,往往是和地理因素密切相關的,包括地理緯度、地勢,以及海陸分佈等等,因而產生了“地緣政治”的概念。地緣政治是哈爾福德·麥金德,在1904年提出來的,在之後的30多年的時間裏,世界歷史就像他的預言一樣向前發展,更是被納粹利用,成為其對外擴張的理論根據。
納粹把“地緣政治”的概念包裝成“生存空間”,他們宣稱,一個國家是有生命的,隨着國家的成長,國界線也要向外擴張。
二戰時期,卡爾·豪斯霍夫將軍借“地緣政治”對希特勒影響極大,幫助希特勒構建了一整套理論體系。豪斯霍夫早年曾經做過日本軍事教官,一戰時期豪斯霍夫在慕尼黑大學講授軍事學。他的一個學生後來成為希特勒的親信,豪斯霍夫因此認識了希特勒。
希特勒在1923年發動了著名的啤酒館暴動,之後行動失敗,他被捕入獄。在獄中,豪斯霍夫向希特勒介紹了生存空間的概念,希特勒恍然大悟,把這些理論加入到《我的奮鬥》第14章當中。
地緣政治學與納粹有扯不清的關係,而且西方學者還習慣性把這一學科等同於歷史決定論,視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
二戰時期,西方的自由主義受到了嚴峻的挑戰,意大利以及德國都出現了極權主義的思潮。歷史是由很多不可控因素構成的,那些富有野心的政治家,顯然在利用地緣政治學來包裝自己。就像拿達爾文的進化論,來包裝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種族滅絕提供“理論依據”。
就像社會達爾文主義不能掩蓋達爾文進化論一樣,“生存空間”也不能掩蓋地緣政治的歷史洞見。社會學研究當中發現,人羣有着“冪分佈”的規律,雖然每個個體都是自由的,不可預測的,但是整個羣體卻會呈現一種規律性分佈,也就是多數人會趨向於某個規律運動,比如烏合之眾。
歷史也是如此,短時間內會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干擾,甚至當天新聞等因素的影響,但是如果從長時間段來看,整個歷史還是受到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因素的影響,成規律性向前發展。
那麼處在短時段以及長時段之間,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呢?在百年時間內出現的人口、經濟、社會、政治等都會影響中段時間的歷史,而且這段歷史還往往是“集體力量”的結果。
長時間段歷史就像我們屋裏的大象,雖然對我們影響很大,但也往往被我們忽視。而且它們往往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我們幾乎觀察不到它在動,卻影響了我們長時間段的歷史。
關於地緣政治最核心的理論之一就是“世界島”,該理論認為世界的中心在歐亞大陸,而歐亞大陸的核心在東歐地區,誰控制了這一片遼闊草原,誰就控制了歐亞大陸,誰也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在歷史上你會發現一個詭異的現象,無論是拿破崙還是希特勒,在收拾西歐的時候,還沒有控制西歐,就立馬調轉槍頭要遠征莫斯科,之後就是功虧一簣,遺恨千古。很多人不理解,他們為何不能和俄國和平相處,而是要死磕呢?
在麥金德看來,歐洲雖然稱呼它為一個州,但是它跟亞洲相比要小很多,不及亞洲的1/3,甚至都趕不上俄羅斯的面積。歐洲並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它其實是亞洲的一個附屬。
因此談論歷史的時候,如果把非洲北部的埃及放在亞洲,那麼就構成了人類絕大部分歷史。無論是埃及、巴比倫、印度、希臘、中國等,都發生在大亞洲大陸上。
在以往歷史研究當中,常常會孤立地看某一個區域的歷史,比如古希臘,古印度,其實歐洲的歷史是和亞洲緊密相連的,甚至可以説沒有亞洲文明,就沒有歐洲文明,甚至是歐洲各民族的形成。
之所以有歐洲的概念,是在抵禦亞洲遊牧民族的過程當中形成的共同體。在歐洲歷史上,“上帝之鞭”這個詞,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從公元4世紀開始,歐洲不斷遭到從東歐平原突然冒出來的遊牧民族的襲擾。
這個“上帝之鞭”從東歐平原,一直打到多瑙河,曾經生活在東歐的土著民族,於是展開了大逃亡,驚慌失措的土著人衝進羅馬,攻陷了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城。
這是第一次亞洲以間接的方式摧毀了羅馬帝國,很多人開始猜測這些匈人是從何而來?其實這是被漢武帝趕跑的匈奴人,雖然現在沒有形成共識,但是這支遊牧民族形成於亞洲中部是毫無疑問的。隨後歐洲進入黑暗的中世紀,分裂成幾十個小的諸侯國,打得不可開交。
在接下來的1千多年曆史裏,一波又一波的遊牧民族從東歐草原蜂擁而至,歐洲各國疲於奔命。但是由於政治、宗教等原因,始終沒有形成一股有效的力量抵抗這些遊牧民族。
這些從亞洲興起的騎兵,穿過烏拉爾山和裏海之間廣闊的空隙,踏過俄羅斯這片廣闊的原野。東歐為了對抗的需要,形成了俄羅斯人、日耳曼人以及法蘭西人,他們無疑都是在12世紀時期形成的。
從我國內蒙古,一直到俄羅斯西伯利亞,再往莫斯科,這是一大片騎兵通道,在這個通道內沒有崇山峻嶺,也沒有大海和沙漠。這就意味着,只要你帶上足夠的奶酪,就能夠直奔俄羅斯。
到了俄羅斯之後再往南就是烏克蘭平原,再往西就是波蘭,再往南就是中東,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艱難險阻。更為可怕的是,這片廣大的區域,甚至一條通往海洋的河流都沒有,這也就意味着,農耕文明的步兵方陣是沒有足夠的力量對抗冷兵器時代騎兵的。
無論是匈人、突厥人還是蒙古人,他們都來自於同一個地方,那就是“世界島”的中心地帶。也就是俄羅斯所佔領的這些地區,因此麥金德在1904年的時候預言,20世紀,俄國將取代蒙古帝國,成為歐亞大陸的霸主。
在麥金德預言不到2個星期,日俄戰爭爆發了,這似乎預示着麥金德地緣政治理論的失敗。開篇提到歷史短時間與長時間的問題,麥金德所提出的概念是長時間的歷史。
第二次工業革命,也就是電氣革命以後,內燃機技術得到空前發展,從而帶動了鐵路火車技術的飛速發展。火車的出現讓陸權國家大航海時代的劣勢,扭轉了回來。
在廣袤的平原上鋪上鐵軌,再加上讓全世界垂涎的資源,從此造就了史無前例的超級霸主,和海洋霸權的英國、美國分庭抗禮。
在冷戰30年的時間裏,蘇聯這個史無前例的陸地霸主,讓整個歐洲戰戰兢兢。雖然日俄戰爭中,俄國戰敗,不到百年的時間,麥金德的預言就應驗了。
如果説沒有核武器,當今世界的面貌還很難想象。隨着蘇聯的解體,這個猛獸似乎處於沉睡的狀態,在偶爾的新聞當中,我們偶爾還能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它何時會醒來,我們不得而知。
人們會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當我們在講地理因素的時候,其實也是在講歷史,也是在講民族特徵。
在薩瓦河往南是連綿不斷的小山丘,越往南越陡峭險峻,一直往東南延伸到小亞細亞。這個地方曾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奧斯曼土耳其軍隊交戰的地方,也是基督教世界和東正教與伊斯蘭教世界接壤的地方。
為什麼這些地方沒有在冷戰之後如人們預期那樣實現和平與發展?為什麼巴爾幹地區出現了殘酷的分裂和殺戮,至今還無法平息?很簡單,因為地理因素戰勝了人的因素,地理開始了復仇,由地理所決定的歷史沉澱再度翻騰起來,不能平息。
麥金德告訴我們,從地圖上就能看出世界的大趨勢。天真的人們總是覺得我們人類是平等的、人類社會是要統一的,但地理反駁的正是人類平等和統一的觀念。地球上的地勢分佈是千差萬別的,地理因素和經濟、軍事實力一樣是不均等的,不同的環境會帶來衝突,雖然説我們不能陷入歷史的宿命論當中,但是如果我們不充分考慮到地理、歷史和民族特徵等因素,就會犯下更多愚蠢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