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皇帝在位48年，30年不上朝，究竟是一代明君還是昏君
對歷史有研究的朋友都知道明神宗朱翊鈞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前期勤於朝政而後卻有30年不上朝，歷史學家對此褒貶不一，讓我們深度解讀這個史上城府最深的皇帝。朱翊鈞（萬曆帝，1563年8月27日-1620年7月21日），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載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
萬曆皇帝畫像
其實在隆慶二年（1568年），他就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隆慶六年（1572年）即位，年號萬曆。當年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後內閣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召入宮中。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臨危託孤，“以全國使先生勞累”。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給太子朱翊鈞的遺詔： “遺詔與皇太子。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於乾清宮。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鈞正式即位，次年改元萬曆。勵精圖治
萬曆皇帝繼位伊始，大學士高拱馬上呈進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門聽政，親答奏請，面見輔臣，議處要事，且一應章奏覽後俱鬚髮送內閣看詳擬票，杜絕內批留中。在讀書方面，朱翊鈞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鈞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朱翊鈞即位後，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於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
張居正故居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朱翊鈞將內廷的事務託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朱翊鈞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萬曆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萬曆六年（1578年）十一月，朱翊鈞下令在福建行省進行試點。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個重要舉措。萬曆九年（1581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誌着整個張居正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萬曆皇帝聖旨
萬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鈞的支持下，張居正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煥然一新，經濟狀況也大為改善。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張居正病逝，朱翊鈞從此開始親政。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1573年），至萬曆十年（1582年）基本結束。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轉了正德、嘉靖兩朝以來形成的頹勢。朱翊鈞親政後，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先後在明王朝西北、西南邊疆和朝鮮展開的三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分別為李如松（李成梁長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朝鮮之役，以及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鞏固了漢家疆土。 後世有説明軍雖均獲勝，但軍費消耗甚鉅。而三大徵實際軍費則由內帑和太倉庫銀足額撥發，三大徵結束後，內帑和太倉庫仍有存銀。
明代紅衣大炮萬曆怠政
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執政中後期，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徵”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徵結束之後，朱翊鈞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覆，似乎更不感興趣了。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
明末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門户之爭日盛一日，互相傾軋。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名目眾多。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至於貪財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税使，四處蒐括民財。
明十三陵定陵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虛，那些致力於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明定陵內部終點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鈞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於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嚥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明神宗在位期間，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徵，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説，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在這個歷史的大變動中，由於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裏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歷史進程。歷史已成往事，好壞褒貶由他人評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