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朱祁鎮在正統年間寵信宦官王振，在王振的忽悠蠱惑下，領着精鋭便去親政瓦剌了。行至土木堡時，英宗兵敗為瓦剌領導人所俘虜，史稱“土木堡之變”。在明英宗被俘以後，明朝舉國震盪，自家的皇帝讓人給俘虜了，這絕對是要命的事，皇帝是國家的主宰，國家機器的運行亦是以皇帝作為核心，説是國家板蕩並不為過。明朝朝堂因此亂成一鍋粥，當時便有貪生怕死的人建議監國朱祁鈺南遷，南京是明朝的陪都。
南遷對於明朝來説是好事嗎？當然不是，甚至可以説如果真的南遷了，可能明朝要遭殃了。當時于謙聽到有人説要跑路，怒衝衝呵斥：“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隨後，于謙向朱祁鈺建議調兵拱衞首都。但是因為英宗被俘，導致明朝沒有皇帝主持國事，雖然朱祁鈺是監國，可是畢竟名不正則言不順，英宗的兒子朱見深又年幼，於是由於謙主導，擁立朱祁鈺為帝。
于謙敢於出面主導擁戴朱祁鈺這件事，絕對是有大魄力的。也先俘虜英宗後，隨行的宦官喜寧很快投降，並且給也先出主意，讓明朝出重金贖回英宗，這重金有多重自然是不言而喻了。也先的條件讓明朝進退兩難，拿出這麼多錢的話又於國不利，只好強硬地回絕了，雙方繼續抗衡。
明朝在英宗被俘後可以迅速穩定下來，于謙可謂是功不可沒的，他所做的佈局也讓明朝因為英宗被俘之事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于謙對於明朝有功，可是對於英宗，卻是有過了。
當明朝經過幾次威脅明朝政府花錢贖英宗無果後，終於知道明朝確實不想花這筆錢，尤其是對於朱祁鈺來説，錢並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英宗回來後他該如何自處或者如何安置英宗。最後也先無奈之下只好免費送英宗回來了，也別以為他是好心，這可是赤裸裸的陽謀，如果朱祁鈺的兒子朱見濟沒死的話，這兩帝相爭不説讓明朝萬劫不復，最少也會加速滅亡。當英宗回來後，朱祁鈺當然不願意將皇位歸還了，於是將英宗囚禁在南宮。
朱祁鈺當皇帝以後，將朱祁鎮的兒子朱見深立為皇太子，可是很快又將朱見深廢了，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皇太子，朱祁鈺這擺明了要耍賴了，不肯將皇位還給朱祁鎮這脈了。然而讓朱祁鈺徒然悲嘆的是朱見濟在景泰四年便夭折了，明朝的儲君之位自此空懸，因為朱祁鈺已經沒有兒子了，又不肯重立英宗的兒子，因為他還很年輕，還有機會。沒有儲君，後來朱祁鈺又病重，明朝國本動搖。
這時的于謙是很茫然的，他擁立朱祁鈺已經得罪了朱祁鎮，又不肯花錢贖朱祁鎮，更是徹底走向了對立面，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了，以他的胸懷和魄力，他自可以擁戴朱祁鎮的兒子，可是又有幾人肯站在他這邊？他性格剛正，得罪朝堂裏太多人了！
于謙得勢後壓制了部分英宗朝的舊臣，可是真有能力的卻也肯用敢用，比如石亨、徐有貞諸人，可是他們對於謙可沒什麼感激之情。拿石亨來説，石亨曾經感念于謙恩情，好心舉薦他的兒子于冕，結果遭到了于謙的痛罵，石亨鬧得灰頭土臉。于謙之所以得勢，最主要是他遇到了賞識他、信任他的明主——朱祁鈺，否則他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這時朱祁鈺突然卧病不起，眼看要駕崩了，按理來説作為臣子應該想的是怎麼救皇帝的命，可是有夥人卻將此視為機遇，即是石亨、徐有貞他們，連夜帶人踹開南宮緊鎖的門，架起發愣的英宗復位去了。于謙以前不殺石亨他們，石亨他們可不會放過於謙，事實上英宗也不想殺于謙，説“于謙實有功”，可是徐有貞厲聲説不殺于謙，不能正名。而這徐有貞就是當年因為倡議南遷被于謙怒斥的徐埕，因此徐有貞這次要殺于謙其實是有公報私仇的嫌疑的。
復辟以後，朱祁鎮肯定要為復辟正名，殺于謙就是為了立威和正名；復辟以後，給於謙平反，主要是為了打壓徐有貞等“還鄉團”！要是徐有貞等人後來不獨攬朝政，而是專心輔佐朱祁鎮，那麼于謙平反肯定要在等很久。
于謙不管“奪門”，是于謙覺得自己有功於國家，本來就沒有罪！自己也不想參與皇位之爭，也認為朱祁鈺復辟是沒有錯的。所以，于謙手握重兵，卻不參與。
于謙是君子，問心無愧！於是，等到英宗復辟後，他又從容上朝。
前面這些都是從常理性的理由去分析的，我覺得這可以作為一定的原因，但是不是根本原因。于謙之所以沒有阻止朱祁鎮的奪門之變，個人覺得根本原因是于謙不想去因為要阻止朱祁鎮復辟而發動兵變，最後搞得兵連禍結，百姓遭殃。
試想一下，如果於謙一旦發兵鎮壓朱祁鎮的奪門之變，那麼兩股勢力必定會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一旦事情擴大化，那就不只是一場小規模的政變了，演變成一場像“靖難之役”那樣的奪權戰爭是很有可能。
這可能是于謙最不願意看到的。四年“靖難之役”，老百姓流離失所，生靈塗炭，正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樣慘痛的教訓，于謙是非常明白的。一旦奪權戰爭爆發，受苦的還是老百姓，而剛剛經歷過土木堡之變不久的北京城，還能禁得起幾次摧殘？所以他為了江山和百姓而放棄抵抗也就不足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