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背後，是漢武帝的一場精心政治佈局

漢朝建國後，漢高祖陸續平定各地藩王，在吸取秦王朝嚴苛治國，短短二世而亡的教訓後，決心實行“黃老之學”思想，採取了“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短短70餘年，漢王朝的面貌便煥然一新，從一貧如洗到國富民強，期間更是出現了“文景之治”這一盛世。

漢武帝登基後，卻果斷選擇廢除“黃老之學”，改用儒學作為新的治國思想。這就是史上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面對為漢王朝帶來盛世的“黃老之學”，漢武帝為何會棄之不用。其實在這大變革的背後，是漢武帝的一場精心政治佈局。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漢武帝登基後面臨的現狀

1.“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導致地方勢力坐大，威脅中央集權

“黃老之學”是黃帝之學和老子之學的統稱，屬於道教哲學思想，因其具有豐富的理論性和強烈的現實感，在戰國和漢初時期極為流行。在治世領域，“黃老之學”倡導“休養生息，無為而治”，強調君主只需掌握政治要領，對於民間應讓其自由發展，不要做過多的干涉。

漢朝建國伊始，民生凋敝，百業凋零。漢朝統治者根據實際情況採取了“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充分放權給地方，讓其自由發展。

在這種治國方式下，國家實力得到快速增長，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民眾生活也極為富足。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仁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

但與此同時，地方諸侯日漸坐大，不僅驕奢淫逸，而且時常違抗中央政令。文帝時期出現了淮南王、濟北王謀逆，景帝年間更是爆發了“七王之亂”。

漢景帝年間爆發的“七王之亂”

雖然這些叛亂最後都被平定，但是諸侯王仍有一定的政治、軍事勢力，

“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謀以逆京師”。

諸侯王擁有的封國不僅擁有高度的自治權而且領有軍隊，是威脅漢王朝中央集權的重要原因。

2.百家學説致使儒生思想各異，不利於國家穩定

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很多思想流派，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縱橫家、陰陽家等，不同流派的人針對問題有不同的觀點，彼此爭論不休。

比如在治國問題上，儒家主張施以仁政，教化百姓；法家主張嚴刑峻法，依法治國；道家講究順其自然，無為而治；各家都認為自己的思想是對的，希望被別人所認同，並在自己的思想中實現國家的統一。在這種想法下，各家學派自以為是，又各不相讓。

秦國自商鞅變法開始，一直奉行依法治國的思想，法家流派佔據主導地位。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下，秦國逐漸走向強盛，並且在秦始皇執政時期最終統一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王朝。

但是秦國這種高壓的法家政策，使得六國遺民極不適應，又加上各種流派思想的傳播，導致儒生們紛紛對秦國依法治國的政策表示不滿，

“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趨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

面對這種情況，秦始皇採納丞相李斯的建議，下令禁止儒生以古非今，頒佈民間有私藏其餘思想流派書籍者誅滅全族的法令，這就是著名的“挾書律”。後期更是通過焚書坑儒等措施，來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這種做法不僅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而且加快了秦朝的滅亡。

秦始皇焚書坑儒

公元前191年，漢惠帝廢除“挾書律”，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自此之後，各種思想流派在民間重新煥發了生機，如果放任他們傳播思想，很有可能會將不利於漢朝統治的思想傳播出去，重蹈秦朝滅亡的老路。

3.外患不斷，“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的思想讓國民毫無進取之心

秦末漢初，北方草原民族匈奴在首領冒頓的帶領下，成為了漢朝周邊最強盛的國家。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在大同地區造反叛亂，並勾結匈奴企圖攻打太原。

漢高祖劉邦親自率領32萬大軍迎擊匈奴，卻被匈奴圍困於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最後在陳平的建議下，向單于夫人行賄，才得以脱險，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圍”。

白登之圍

白登之圍後，漢朝每年向匈奴贈送大量的絲織、布匹等昂貴物品，並且採取和親政策保持雙邊和平。但是這種政策並沒有阻止匈奴的侵擾，匈奴仍然不斷入侵邊境地區，殺害邊境官員，搶奪百姓財產，甚至還深入到長安周邊的甘泉宮，使得漢王朝不得不調集軍隊保衞長安。

與此同時，漢王朝在“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的思想指導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商業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漢文帝時期，政府更是把山林礦藏的經營權放開給民間並且一度廢除過關所需的證明，這樣極大促進了商品流通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強族於京師。

在這種情況下，民眾都認為商業活動容易致富，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這也導致了全國民眾一心撲在經商致富的道路上，沉溺於自身安樂，面對北方外敵侵擾，變得漠不關己，毫無進取之心。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積極意義

1.董仲舒的儒學思想給中央集權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董仲舒的儒學思想，區別於先秦時期的儒學，是在儒學為主的基礎上吸收了法家、道家等學派的思想，比起先秦的儒學，董仲舒的儒學理論知識更豐富，框架更完整，更能滿足治國者的需求。

西漢初年，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王間的弊病和隱患逐漸顯露出來，勢力坐大的地方諸侯王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董仲舒的儒學思想闡述了“大一統”的理論，給中央集權制度提供了理論依據。

董仲舒提出“君權天授”的觀點，認為皇帝的權力是由天賜予的，皇帝代表天來管理人間，所以皇帝具有無上的權威和合法性。

董仲舒提出“君權天授”的觀點

針對於諸侯王，更是提出了“

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

的觀點，諸侯王聽命於天子，就是聽命於上天，所以任何諸侯王都沒有造反的理由和藉口。

“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天亦可”。

任何叛亂行為都是對皇帝的背叛，也是對上天的挑釁，必然得不到人們的支持，最終遭到失敗。

董仲舒的儒學思想解決了當時存在的社會問題，有利於加強中央集權。這種思想迎合了漢王朝的統治需求，所以得到了漢武帝的認可和推崇。

2.獨尊儒術，統一了全國儒生的思想，利於國家穩定

秦始皇面對眾多學派的儒生，採取的辦法是暴力鎮壓，不讓他們有思想。漢武帝面對這個問題，採取的方法是隻讓他們有一種思想，而且還是維護皇權統治的思想。這種做法，比之秦始皇，不知高明瞭多少。

漢武帝為了國家穩定，用名祿來換取這些儒生的支持，將天下的儒生收為己用，將這些儒生變為漢王朝統治階層的工具。

漢初，官員的選拔有兩種方式：

1）按軍功爵位的高低，選拔各級官員。

2）選自郎宮，郎宮是守衞宮殿和皇帝的隨從。當有職位空缺時，可由郎宮中選拔官員。

漢武帝為了選拔到真正的人才，也為了吸收儒生的加入，在這兩種方式的基礎上，另外增加了三種官員的選拔方式：

1）察舉制：凡是經過國家高級官員推薦的人士，經過考核後，授予官職。

2）徵召制：針對那些有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漢武帝召見後，確定有才能，授予官職。

3）博士弟子：漢武帝為五經博士設置弟子員，每年進行考試，考試優異者，可授予官職。

漢武帝增加官員選拔的方式

漢武帝時期，儒學已經不僅僅是一門知識學派，而且變成了人們通往官場的必由之路。許多儒生窮極一生都在研究儒學知識，這種方式使得儒生專注於儒學，從而統一了全國儒生的思想，有利於國家穩定。

3.摒棄“黃老學説”，從“無為”到“有為”，建立國民進取之心

經過漢初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西漢王朝達到了空前的繁榮階段，“

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此時的漢朝已經擁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去支撐這場軍事戰爭，來洗刷建國後帶來的恥辱。隨着漢武帝即位，面對北方匈奴的不斷侵略，戰爭已經不可避免，整個帝國都即將為這場戰爭做好準備。

主張順其自然，無為而治的“黃老學説”已經不能適應這個帝國現在的思想，更加與漢武帝立誓北伐匈奴的氣質所不同，儒家大一統的思想顯然與這個帝國面臨的時局和任務更加匹配。

相比較道家學説，儒家中央集權化的思想，更能夠增強民族間的凝聚力。一個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更能夠調動內部所有的資源，完成抗擊匈奴的壯舉。

通過摒棄“黃老學説”，引入儒家思想，從而建立國民進取之心，從“無為”到“有為”，最終使得後世對漢王朝冠以“強漢”的稱號。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

總結

漢武帝在登基後，面臨以下三大政治難題：

“與民休息，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導致地方勢力坐大，威脅中央集權。

百家學説致使儒生思想各異，不利於國家穩定。

外患不斷，“黃老之學”無為而治的思想讓國民毫無進取之心。

這三大政治難題的本質其實是建國後的治國方針經過七十年的發展，已經與現在帝國面臨的時局和任務並不匹配，要改變這些難題，首要是改變現有的治國思想。

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背後，是漢武帝的一場精心政治佈局。

參考文獻：

《史記》

《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