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論》説：“因緣所生法，我説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又説：“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既然是眾緣所生，那麼，這就是無自性的，就是空的... ...
説到中國人的宗教信仰，我們的第一印象可能並不是我們的本土道教，而是寶相莊嚴佛教。佛教雖然在中國很是盛行，但是，它並不是原產於中國的宗教，而是從遙遠的印度傳過來的。大漢繁盛，商人們開闢了一個通商之路，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絲綢之路。
正是因為這條路，中印之間得以交流，印度流行的佛教也就此傳入了中國。但是，佛教講究的是生死輪迴，因果報應。這和中國儒家所講究的怪力亂神之説相違背，所以，在其最開始傳入中國的時候並不是很順利，而是遭到了很嚴重的排斥，所以在中國一直不温不火沒什麼名氣。
直到東漢年間，幾位皇帝醉心於修佛，開始推崇佛教。作為一國之君，皇帝在一個國家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是不容小覷的，於是，就是因為這樣，佛教開始真正的在中國傳播開來。再後來，中國國土內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個漫長而又艱苦年代。
在幾百年的混戰中，中國極少有統一和平的時候，長年都處於動盪中，戰火蔓延之下，百姓們流離失所，飽受戰爭的荼毒，過着非人的日子。在這種情況下，百姓的精神急需救贖，佛教受難修行的觀念在此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
當時，在佛教上尋求精神救贖的不僅有普通民眾，還有許多在戰亂中朝不保夕的士族們。隨着佛教的盛行，民間原來的本土宗教被完全置於佛教的光芒之下，隱隱的，佛教成為了當時的主打宗教。
這還不算，佛教的盛行，隨之而來的是佛教寺廟和僧人的大幅度增加，所用的田地和奴僕對於當時的國家運營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古德雲：“要想佛法興，只有僧贊僧。”曾有史料記載，東晉時期佛教盛行至極，當時的一處寺廟非常豪華，佔地高達數百畝。
據傳，寺廟裏供奉的佛祖因為點有長明燈，每日早上都需要有人去點燈。而這裏的長明燈長廊能達到幾里地那麼遠，每日去點燈的小和尚必須要騎着馬過去，沿路可以看到綿延不絕的求佛隊伍。當時的寺廟並不是所謂的清寒的苦修，而是需要平時侍奉的奴婢。
所以，僧人們數量的增加連帶着還有奴僕的增加，因而，許多貧苦的農民因為處在戰亂年代，寺廟又是這樣特殊的一個存在，於是，他們盤踞在寺廟周圍，成為了當地的佃户，以躲避戰亂。而這些佃户的租金最終都會交給這些滿口普度眾生的和尚。
這樣一來，這些以悲天憫人為口頭禪的和尚反而成了當地的地主，享受着奴婢的侍奉，收着佃户的租金，儼然成了另類的貴族。還有一些犯罪的逃犯，為了逃脱刑罰，就跑到了寺廟裏成了和尚。
按照當時的規矩，就算是官府的人，如果沒有搜查的指令，也是不能隨意進入寺廟裏抓人的。於是，這寺廟儼然成了當時收藏不法之徒的聖地。
佛門之地不再清淨，他們不僅佔用土地，佔用資源，還私藏罪犯，甚至，訓練屬於自己的武裝，嚴重的時候甚至可以左右當時的政局。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僧侶根本不算是和尚，他們除了剃光頭以外，其他的和普通人沒什麼區別。
並且，他們不僅可以吃喝玩樂，沒有佛門禁忌，而且，可以結婚生子，甚至，納美妾數人。史料中曾經記載：北魏時期的太武帝在位的時候，曾有人統計當時的國家人口，發現單是佛門和尚和其奴婢妻子就佔到了整個國家的人口的十分之一。
這種畸形的情況對於當時的國家政治極其不利。
於是，滅佛行動開始了。
關於滅佛行動，最為致命厲害的就是“三武”的滅佛行動，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這三次事件的合稱。其中，若再加上後周世宗時的滅佛則合稱為“三武一宗滅佛”。也正是因為這兩場轟轟烈烈的行動，原本盛行至極的佛教急轉直下，開始急劇衰落。
南北朝時期也成了佛教的一個坎兒，此後，佛教又經歷了後幾個王朝的削弱，徹底成了一種普通的民間宗教。其實，終歸究底，保持佛教僧團的清淨莊嚴是關鍵，發揮佛教社會價值是維護佛教興盛的根本。周世宗談到其滅佛的理由時説：“吾聞佛説以身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
古人云：“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其實，縱觀整個佛教的興衰，可能皇帝們都是出於政治目的才有了滅佛的行動，但是，佛教的衰弱並不僅僅是因為政治壓力。佛教本身驕奢淫逸，被慾望和貪念所控制，不再純粹，佛門也不再清淨，所以，佛教的衰弱其實也是其咎由自取。
參考資料：
『《中論》、《“三武”滅佛運動》、《會昌法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