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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劉恆在一般史學家眼中，尤其古代史學家眼中，是個仁厚孝慈的好皇帝。我看呢，換個角度説，也是個好好先生式的好皇帝，只顧眼前利益的遺患的皇帝。
所謂，伴君如伴虎，功臣怕強主啊。劉邦、呂后令漢朝開國功臣們惴惴不安。這也就難免令漢朝開國功臣們太想有一位軟弱的，啥事都好説的皇帝了。這就是劉恆出乎他意料的被擁立為皇帝的一個原因。迎合了臣子的利益需要。此處做個比較的話説，相對於南征北戰的漢武帝的形象，好好先生形象的漢文帝簡直就是慫包一個。細緻説的話，且慢慢看下面分析：
首先，平定“諸呂勢力”毫無功績，連參加都沒有。
真正平定諸呂之亂最有功勞且影響力最大的是齊襄王，但是就是因為齊襄王太強悍，太強大，朝廷的功臣們才不擁立他，一句話就把他給否決了，給出的理由竟然是，“齊王母家駟鈞，惡人也。”説齊王的母親家駟鈞是惡人。這理由給的，嘖嘖，齊王母親家的人怎麼能作為評定齊王的條件呢，只是藉口而已。其意思，無非是齊王這個王，太不好對付了，制與反制的問題。這些功臣作為臣子，當然不希望強悍的君主，於是選定了劉恆，劉恆實際上連平定諸呂之亂這麼轟動的大事都沒有參加，諸呂勢力顛覆漢王室呀。可見，不惹事的好人。
其次，劉恆的性格，迎合了功臣們的自家的利益需求。
説白了，劉恆不愛惹事，好好先生。得過且過就好。在位子不出大事，就千感謝萬感謝了。而這就恰好構成了臣子們心中的好皇帝。在君臣之間存在有利益矛盾的王朝社會，這樣的皇帝好對付，臣子們才有更多的施展自己權力的空間呀。才能更輕鬆的與君王相伴呀，才能更多撈得好處。功臣們的權力大了，皇權相對就會萎縮些，相反皇帝的權力要是大了，功臣們的權力便會萎縮。諸呂勢力被除掉後，漢王朝的臣子們，尤其是一些老功臣的權勢那是極度膨脹的。陳平、周勃等等老功臣大權在握，軍權在手，想擁立誰為皇帝有話語權，你想呀，他們肯定想擁立對他們有利的好皇帝呀，怎樣的才算好呢，能聽取他們意見的，能保持他們權勢膨脹狀態的，更好是能被制約的皇帝就最好，那麼，立個強悍的皇帝當然是不能夠的。
事實上也確實是如此。劉恆被擁立為帝，根本就出乎他的意料。甚至當使者告之他進宮要擁立他為皇帝的時候，他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懷疑再三，試探了又試探，可見其野心不大。不像有些野心家不被眾人擁護還想方設法的篡權奪位。初到宮中的劉恆一點根基都沒有，於是，對內靠着恩惠、拉攏、減刑等，對外靠着和親，等等一系列懷柔的政策，算是坐穩了皇帝。這些軟弱的政策優容的政策，最高興的是誰，就是朝中的一幫臣子。
當然，篡位奪權的臣子是不太可能的。劉邦廢了異姓諸侯王，封了同姓諸侯王，且與臣子盟誓在先，非劉姓不立諸侯王。所以，敢於篡位奪權的是幾乎沒有的，像呂皇后一樣敢於擅權，是有其兒子劉盈、劉昭等。而現在把劉恆作為傀儡皇帝的有沒有呢？沒有，沒那個可能。畢竟劉恆登基之前已是成年人，且本身就是一位封國王侯。經驗是有的。在劉邦的子嗣中年齡很小的，又適合立帝的沒有，只能諸侯王中挑選一位，這就挑中了劉恆。劉恆被擁立為皇帝實質是劉恆不強悍能力不大。
再次，皇權與諸侯王權還有功臣臣子的利益矛盾在漢文帝時都還很緩和，妥協壓縮的空間還大。
皇帝佔據着至高的地位。估計在劉恆被立為皇帝的時候，眾諸侯王心裏多是有不服的，心想這麼一個無能的都做了皇帝。但是，好在漢朝剛剛建立不久各種矛盾都不凸顯，再加上漢文帝劉恆確實會夾着尾巴做人，低調做事。對哪個王都能好説，對匈奴也能好説，都儘量“和”着來，和親的和親，降恩的降恩，恰是這種無為的態度，不太強勢的作風，才得以讓劉恆穩立皇位。
在位期間，即使先後出現了兩位諸侯王叛亂，濟北王和淮南王，濟北王在漢文帝欲往擊胡時趁着宮中空虛，想謀反，卻沒反成，後來，漢文帝把叛軍卻都赦之，連濟北王也赦免了，好像沒事似；兩年後，淮南王反叛，要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自立法令，羣臣建議漢文帝把淮南王殺了，以儆效尤，結果呢，漢文帝沒有殺，而是廢棄了他的王的封號，流放到邊遠地區，餓死在了路上。這時在羣臣的建議下才採納賈誼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策略。把淮南王的封國一分為三，分封給淮南王的三個兒子。其實，賈誼的《治安策》幾年前都已經提出了，卻不被重用，還被貶，晁錯等也向漢文帝建議過藩國王侯勢力過大當削弱。可是仁厚的“大德”的漢文帝都不採納，卻始終未當回事似的。
其實後來的主父偃對漢武帝提出的“推恩令”就是在賈誼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上發展完善起來的。但是漢武帝積極的採納了主父偃的推恩令。而漢文帝卻不能採納賈誼的好建議。反而，賈誼因遭羣臣忌恨，被漢文帝貶出了。貶為長沙王的太傅。後又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後，賈誼深自歉疚，33歲便憂傷而死。那麼磅礴氣勢的《治安策》雄文呀，漢文帝卻不能採納，他的仁厚又體現在哪裏了，好好先生，只是為了顧及一幫老功臣及自個眼前的好過罷了否。利益有大利益小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漢文帝偏於小利益眼前利益而已。
但是呀，皇權與王權，這個實際的根本的矛盾存在着呢，並不會因為他漢文帝的仁厚大德而自動消除，反而欲蓋彌彰，只會是不斷的加深，量變而質變，是以到了漢景帝時，終於爆發了。一爆發，就是大病症了。其實，這就是在漢文帝時便養瘡遺禍，包藏禍亂了，好的利益的事情養老起來；壞的禍亂的事情也養大了養肥了。
再再次，最主要的是，在漢文帝去世後，皇權與諸侯王權利益矛盾才被晁錯與漢景帝激化。司馬遷及後世的皇帝中心論和天命論的靜止片面的史學觀，把原因都歸在天人感應，歸在晁錯和漢景帝身上。這樣漢文帝相對比着漢高祖、呂后、漢景帝時期反而好像是難得的好皇帝難得的好時代，所謂的“文景之治”，才落得了個好名而已。
是以，當吳王劉濞約七國共同叛亂，公開舉起叛亂大旗時，打着“誅晁錯，清君側”的口號。漢景帝聽取臣子意見，殺了晁錯。派使者下詔説，已殺晁錯，已經清了君側，各位王爺可以退兵各回各自地盤時。劉濞卻又直接下發戰鬥檄文，挑明瞭， “戰鬥檄文表決心曰：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備兵革，聚谷實，夜以繼日，三十餘年，凡為此。”
這實質也是劉濞説出了心裏話，三十年矣，可見，早在漢文帝時劉濞就在積蓄力量，就有反叛的心理了，言外之意，早就看不慣你漢文帝劉恆那一副德性了。然而呢，漢文帝劉恆的優容無為的態度不是恰恰在養肥養大這些反叛的諸侯王嘛？劉恆實在沒有啥大作為，他的無能凸顯了他的好好先生形象，被地位上處以弱勢的臣子讚美為“仁孝寬厚”。實質是臣子們得益得利而已。一如尼采所説，“道德就是弱者限制強者，對強者的期望和妄想。”作為臣子相對君主，顯然君主是占強勢地位的。對君主縛上仁德大德的道德繩索，就是為了分享皇帝至高權力的一杯羹而已。可是這無形中卻在禍害國家。
功臣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臣子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把規則放的開了，賢臣更多了自在的空間，同時奸臣也更多了膨脹的機會。法規不彰，亂象叢生，各自為王，暗流湧動。七國之亂的這些諸侯王無疑就是劉恆的優容無為、妥協縱容養肥養大的。這個禍亂相對於整個西漢王朝而言就是一個大病，差一點就斷了漢王朝的命脈，所謂未病先治，漢文帝卻毫無知覺嘛？就像一個人有病，剛開始小病只是小痛小癢，漢文帝卻無視這些，不知道檢查病症，積極治療，終至大病爆發，險些斷氣，多虧有周亞夫這樣的名將急救。這些豈不是漢文帝的疏忽過錯否！
諸侯王之所以敢反，還是小覷你朝廷沒能耐，軟弱無能。因此，客觀的歷史發展的看的話，我説漢文帝劉恆相對於漢武帝劉徹簡直就是慫包一個。消極無為的政策養肥了諸侯王拖延成了七國之亂這樣一個大病。你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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