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畜”本就生活不易，帶娃更成為“恐育”之源。面對“雙職工家庭0至3歲孩子誰來帶”的問題，許多焦頭爛額的年輕父母不禁懷念起兒時的託兒所。遍尋不得才發現，老式託兒所早已消失多年，民居園、早教機構等新式托育機構正在“hard”模式下期盼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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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托育機構存活靠街道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4年前，26歲的邱天帶着7個月的孩子，和丈夫從美國返回北京工作。兩家老人的身體狀況都不好，她想在上班時把孩子送到日託。“但是回來卻發現，能托育3歲以下孩子的機構很少”。邱天發現，受限於緊張的用地以及高昂的房租，在人口越密集、需求越強烈的地方，托育機構反而越少。
2018年，遍尋不得的邱天決定開辦一個媽媽互助園。核算成本之後，她將托育園開在小區居民住宅裏，但這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合規性。“按規定，北京不能在民居開辦托育園。但我們想做合規的托育園，想得到政府的支持，多次溝通得到的答覆是，‘街道最多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有羣眾舉報就得被查處’。”開園後，她經歷了2次舉報，“每次舉報都讓我們危在旦夕。鄰居有時也會覺得孩子們太吵，孩子們那麼小，吵一點避免不了，我們只能自己想辦法化解。”
類似遭遇不獨邱天開辦的民居園。每到春天，開辦在民居里的托育機構就如雨後春筍一樣開門招生，到了冬天，就會因為政府嚴查而關閉。
上海推出親子工作室，為職場媽媽排憂解難 方喆 攝
杭州的曾女士做幼師十幾年，因為二胎辭職，2019年在杭州市餘杭區租了一棟別墅，辦起了民居園，並開始招收3歲以下的孩子。
“我們始終維持在十幾個孩子的規模，招生就是靠朋友圈和發傳單，即便家長們普遍認可，我們也做到規範化托育，但直到現在我們也不是合規的園所，就像打游擊一樣，查了我們就不招生，不查就招。”曾女士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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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行業流動性過強
即使面對重重阻礙，由於需求強烈，邱天的民居園依然很受歡迎。2020年初，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她的民居園被迫關停。“因為以前民居園相對處於灰色地帶，關了還能夠再開，但是疫情中如果出現聚集性感染，民居園的風險就不可承擔。”邱天熟知的民居園，疫情中已經流失三分之二以上。
曾女士的民居園在疫情期間情況雖不容樂觀，但她選擇了堅持。曾女士説，她的民居是租的，租金一年十幾萬元，去年有半年時間房子空着，但因為民居園不受政府保護，沒有辦法減免房租，員工工資也得自己掏。
劉柯作為托育園的教師，則從另一個角度體驗了這個行業的流動性。劉柯從周口師範學院學前教育專業畢業後，進入某直轄市的托育行業。“和大型幼兒園相比較，托育尤其是民居園托育的工作本來就不穩定，基本上都是執照辦不下來或不齊全。加上疫情之後，薪資減半的情況非常普遍，持續了大半年的時間，老師們大多數都辭職了，有的甚至回了老家。”劉柯説，此前一起工作的8名同事中，就只有她留在了這座城市。
一名目前處於失業狀態的托育老師説：“我現在的五險一金都是暫停的。”
行業的不穩定性不僅僅體現在民居園上，早教機構也頻繁出現問題。早在2019年，總部在上海的早教機構凱瑞寶貝，就出現了多家門店集中關門停業的情況。
業內人士透露，我國一線城市底商價格至少是每平方米每天9至10元，但是托育機構想要活下來成本不能超過每平方米每天7元。“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在商鋪開的托育機構經常自己活不下去就關了，週期是2年左右。做得好的、久的，要靠融資。”這位業內人士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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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入托率與強烈托育需求的供需差亟待補足
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此前一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0至3歲嬰幼兒入托率只有5%左右，與之相比的，是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和較大的家庭嬰幼兒照料負擔。目前，我國家庭的嬰幼兒照顧方式仍舊是以父母和雙方長輩照顧為主。
隨着2019年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的指導意見》，我國托育行業進入政策規範化發展階段。但受訪專家認為，從目前來看，我國托育行業仍存在制約、梗阻，影響托育行業健康、規範發展。
首先，目前大多數城市民居辦園不合法，但民間托育機構仍然大量開辦於民居之中，在一些城市有超過半數的托育機構都是“民居非法園”。這實際已經反映出市場對民居辦園點的迫切需求，應儘快對民居托育機構進行行業檢查，並讓符合條件的托育機構合法化。目前，上海和深圳出台政策，只要符合相關要求和規定，可以在住宅（民居）開辦小型托育機構。這些舉措具有借鑑意義。
其次，目前我國對0至3歲托育沒有教師資格證書，學校也普遍沒有設置0至3歲的托育專業。專家呼籲，儘快建立相關資質認證，進行全面專業培養，並制定基本師德師風規範。同時，加大對已有托育機構內教師的培訓。
最後，受訪專家認為，托育市場正在向多元化模式發展轉變，未來應形成公辦、普惠民辦、非普惠民辦三類型機構互相補充的健康格局。
來源：《半月談》2021年第7期
半月談記者:白佳麗
來源: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