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偉。長江日報記者何曉剛 攝
學人簡介：陳偉，1954年3月生，簡牘學家。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92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簡帛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湖北省歷史學會會長、中文集刊《簡帛》與英文期刊《Bamboo and Silk（簡帛）》主編。2021年獲聘武漢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資深教授。
一堆散亂的竹片，從兩三千年前的墓葬、水井中出土，上面書寫着古怪晦澀的文字。這些是什麼字，説的什麼內容，背後又有怎樣的歷史，就是陳偉30年來所做的事。
寫有文字的竹片，稱為竹簡；寫有文字的木板，稱為木牘，兩者合稱簡牘。書於簡牘，是甲骨金文之後、紙張之前，自春秋至魏晉，中國人的主要文字書寫和典籍傳播方式。研究簡牘的學問，就叫簡牘學。
便宜的簡牘取代昂貴的甲骨、青銅，又被更輕便的紙張代替，一段近千年的簡牘時代逐漸湮沒於時間的塵沙之中。竹木難以保存，潮浸火焚，腐蝕蟲噬，簡牘的使用雖廣泛，能保留至今的卻彌足珍貴。據統計，近百年來，隨着考古的不斷髮現，出土的戰國到魏晉的簡牘，總計約200多批，不下30萬枚。這些出土的簡牘從政令律法到思想哲學再到巫卜信札，無所不包，其中有大量失傳的古書，或者與傳世典籍存在歧異的版本。尤其難得的是，一再出土戰國時期楚國的官府檔案和秦漢時期的文書法令，是司馬遷等古代史家未能看到的原始文獻。司馬遷在著述《史記》時，多次感嘆戰國時期文獻不足徵。一段別有洞天的歷史呈現在今人面前，陳偉説，目前所見的這些簡牘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司馬遷時代文獻匱乏的窘迫局面。生當今日，從事戰國秦漢簡牘研究，真是幸運之至。
冷板凳上的水磨工夫
一根竹簡上寫着8個字：君王䛠僕於子左尹。
“䛠”是什麼意思，學者有多種推測。陳偉比勘辭例發現，“䛠”在楚國竹簡中多次用到，而且䛠者的身份均高於被䛠者，從而判斷“䛠”應讀為“囑”，這是一根上司把事情交付給下級辦理的命令簡。
另兩根竹簡上寫着一道數學題：有婦三人，長者一日織五十尺，中者二日織五十尺，少者三日織五十尺，今織有攻（功）五十尺，問各受幾可（何）？
“織有功”三個字顯得很突兀，陳偉認為“織”其實應當是“威”字，“威”在楚語裏是婆母的意思。“威有功”是説婆婆有紡織任務，分給三位媳婦作。在訂正簡文的同時，揭示出秦人存在大家庭的意境。
前一根竹簡1987年出土於荊門市包山二號楚墓；後一根竹簡2007年收藏於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對前者的釋讀是陳偉研究竹簡的起步，對後者的釋讀則是陳偉研究竹簡的晚近，前後相照，映出學術足跡，30年心無旁騖，陳偉一以貫之地做着對簡牘文獻進行識字、句讀、編連、分篇、考證的工作，他稱之為“求真出新”，求文本復原之“真”，出證經補史，開闢新領域，解決新問題之“新”，發掘出簡牘中的典章制度和文化價值。“這是簡牘研究生命力之所在，一種創造性的復舊返古。”陳偉説。
面對一根根竹簡，陳偉喜歡用“研摩”這個詞，冷板凳上的水磨工夫。他説“簡牘材料易得也易壞，脱簡錯簡尋常見，破裂殘斷也多有，他説，那種畢其功於一役的願望或期待是很不切實際的。在未來幾十年間，恐怕我們不僅需要有‘悟’性，而且更要有‘定’性。”
200多條“紙簡”掛滿房間
陳偉跟簡牘“結緣”發生在博士即將畢業的那一年。
1991年，湖北荊門市包山二號戰國楚墓出土的竹簡經過整理正式出版，主持發掘和整理的王紅星是陳偉的學兄，別人送一本，他送給陳偉兩本。博士畢業在即，正在糾結自己的學術方向，包山楚簡讓陳偉一下子感覺“這批材料太了不起了，完全是以前古書裏面沒法看到的東西。對新材料的興趣戰勝了以往熟悉領域的吸引力。”
包山楚簡包含了278枚竹簡和一件竹牘，大部分屬於當時的官方文書，多涉及政治法律制度，還有一些卜筮、禱祠和喪葬記錄。
戰國時楚國雄踞全中國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典章制度迥異於其他國家。楚國被秦國滅亡後，制度被廢除，文字也失傳。面對楚簡，其實面對着一段“完全被割裂”的歷史：無論字形字義，還是內容主題，釋讀起來都有極大的困難。特別是楚簡中的官方文書，是“比較難懂難讀的，揭示的是一個完全未知的層面。楚國作為戰國七雄中的南方大國，它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的運作，沒有這些竹簡，就完全瞭解不了。楚簡給我們提供了新的歷史信息，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緣。”陳偉説。
散亂的包山楚簡經整理者編綴成書，陳偉又將書剪成一條條竹簡，再重新編連、分篇。當時他住的房子不大，兩室一廳，裁出的200多條“紙簡”掛滿了整個房間，每天看着它們反反覆覆揣摩。因為博士讀的是歷史地理，最初他只想做包山楚簡中的地理問題，但一旦深入之後，才發現如果不能全面讀懂這些材料，裏面的具體問題也很難搞清楚，所以從地理很自然地走向了對竹簡的全面梳理和解讀。“除了整理小組外，我可以算是包山楚簡研究的最早一批學者。1991年是我做簡牘的一個起點。”陳偉説，“在簡牘之路上奔走終生的命運大概當時已經註定。”
“冷門還是‘冷’點好”
簡牘學是冷門而小眾之學，但關聯甚大。每個歷史階段的學術研究都有其前沿，簡帛的發現、整理和研究，就是最近幾十年中國文化研究的前沿、焦點。一波接着一波構成了影響深遠的浪潮。中國古代歷史、思想史、學術史的不斷改寫，原動力主要來自簡帛等出土文獻。
1925年，王國維敏鋭地指出“發見時代”的到來。他把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與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並列，視為劃時代的發現。上世紀50年代以來新發現的簡牘，出土地點由我國西北一隅拓展到內地廣大地區，書寫年代由漢代上溯至戰國中期，內容也愈益豐富多彩，賦予“發見時代”更深刻內涵。
包山楚簡是陳偉簡牘研究學術生涯的開始，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由楚簡至秦簡，再至目前正在研究的漢簡，30年來陳偉在簡牘領域耕耘不輟。他主持了對楚簡、秦簡與睡虎地漢簡的整理、研究這三個國家級重大課題，也是一項雄心勃勃的對多宗珍貴簡牘進行整理、再整理的學術工程，目標是要形成這些簡牘資料內容更完整、圖板更清晰、釋文和註釋集學界研究之大成的圖錄、釋文、註釋本。他主編出版的《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秦簡牘合集（1-4卷）》《裏耶秦簡牘校釋》等大部頭專書，正是這一目標的結晶，被學界譽為“簡牘再整理研究的範本”。
“卅年之愛唯簡牘，一生所繫在冷門。”陳偉説，簡牘文本復原與內涵探究不乏艱辛，但又饒有興趣，能與這門學問結緣並樂此不疲，不能不説是人生幸事。
30年來，陳偉一直預於簡牘“發見時代”之流，反倒讓他生出戒懼之心，“簡牘學是一門很實在的學問，它的可驗證性在人文學科裏是最高的。出新和出錯的機會相伴相隨，這是很幸運的事，只要做對了，大家就認可你，但也要求特別高，不能‘玩’學問，必須沉下心來長時間推敲琢磨。所謂的‘冷’門絕學，其實考驗的是能否靜心屏氣地坐下來做事，耐得住寂寞。”
（長江日報記者周劼）
【編輯：鄭曉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