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最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將於2021年6月1日起實施。其中首次明確寫入了“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範性侵害、性騷擾的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不過，性教育應該包括哪些內容，在國內仍然面臨巨大爭議。此前，國內性教育工作者多次嘗試推廣性教育，卻因遭到家長和社會反對而被迫停止。在國內大多數學校尚沒有性教育的局面之下，一些人認為應該先在學校為孩子們提供“60分的性教育”，另一些人則放棄了在公立學校推廣性教育的路徑，轉而選擇民間化商業化的路子推廣“全面的性教育”。
“一千個家長裏有一個人反對，學校性教育就沒法幹。”性教育學者方剛這樣説。2015年在公立學校推廣性教育“碰壁”之後，他開始反思自己的性教育路徑，最終決定放棄“普度眾生”，轉而採用收費模式與那千分之一的反對者“割席”。
性教育工作者往往如履薄冰，他們發現精心搭建的大廈常常毀於極少數人的反對，學校性教育因此難逃進進又退退的命運。
2020年10月17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頒佈，“性教育”被寫入其中，這是該詞首次進入我國法律。不少人將此視為一個新開端，方剛卻認為學校性教育不能僅僅是“防性侵的教育”，而應該是一種“什麼都能講”的賦權型性教育。
努力把性教育送進學校的家長
性教育從來不乏反對者，最難説服的是家長。
“我女兒還小，希望您做老師的不要教給她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在得知課堂上小學老師給學生科普懷孕知識後，一位家長向老師表示不滿。[1] 這件事發生在2020年9月，放在國內性教育的普及之路上，不過是一朵小小浪花。
不少家長僅憑感性認知就給性教育投了反對票。不過，也有家長在千方百計地把性教育送進學校，王弘琦就是其中一個。
在浙江生活的王弘琦是一個一年級男孩的爸爸，也是一名賦權型性教育高級講師。他從工程管理轉行做性教育，離不開性教育學者方剛的影響。這幾年，他一直想把性教育送進兒子所在的一所外國語學校。“許多人説性教育進學校是不可能的，我想挑戰挑戰。”他説。
他的挑戰正在接近成功。王弘琦告訴南都記者，作為學生家長，他有機會接觸到學校外聯部的老師，並得到了他們的認可。他們針對六七年級學生共同策劃了一期青春期性教育講座——《青春期那些事兒》，正是這次講座敲開了學校的大門。
原來，該校一位領導也參加了那次講座，他在聽講後對性教育有了新的認識，説要在學校培訓老師，給學生們做性教育。很快，學校成立了性教育小組，王弘琦受邀來給老師們講課。
王弘琦在為家長講授性教育知識。
學校認同了，家長會不會反對？王弘琦早已聽聞性教育進學校最難的就是獲得家長的認可。為了給家長“打預防針”，王弘琦在學校家長羣裏一面分享性教育理念，一面以家長的身份“幫學校説話”。他參與孩子班級家長委員會競選，擔任宣傳委員。“不能當‘頭’（指家長委員會主任等），否則很多話就沒法説啦！”
為了做好家長工作，王弘琦參與策劃學校每週一次的讀書匯、每月一次的家長課堂，其間家長與專家一起交流孩子養育、非暴力溝通等方面的知識和經驗，當然也涉及性教育的內容，比如有一期家長課堂講的是《做好家庭性教育，養育健康的青少年》，系列的家長讀書匯則會講到《家庭性教育16講》。“讓家長們事前預知，認識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可能的衝突消化掉。”他説。
王弘琦非常欣賞學校與家長溝通時的態度和做法。他説，學校每次給學生開課都會寫一封信給家長，告訴他們課堂上講的內容，這樣既打消了家長的疑慮，也可以讓家長參與到對孩子的性教育當中。
多數學校將性教育限定為防性侵教育或生理教育，要求講者把握所謂的“尺度”。不過王弘琦告訴南都，他講課時很放得開。“目前我沒什麼顧慮，賦權型性教育的價值觀和學校‘身心兩健’的育人理念是相符合的，學校和家長非常信任我，現在也不會提前審核我的課件。”他説。
當然，這一過程也有觀念的碰撞。在策劃課程初期，就有老師提出給孩子講性要不要男女分開，王弘琦説不需要，並細心解釋原因。實際上，也不是所有家長都完全認同他的性教育理念，但也許是前期後期工作到位，至今沒有一個家長提出反對。
學校的“後顧之憂”
作為性教育講師的王弘琦本身也是家長，這使他容易獲得學校和其他家長的信任。
你我夥伴性教育支持平台負責人張耀華認為，中國性教育的核心問題是絕大部分地區的孩子還沒能接觸到最基本的性教育，所以非常迫切的是，“讓更多的孩子接受性教育，哪怕是基礎的、及格水平的性教育”。他認為，與政府、學校合作是性教育最有效的推廣方式。
然而，多數學校的性教育遇到了各種各樣的阻力。前段時間，你我夥伴的團隊在安徽要開展一項性教育的對照實驗，當地政府部門事先幫忙協調了一所小學，然而當校長看到問卷時，卻説內容“太露骨了”“太傷風敗俗了”，校長甚至將問卷發到了當地校長羣裏“吐槽”。
張耀華説，相比於幾年前，校長直接反對性教育的現象已不多見。隨着社會觀念的變化，如今多數學校的管理者和老師都很重視性教育，“但是對於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學校卻有着各種各樣的後顧之憂”。
憂慮主要來自上級部門和家長、社會潛在的反對意見。張耀華説，尤其是當下政策不明朗的情況下，學校在開設性教育課程時非常謹慎，往往以保守來換安全。因此，你我夥伴探索了一些規避風險的方法，比如將性教育融入學校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甚至體育課當中，促進學校長期系統地開課。
你我夥伴和一些地方教育部門有合作，但張耀華髮現，其實政府部門更想要的是宏觀的“健康教育”而非性教育，你我夥伴能做到的只是在“健康教育”中嵌入更多性教育的內容。
儘管如此，在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國家，一家機構的推動力是十分單薄的。你我夥伴的課程都是針對學校場景，目前已在全國大概3000所學校開設了課程。2019年全國中小學校有24萬多所，你我夥伴僅覆蓋了1%多一點的學校；近3億未成年人中（六普數據），你我夥伴僅覆蓋約200萬人，不到千分之七。
“但是，你我夥伴已經是國內做性教育覆蓋規模最大的組織了，其他較大的組織一年能服務幾萬孩子就已經很多了，即使是這樣，在國內專門做性教育的公益組織不超過10個。”張耀華説。
“只要一個家長反對就做不成”
出於各種憂慮，更多學校屬於“沉默的大多數”。“有人反對就不做，肯定有人反對，所以不做。”對於學校性教育，方剛不是很看好，他認為在當前國情下，學校性教育走不出這個“死局”。
這些年性教育的爭議事件，幾乎每次都是從少數幾個反對者開始。2017年3月，杭州一所小學的家長在網上分享了《珍愛生命》（小學生性教育讀本）上的兩張插圖，插圖中父母相擁躺在牀上，寫着“爸爸的精子進入媽媽的子宮”，這位家長質疑學校給孩子準備的課外讀物“尺度太大”。
這套教材的主編、北京師範大學性教育課題組負責人劉文利那段時間心力交瘁。儘管健康教育專家以及眾多網友對該書內容表示支持，但杭州這所小學最終還是將讀本撤下。
方剛對於這種苦惱也深有體會。2015年1月份，他與山東省相關部門合作，為當地400多名中小學教師做了性教育培訓。但當老師準備為學生上課時，遇到了部分家長的反對。一些人輪番向方剛發難，指責他“推廣性開放文化”“企圖顛覆中華民族倫理道德”。山東省教育廳、濟南市教育局也接到“家長”打來的抗議電話，迫於各種壓力，山東省不得不出文件，“封殺”了方剛的這次性教育實踐。
這成為方剛性教育實踐的轉折點。“只要一個家長反對就做不成，你要敢做，他找上面鬧，任何一個人都受不了。”方剛説。
就在最近，方剛的一位研究生要去幼兒園給孩子講性別教育繪本，園裏其他家長都支持，只有一個家長反對，園方建議這名家長不要讓自己的孩子去聽這節課，家長卻説這是孤立自己的小孩。上也不行，不上也不行，這位家長説你們敢做他就去教育部門起訴，園長沒辦法，只好叫停。
“什麼都能講的性教育”
張耀華的性教育策略是把“普及到60分的水平”放在第一位，以幫助更多孩子獲得最基礎的性教育。但即便如此，和學校的溝通也有很多困難。
你我夥伴平台小學生性教育課程在湖南某校開課現場。
“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學校和老師來找我們，他們那出了問題，希望我們去‘救火’。”張耀華説。所謂“救火”其實是補漏洞，一些學校遇到了關於性的緊急情況，但此前開展的“性教育”卻不足以幫助學生應對。
他舉例，有一所職業學校組織老師給學生講艾滋病預防，其中本來會涉及性傳播與避孕措施。然而，校領導提出孩子太小，“什麼都不懂”，説避孕就不用講了。結果沒過一週，學校緊急找到張耀華，説有個學生在操場把孩子生下來了。這個時候，學校才覺得避孕可以講了，甚至流產也可以講了。
當我們在談論性教育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在方剛看來，這是一個要明確回答的問題。他説，嚴格來講，我們的性教育一直存在，守貞教育也是性教育，但這與科學的、全面的性教育相去甚遠。
現實中，涉及性教育的名稱各式各樣，從生理衞生教育、青春期教育、艾滋病預防教育、防性侵教育、家庭生活教育甚至守貞教育、純潔教育等不一而足。至今，在一部分民眾那裏，性教育依然被理解為關於性行為的教育，因此成為一個需要避諱的名詞。
科學的、全面的性教育概念並非沒有嚴格的定義。2018年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佈了新版《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針對青少年的性教育計劃歸納出８個關鍵概念：“關係”“價值觀、權利、文化和性”“理解性別”“暴力和保持安全”“獲得健康和福祉的技能”“人體發育”“性和性行為”以及“性和生殖健康”。“性和性行為”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
方剛不看好學校的性教育，他不想為了與學校合作而選擇退讓，尤其在經歷了2015年那次“碰壁”後，他更堅定決心，他只做“什麼都能講”的性教育。
“什麼都能講的性教育”，講些什麼呢？方剛認為，正確的性教育要正視性的愉悦性，例如對自慰的認識，具體到去講自慰的方式。“如果你是個婦產科醫生，你瞭解婦產科醫院門診每年有多少青春期的女孩，因為用各種稀奇古怪的自慰方式受傷，你就知道這是非常需要的了。”他説。
貓頭鷹性教育營。（方剛提供）
2017年那年，《珍愛生命》成為輿論焦點後，劉文利曾作出一段回應。她這樣説：“當一個身體器官的科學名稱都不能從大家嘴裏説出來，這個器官的結構和功能能得到正確的描述嗎？能夠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護嗎？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他連什麼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性教育要強調性的正面價值，而不僅僅是講預防性侵犯、性騷擾。方剛認為，只講預防性侵犯、預防性騷擾的教育也是非常危險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性教育應講性愉悦、性是正面的、積極的，性侵害、性騷擾只是和性有關的非常小的一部分。
性教育應鼓勵青少年自主選擇，具體到如何處理一份感情，如何處理失戀、“劈腿”、被當備胎等問題，以及面對性侵害時説“不”的能力。方剛介紹他的性教育理念：“我們跟受教育者討論每一種跟戀愛有關的情況，可能遇到的、你要作出的選擇，以及每一種選擇可能給你帶來的機會、風險和挑戰，並且最終尊重他們的選擇。”
性教育“民間化、商業化”
2015年，方剛不僅反思了學校性教育工作可能面臨的“死局”，也反思了自己過去六年時間做公益性教育的成效，他發現自己會陷入沮喪。
從2009年到2015年這六年間，方剛從一些基金會陸續拿到200萬元的資助金來做公益性教育，培訓了5000多名中小學、幼兒園以及大學的老師。“但是非常遺憾的是這麼多年過來了，今天如果你問我那5000多名老師誰做性教育做得比較出色，比較有影響？我説不上來，我甚至不知道他們誰在做性教育。”
只做“什麼都能講的性教育”，意味着方剛不想再去與學校碰撞、磨合，他要走一條屬於自己的性教育之路，那就是民間化、商業化。
“商業化可以講那些在學校性教育體制裏面不能講的內容，這是一個優點。性教育的商業化尊重當事人的選擇權，可以購買不同的商品，可以挑選不同老師的性教育。”方剛認為，商業化相當於在全面性教育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建一道“防火牆”，以保衞“什麼都能講”的性教育。
2020年10月17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公佈，這部法將於2021年6月實施。其中在關於“學校保護”一章中規定，“學校、幼兒園應當對未成年人開展適合其年齡的性教育”。這是“性教育”一詞首次出現在我國的法律中。
當天，劉文利興奮地發朋友圈稱讚“這具有里程碑意義”。張耀華也對此十分看好，他説今後找學校和政府部門談，新未保法就是一個可以拿出來的“既直接又正面的法律依據”。
不過，那幾天方剛卻樂觀不起來。他認為，未保法裏提到的其實是“推動防性侵教育”，而不是“全面性教育”。在那之前，他多次表達過類似的看法，“防性侵教育不是性教育，防性侵教育是性教育中的一小部分，只講防性侵教育，可能給受教育者帶來更大的傷害。”他對南都記者説。
方剛認為，未保法提到性教育是一個進步，但是距離全面的、“什麼都能講”的性教育還非常遠，真正的性教育還有賴於底層行動，即民間的、商業化的性教育。
對於方剛目前所做的事情，張耀華表示贊同。不過他認為，性教育進學校和進市場兩者並不矛盾，也不割裂。“一個注重普惠，解決的是60分的問題；一個是注重個性，解決的是60分到100分的問題。”他説。
你我夥伴平台小學生性教育課程在湖南某校開課現場。
張耀華認為，你我夥伴目前還是要集中精力，用最少的時間先讓更多的孩子接觸到“60分的性教育”。“可能在未來，我們也會嘗試用社會企業的方式為有付費能力的學校和家長做一些課程產品，然後用這些收入來補貼性教育公益服務的成本。”他説。
至今，方剛的貓頭鷹性教育青春營和少年營已經分別開營40多期。他説每期都滿額，他再也沒有遇到過可以威脅他開展全面性教育工作的反對者，“這就是民間性教育的優勢，它做成了體制內性教育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南都記者胡明山 發自北京（圖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