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淦女士到馮先生——作為教師的馮沅君

　　【述往】 

作者：張可禮（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馮沅君（左）和丈夫陸侃如

　　學人小傳

　　馮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作家、學者。1922年畢業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文系，192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32年與丈夫陸侃如留學法國，1935年在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先後在金陵女子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安徽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大學、山東大學任教。曾任山東大學一級教授、副校長。著有短篇小説集《卷葹》《春痕》《劫灰》，古典文學論著《中國詩史》《南戲拾遺》《古劇説匯》等。

馮沅君

馮沅君是“五四”後湧現出的傑出女作家，以“淦女士”等筆名而廣為人知。她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學者，還是一位一輩子都在教書育人的教師。作為作家和學者，她的文學作品和學術研究成果，歷來受到重視，但相對而言，人們對於作為教師的她，關注得不夠，論述也較少。

其實，教書育人是馮沅君一生的重心。她曾對學生説，“自從到大學教書後，就洗手不寫小説了。因為教師面對的是學生，工作是神聖的，而人的生命有限，時間是個常數，容不得一心二用，一旦誤人子弟，則過莫大焉”。

馮沅君早期小説集《卷葹》

　　投身教育，死而後已

1917年，馮沅君考入北京女子師範學校（1919年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便留心教育。1921年5月4日，她在刊於《晨報》的《五四紀念雜感》一文中寫道：“教育是大家所公認為國家根本的事業，應當特別擴充的。現在怎樣？首都之下，累次陷入無教育的境地，雖説近來些微有點恢復的希望，但是風雨飄搖的狀況中，前途還是茫茫難測。外省呢？裁經費，罷課的事，也是時常聽見的。”1922年5月15日至6月23日，馮沅君參加了由老師胡小石帶隊的“國內教育參觀團”，到晉、鄂、蘇、越參觀訪問。她對這次參觀訪問十分投入，細心觀察，耐心訪問，每天堅持寫日記。她的日記後來發表在《晨報副刊》上。從日記中，可以看到她對教育十分關注，而且有自己的思考。在太原參觀國民師範，“當我們從院中走出的時候，見有五六個少年的人，擔着泥、磚，由西往東走，看他們衣履之樸實，和手足胼胝的樣子，只當成泥水匠了。後來有人告訴，方知是本校學生，他們這種能耐勞的精神，我真十二分的佩服。臨走的時候，他們——校中辦事人——還將該校學生由勞力而成的產品，送了我們許多，我真要愧煞了！”生產勞動實踐是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馮沅君佩服讚賞這一點，説明她對教育有着相當深切的理解。在武昌參觀模範小學，“走到禮堂附近，見掛有時事揭示牌，將每日的大事簡單明瞭寫在上面。這種東西我以為於小學生很有益的，比那冷酷的無趣的格言牌子強得多。我素來的主張，小學教育，無論如何，總要使學生的感情儘量發展，這羣帶有真、善、美的小天使，要是硬以無情的教育去矯揉造作，使他失去本來的天真，簡直是毀壞世間無上的藝術品，剝奪人們藝術的享樂，其罪真是不可赦啊！”這種重在發展小學生的情趣，讓學生身心健康愉快的發展，應當説是符合教育規律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馮沅君還是一個只有22歲的大學生。

從師範學校畢業，馮沅君又到北京大學國學門讀研究生，此後即投身於教書育人的事業。自1925年春開始，直至病逝，其間除了在法國攻讀博士學位之外，她一直堅守在高等院校的教學崗位上，先後在金陵女子大學、中法大學、復旦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安徽大學、北京大學、天津女子師範學院、武漢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大學任教。1947年到山東大學，直到1974年病逝。馮沅君到高等院校任教之後，由於時局動盪，運動頻仍，還有個人家庭生活的一些不幸、病魔的折磨，她歷經坎坷災難，身心受到了一般人難以承受的重壓。她痛苦，她艱難，但她從沒有倒下，始終挺立恪守在教學崗位上。

1973年，她患癌住院，最關注的還是教學，念念不忘的還是教學，還曾讓丈夫陸侃如給她帶教學參考書。在彌留之際、神情恍惚時，她還讓護士扶着給學生講課。她是在課堂教學的崗位上離開人間遠行的。

林庚、馮沅君主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

　　捨得割愛，專心教學

馮沅君的情趣和愛好是多方面的。她是作家，發表的小説、詩詞、散文，至今還為人們所讚賞。她是學者，她的許多學術著作，有不少至今還擺在人們的案几上。她是翻譯家，通英文、法文，有重要的譯著傳世。她到高等院校任教以後，雖然對上述的多方面仍有興趣，繼續努力，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她能做到割愛，始終把主要精力投用在教學和教書育人上。

馮先生初登上大學講壇時，已經發表了多種著述，有相當的名氣，後來名氣越來越大，頭上有作家、學者、博士、教授、才女等不少桂冠，但她作為一名高等院校的教師，在長達5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從來沒有單憑學識、才氣、名氣，隨便隨意，而是一直踐行着認真嚴謹、一絲不苟的教學原則。

馮先生備課從來都十分認真，每門課都有詳細的講稿。有的課程，她講過多次。但每次新講這些課程時，考慮到講授對象不同、出現了新的研究成果等原因，她都要再備課。從今存多種備課講稿上可以看到，有些講稿是重新撰寫的，有些是在原講稿的基礎上進行增刪。有些字讀不準，就查字典，仔細寫在講稿上。山東大學中文系1956級學生石家麟回憶，1957年，馮先生給他們年級講元曲時説：“不少同學的作業中還有錯別字，對於中文系的同學是不應有的，希望大家勤查字典，我讀了大半輩子的書，字典還常備案頭。勤查字典是消滅錯別字的不二法門，舍此別無捷徑。”馮先生備課的認真，已經形成了習慣，習慣成自然，即使給幾個人輔導，她也是認真準備。她指導的研究生陳其相回憶，有時她輔導研究生，只有兩三個人，她也事先寫好詳細的提綱，一絲不苟。1962年，馮先生總結自己輔導研究生的體會時，講到提綱的好處：“保證指導時既重點突出，又無遺漏。碰到應解答的問題多，而指導時間不夠時，導師可以只講重要的，次要的可將提綱交研究生帶下去自己看……為此，我雖然覺得寫提綱很費時間，可是總堅持下去。”她備課、寫輔導提綱從來不惜時間，她説自己“指導兩個鐘頭或三節課的時間，備課的時間大都是一天”。

除了備課，馮先生還一直重視編寫教材，付出了大量心血。她先後根據教學的需要，編寫了多種教材，其中有些正式出版了，如和陸侃如合著的《中國詩史》《中國文學史簡編》，和北京大學教授遊國恩、中山大學教授王季思等合編的《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大綱》，和北京大學教授林庚共同主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還有大量講義沒有來得及整理出版。她認為，教材要“力求符合學生的要求和水平”。她的教材和講義都是針對不同的教學對象編寫的。她深知編寫教材之困難，強調編寫教材要有研究的基礎。1952年，她曾對她的侄女北京大學教授馮鍾芸説：“編教材很不容易，教材也能顯示編者的思想認識高下，不能人云亦云。編教材也需要研究作為基礎，不然，豈不誤人子弟。”

馮先生編寫教材，不論是講義，還是教科書，始終貫穿其間的是一種認真嚴謹、一絲不苟的精神。她和林庚共同主編的《中國曆代詩歌選》，是為高等院校中文系詩歌選課程編寫的教材，共選詩詞曲一千首，選目曾三次徵求專家意見，最後才確定下來。全書分上、下兩編。上編自周至唐五代，由林庚主編。下編自宋代至五四，由馮先生主編。兩位主編，除曾先後三次充分面商外，還經常交換情況和意見。馮先生主編的下編，參加者有關德棟、袁世碩、朱德才、郭延禮和趙呈元。馮先生作為主編，司其職，切實地盡到了主編的責任。她負責起草選目，審改初稿，組織討論，並最後定稿。她還負責註解北宋全部、南宋大部分及金、元全部詩篇的工作。從今存的初稿和定稿中，可以看到很多馮先生修改的字跡。在編寫過程中，她的一個助手，“對吳偉業兩首詩的創作時期，依據常見的資料，做了個大約的推斷，還在稿子上的一端貼了一張字條，説明依據的材料”，“但馮先生在定稿時，卻重新做了考證，並得出了確切的答案。她向助手説明改動的依據時，語重心長地説：做學問不能粗枝大葉，敷衍了事，也不能人云亦云，應當力求把問題搞清楚。”從這一事例，可以看到馮先生一貫的認真嚴謹和做主編的盡職盡責。

山東大學校園裏的陸侃如、馮沅君塑像。資料圖片

　　創新方法，靈活教學

在教學模式和教學方法方面，馮沅君在遵循傳統的同時，特別注意探索和創新。

馮沅君一生講過多門課程，除了基礎課外，還開設了幾門選修課。她在講授時，基於講稿，但又從不照本宣科。研究文學史、作家作品屬於人文學科，其中有一些屬於基礎知識，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藴含着的豐厚人文精神和審美情趣。教者和聽者重在體悟、體驗。馮先生講文學史、作家作品，感情特別投入。1949級學生呂家鄉回憶：“馮先生講課則富有感情。有一次講到王維的詩‘渭城朝雨浥輕塵……’她按照‘三疊’的方式朗誦了一遍，語流很快，像繞口令一樣，引得同學們大笑。還有一次講到明代散曲家王磐的《詠喇叭》，馮先生又朗誦又表演又賞析，我至今還記得她眉飛色舞的神態。”馮先生課堂教學的情感投入，1949級學生趙淮青也銘記不忘：“有一次，她講蘇東坡的詞《念奴嬌》，一字不落地背誦：‘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她的講解，完全沉浸在作品中，洋溢着對千古名篇的摯愛。我還記得她在講台上踱着步子，目光凝視前方的風度神態。這首詞寫得大氣磅礴，她講得也鏗鏘有力。先生雖外表纖弱，卻傳達出詞中神魄飛揚的氣勢，把蘇詞的感情發揮到極致。自然也難忘，馮先生講李清照的詞《聲聲慢》‘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時，又完全是另一種氣氛。又是一次一字不落的朗誦，聲音低迴，如泣如訴，充滿似水柔情，字字送進聽者的耳膜，令人肅然動容。無意間，發現她的眼角閃爍着晶瑩的淚光。沅君先生很推崇元代雜劇大家關漢卿，高度評價關漢卿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和《竇娥冤》這部作品。當她朗誦到《不伏老》中的‘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時，聲音高亢壯烈，富於感染力，也透露出她愛憎分明的性格。”優秀的文學作品，都是作者真摯感情的自然流露，每篇作品都是獨特的，不同的作品情調也不同。馮先生講授時，針對不同的作者作品，設身處地，滿懷真摯的感情，講出了真情別調。

馮先生講課，常有頓悟，隨時隨地發揮。1953級學生郭同文回憶，1954年春，馮先生講授岑參的詩歌，“此時，她雖然大病初癒，但講起課來卻精神煥發、口若懸河，聲音鏗鏘有力。她繪聲繪色地分析了岑參寫邊塞風光的《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和《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當講到‘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時，她望了望窗外：校園裏梨花盛開，潔白如雪，陣陣春風揚起片片梨花飛舞。她滿含深情地講道：‘詩人用春風比北風，用梨花比雪花。何等深切，何等獨特！同時也表明了：寒冷的日子裏也藴含着明媚春意來臨，顯示了詩人在嚴寒中的樂觀情懷！自古以來，寫春風的詩歌甚多，而用春風比北風的詩，這卻是首創。’”

馮先生特別重視課後輔導這一環節。她同課堂教學一樣，認真負責，而且有自己的探索和特點。重視個別輔導，也重視集體輔導。

馮先生個別輔導多是在她家中。她為了輔導有針對性，事先儘量彙集同學們提出的問題，認真準備，然後細心地講解，即使有時身體不好，也按時輔導。約在1957年上半年，馮先生輔導中文系高年級學年論文。1955級學生吳長華回憶：“那時我們高年級要準備寫學年論文，我選的題目是《論〈牡丹亭〉》，出乎意料的是馮沅君先生竟是我的指導老師。這樣我們的接觸就多起來，每一週總有一晚上要到她那裏去。每次到她家裏，她總是早已等在會客室裏了。那時她身體不好，沒講幾句話，就常常要咳嗽，可是她還是不厭其煩地給我們輔導、講解。在講解前先朗讀一遍。使我驚奇的是她身體那麼弱，朗讀卻是鏗鏘有力，節奏性很強，至今彷彿仍在我的耳邊迴響。她對我們很親切，沒有一點教授的架子，對我們提出的哪怕是幼稚的問題，也都認真解答。”

馮先生的集體輔導，常常是與“集體答疑”結合在一起的。《馮沅君傳》第305頁記載：約在1959年，她在教學中，還創造了一種“集體答疑”的教學方式。所謂集體答疑是“在個別輔導、個人閲讀告一段落後，她讓學生交上閲讀札記，同時把疑難問題一起交上”，她“在檢查札記時，把學生提的問題梳理歸納後，給學生‘集體答疑’。在她答疑完畢後，學生還可充分提問，然後師生展開討論。教師答疑結束，她就反過來‘考’學生：讓你閲讀一段她佈置過的古文；讓你串講一段文字，談出你的評論意見；或向你提出一兩個問題讓你解答。答得不完善，她會請別人補充。”這種集體輔導、集體答疑，把指導閲讀、寫閲讀筆記、發現問題、提問、討論、考問自然地接連起來，有嚴格要求，又有引導啓發，既有針對性，又生動活躍，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後來，“她的學生緬懷老師時，幾乎異口同聲地説：是馮先生的‘嚴’和‘逼’，打掉了大家的惰性，引導着我們前行。”

　　教學相長，雙向互動

1964年9月，馮沅君與她指導的研究生張忠綱交談時説：“教學永遠是相長的。”“‘教學相長’在有些老師聽來是一句口頭禪，其實是千真萬確的，將來你們當了老師，就會體會到了。”馮先生在長達5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堅信這一真理，並且能切實踐行。

馮先生在教學過程中，特別是在備課、輔導和編寫教材時，總是要翻閲、參考大量文獻資料，但她從不照抄照搬，而是反覆閲讀、勤于思考，寫成詳細的講稿。在這個過程中，常有新的發現。她不僅把這些新的發現充實到教學內容中，同時也誘發了新的研究興趣，進而取得了重要研究成績，為學術界提供了不少新的東西。

1939年，馮先生在中山大學講授元雜劇時，發現了三條有關王實甫生平的材料，當時她未敢貿然作斷。此後她從孫楷第、王季思先生的論著中，又看到了新材料，並且函請王先生詢問陳寅恪先生有關見解的依據，這才產生了自己的一些推斷，寫成了一篇題為《王實甫生平探索》的論文。1956年秋冬之交，在山東大學一年一度的科學報告會上，她以此為題作了學術報告，提出討論。討論後，馮先生繼續修改，1957年刊於《文學研究》雜誌。

在編《中國曆代詩歌選》時，馮先生注意質疑，發現了不少新問題。如此書所選的清代吳偉業的作品《圓圓曲》與《楚兩生行》，對這兩篇作品的寫作時間，馮先生沒有沿襲以前的説法，而是閲讀了許多有關的著述，仔細考證，從中找到了一些例證，認為《圓圓曲》作於順治七年（1650）前後，《楚兩生行》作於康熙初年。她把研究的成果納入教材中，同時撰寫了《吳偉業〈圓圓曲〉與〈楚兩生行〉的作期——讀詩質疑之一》，刊於《文史》雜誌。

　　關愛學生，親近學生

馮沅君與學生相處，不講所謂的師道尊嚴，而是提倡互尊、互愛、真誠、平等的師生關係。

在抗日戰爭時期，她同陸侃如先生支持進步學生，從經濟上幫助過一些進步學生。在東北大學任教時，有一位同學母親有病，無錢醫治，他們給他一筆錢，幫助母親治病。到青島山東大學任教後，青島解放前夕，李希凡旁聽馮先生的課，中間遇到了經濟困難，馮先生親自給李希凡姐弟送去了四十銀圓。1962年初，馮先生指導的研究生陳其相的祖母病逝，父親又病重。馮先生知道後，馬上拿出一百元，讓她趕快寄回家。凡是接近馮先生的，都知道她生活十分簡樸，捨不得多花一分錢。可是對同學，卻慷慨大方，毫不吝惜。

馮先生樂意與學生交流，學生也喜歡接近她。呂家鄉回憶：1952年，他和幾位同學在畢業前夕去看望馮沅君。“她向我們談經歷，談治學，談寫作。她告訴我們，她小時候纏過足，後來才放開，因此現在穿皮鞋還要塞一些棉絮，走路很不得勁兒。我這才想到，平時馮先生走路的確有點‘扭搭扭搭’的樣子。馮先生很有感慨地説：一個人要違抗社會風氣，違抗潮流，是很難很難的，只有極少數傑出者才能做到。談到寫作，我們問她是不是還打算寫小説？她嘆了一口氣，説：淦女士寫小説簡直是三代以前的事了，早就提不起筆了。辜負了魯迅先生的期望，沒有辦法！”

約在1952年，1951級學生趙淮清和幾個同學到馮沅君家看望老師。後來他回憶：“書齋幽雅清靜，處處氤氲着書香氣。大家談話無拘無束。她簡單問了我們入學前的經歷，然後就興之所至地談文學，談人生，談山大的歷史，妙語迭出。記得先生説過：‘你們入大學文科，文、史、哲都要打好基礎，古典文學更是基礎。古文學不好，白話文也是做不好的。’她主張大學幾年起碼要背誦上百篇精選出來的古文，古詩詞更要多背，越多越好。”“沅君先生講得興致盎然。説話間，一大盤黃澄澄的花生糖已被我們‘風捲殘雲’。先生臉上浮漾着慈祥，顫巍巍地，又從立櫃裏端出一盤，還沒來得及落座，一位性格有點魯莽的同學發話道：‘馮先生，您在法國留學時，您的腳會招來不少麻煩吧？’這種容易犯上又不相干的提問，很使我們為他着急。不料，馮先生卻不以為忤，笑容粲然，朗聲答道：‘這也不難，學習孟麗君嘛，外面套雙靴子就行了。’”

馮先生雖然有博而深的學識，有許多有影響的著述，但她從不談這些。她不譁眾取寵，不露才揚己，對於世俗之名毫無興趣。她和學生交談，是真誠的，是自然的。這是經受人文教養浸潤而形成的真誠和自然。她與學生的交談，洋溢着真善美的情趣，從各方面密切了師生關係。從教書育人的角度來看，這種交談，如同雨露，能起到“潤物細無聲”的長期效應，學生受到了課堂上和書本上難以受到的教育。

古人説：“師者，人之模範也。”馮先生在她一生的教學生涯中，在做好言傳的同時，特別重視身教，正己身，正己心，自然會影響學生。她憑藉着向善、求真、趨美的人格魅力，如同甘霖雨露，滋潤沾溉了學生的心靈。

馮先生指導的副博士研究生尚達翔回憶：1960年秋，“濟南久雨成災。星期二下午是馮先生給研究生上課的時間，嘩嘩的大雨就是停不下來。馮沅君住老校，上課卻在新校，兩地相距有四五里路，都是泥濘的莊稼地。花甲之年的老人，又是雙‘解放腳’，如何走得過這麼長的田間小道！學生們萬分焦急，他們家裏又沒有電話。商量結果，派了個男生騎自行車去老校，讓馮先生改日再來上課。哪料，騎車的學生剛剛上路，她卻撐着傘，背上挎了個書包蹣跚着過來了。女同學們趕緊把先生扶進屋，讓她換上乾燥的鞋子，埋怨她這樣大的雨不該蹚水過來。她卻若無其事地説：看天下着雨，我就提早上了路。還好，書包沒淋濕。説完，她掀開備課本，拿出了一疊卡片，開始上課了。”一位曾經纏過足的60歲老人，為了按時上課，冒着大雨，隻身撐着傘，挎着書包，提前踏上四五里泥濘小路，蹣跚蹚水跋涉，終於按時趕到課堂上課。嚴於律己，不畏艱難，以身作則，行為世範，此情此境，勝於言教，深深地感動了學生，教育了學生。

身教重於言教。馮先生切實地做到了。

《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11日 11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