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廟為墟，山河異姓，試論歷代王朝興衰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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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開篇言到：“話説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觀察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帝國皇朝莫不如是。一個王朝剛興起時，一般政治上都相對清明（前提是這個王朝是在艱苦卓絕的戰爭歲月，經歷無數次血戰才建立的），除非他是第二代第三代人通過篡位建立的（因為這代摘果子的，早已經感受不到祖父輩創業之艱辛，這樣的例子很多，這樣的王朝一開始就伴隨着腐敗和內訌。例如：西晉、北齊）。而一個王朝鼎盛時期，也是她走向沒落的時候，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連草原民族，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也是盛極而衰的。生活的安逸，必然滋生腐敗，當然了這些還不算什麼。野心家也在這時侯開始出現，試看明人朱載堉《南中呂 山坡羊 十不足》：

多麼絕妙的諷刺，還不正是那些幻想當“周文王”者，真實的寫照嗎？

有了野心，就必然會附諸行動（至少説可能性極大）。行動了，必然要有人被“淘汰”，必然有政治“洗牌”。你不要小看這些，海地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步，就是頻繁的更迭造成的。説起來，這一切拜野心家所賜。

大家都搞這些了，自然無法再騰出手來關注民間疾苦。這也是一個王朝到後期內憂外患的原因之一，也是歷史的規律。

很多人喜歡刻意的抹黑農民起義，就連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巨匠狄更斯也是如此。他雖然同情底層貧苦人民，但是他更提倡温和的改變；希望統治階層“慈悲”，而對革命（沒錯陛下，但這不是造反，是革命――一位官員答路易十六）充滿了恐懼。但是話説回來，是誰將一羣善良的老百姓逼上這條路的。和平年代，比如筆者我，和朋友吃飯。酒過三巡，我擲杯於地，曰：“弟兄們，我要起義。”大家不是笑話我，就是建議我去看精神科。因為有病啊，要治。不是過不下去了，誰沒事會揭竿而起？畢竟這不是請客吃飯，一百個人中甚至沒一個人能活下來。對於普通人來説，所謂的盛世；不過是拼命勞動，維持一種餓不死，但基本上發不了財的狀態。而且這一切都難以保障，一個王朝的喪鐘就敲響了。對於這類事情，我們需要客觀看待；一昧加以貶損，那就是學術流氓（當然瞭如果持此見的是你導師，你還是“俯首甘為孺子牛”吧。因為和愚蠢的人爭論，沒意義。更何況你就是來拿文憑的，一定記住。）。

有人曾問我明朝如果沒李自成那些人造反，還有救嗎？我明確地告訴她：“沒救了”，為什麼？且不論皇太極對明廷不斷的放血（當初有人建議袁紹時，也是差不多的方法，雖然對於曹操這樣的人傑未必有用，但連試的機會都沒有，就只能呵呵了。），就是明廷自身三百多年沉積的社會矛盾，也夠其統治階層受的了。即使沒有李自成，也有張三李四。明廷的滅亡只是時間問題（小冰期別人也經歷，饑荒和叛亂對手也面臨），就看誰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宋朝為什麼能南渡偏安那麼多年，因為宋廷還沒爛到那種程度。而且宋廷後來能抵抗蒙元那麼多年，人為自然是有的，更多是對手開始缺少水軍，加之南方地形頗為複雜，河流網密佈。而後來對手翻越青藏高原，併吞大理；對宋廷形成“包我三方”的局面後，就基本上宣佈其“死刑”了。

南宋傑出的軍事統帥孟珙晚年頗為看重兩個年輕將領，一個賈似道，一個李庭芝。李庭芝能力不差（至少比文、陸、張三公強上很多），而且最後的結局大家都知道，捐軀赴國難。但是他沒什麼權，有權的呢？有權的賈似道，腐化掉了，成了誤國奸相。明廷後期只會比這個更爛，有人問我：“換一個皇帝可以嗎？”筆者只能告訴他：“除了明太祖、明成祖外，換任何一個明朝皇帝都白搭。”能挽狂瀾於即倒者，非出世之傑，誰能為此？

這兒筆者要為史可法説句公道話，有人責怪史公為個人名節不顧滿城百姓，試問一個將死之人，要名何用？對於那些洗白錢謙益的人，我告訴他們南宋末有個張鎮孫，他為了保全城中百姓性命而降元。事後，與妻子被押北上，行經梅嶺時，夫婦倆自殺殉國。此等忠孝，足令錢謙益等輩愧死。我之前寫過篇《賈將軍傳》，原型即是張公。

相較於十九世紀前的西方國家，中國很早就有相對完備的人才選撥制度。但是為什麼這樣的制度選撥出來的人才，挽救不了一個王朝的滅亡呢。因為一個王朝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會形成一個閉環――“圈子”。筆者曾經在討論漢高祖何以戰勝項王時，這樣評價到：“漢高祖以天下才智之士為其智，以天下勇武之士為其勇，兼與人同利，故破項王而君四海。”正如《六韜》開篇所言：

而項王在天下未定時，就開始講究“圈子”了，即使智勇蓋於當世，又焉能不敗？

一個王朝本身就是利益集團的組合，而這個組合在剛創業時，是能吸收各方面的人才。但是後來隨着發展，圍繞皇權本身，圈子就自然形成了。後來隨着“泥沙俱下”，這個圈子就逐漸變成閉環。而在這個圈子裏，圍繞那羣開國或中興名臣又形成了小圈子。這些人自然都是當世人傑，但他們的子孫從小長於婦人之手，生於温柔鄉中，都是倚紅偎翠的公子哥。他們除了聲色犬馬，最大的本事就只剩下“結黨營私”、“排除異己”了。而這種情況下選撥出的人才，除會辦事外，還要聽話（大到國家，小到企業，莫不如是）。這些人才擠進這個圈子後，最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鑽營隙穴，最後依附當中的一個圈子，並以之形成自己的圈子（講的不是本事，是“師承”。）。而這個圈子，也將大多數人染成一個顏色；變了只會應聲付和、溜鬚拍馬，上下一潭死水。而一旦形勢有變，這些人壓根沒有應付的能力，最後只有坐以待斃。

你要問有沒有人試着改變，有，但是大多功敗垂成。還有些人想過，但是放棄了，因為自上而上都是如此。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地方也需要治理，圍繞着地方權利同樣會形成利益集團，形成圈子，代表性的是門閥、豪族。當一個平衡打破時，混亂就會到來，而這班子人更多會考慮個人利益的得失，很少有人會去“捨身取義”。我為什麼説兩晉兩朝是最爛的時代，原因也在於此。三國那麼多英雄，一是羅貫中的宣傳，二是他們至少還有基本的那點底線沒被打破。所以有諸葛瞻父子、姜維殉於季漢，丞相張悌殉於吳。而在兩晉兩朝，這樣的情況，你很少見到。因為那些地方勢力和皇朝只是利益互相平衡的共同體，一旦沒有維繫的可能，那些地方勢力會迅速的尋找新的依靠，以保全自身。不能掌握地方的朝廷，又怎麼能存續下去？

權利是相互的，一旦這個利沒有了，也就沒有約束力和凝聚力。政權就失去了維繫的價值，走向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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