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閣制度是明朝中樞機構的核心部分。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罷軍相不設，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分管全國政務，自此，朱元璋“自操威柄”，事無鉅細，集皇權和相權於一身，六部直接向他負責。
但皇帝一人即使“昧爽臨朝,，日宴忘餐”，仍是忙得不可開交，朱元璋深深體會到一人集權的難處。1380年（洪武十三年）9月，他設四輔官，名為春、夏、秋、冬，按時節來幫助自己。但不起作用，不久就廢除。1382年（洪武十五年）11月，朱元璋又仿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殿設大學，辦在內廷殿閣辦事，所以又稱殿閣大學士，對政事“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無定員，品秩皆正五品，位於六部之下。大學士以翰林院的編修、檢討等官充任，只是幫助皇帝閲讀奏章，起草文書和處理一些事務，作為顧問秘書，以減輕皇帝的工作負擔，沒有什麼大權，重大政務，必由明太祖本人親自處理，權力絕不下放。應該説，明朝的內閣制度在明太祖時期出現了萌芽，不過這一時期的內閣地位並不高，而且只參謀建議而不直接發號施令。
建文時期，殿閣大學士曾被罷除，改為學士。
靖難之役後，明成祖朱棣以祖制名義恢復殿閣大學士，並形成了正式的內閣制度。當時設有大學士5－7人，可以“參與機務”，協理朝政。《明史》卷《職官一》中記載：“成祖即位，特簡解縉、胡廣、楊榮等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司臣之參頂機務自此始。然其時入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23《內閣》中記載：“永樂年初建內閣於東閣門內，以解縉等七人在閣事，以備顧問，永樂之世，楊士奇、楊榮之止五品。”
也就是説，這一時期的內閣成員官職五品，未置僚屬，也未兼任其他六部中的職務，只不過是在皇帝之側，與聞其事，擔當顧問參謀，還是典型的議政諮詢機構。但這個秘書班子中的一些成員成為了此後內閣權勢之重的主要力量，例如楊士奇、楊榮等皆從此時開始。
明代內閣的職權為：“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明史》卷《職官一》) 。通俗的理解就是根據皇帝的諮詢，發表意見；或者是向皇帝傳授儒家經典，治國之術，把皇帝培養成為治國安邦之才；內閣大學士對於下面諸司的各種奏章還有審閲的權力；此外，還有一項就是“票擬”制度，這是一項比較大的權力，出現於宣德年間，即由閣臣代替皇帝草擬對各種章奏的批答處理意見，然後“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 （見《殿閣詞林記》卷9）， 然後由皇帝審定，以紅筆照票擬意見批出，謂之“批朱”或批紅，方能生效。
洪熙、宣德年間，大學士地位漸尊。閣臣得以加封，兼領的職務越來越多，明仁宗朱高熾繼位後，因閣臣楊士奇、楊榮是東宮的舊臣，便擢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知楊榮為太常卿兼謹身殿大學士。另外，又知大學士黃準為通政使，金幼孜為户部右侍郎。後來，楊士奇又“命兼兵部尚書”，楊榮又“進工部尚書”。前述幾人均是先入內閣為臣，後兼領其他部職的。不過這個時候的內閣雖成為正、從一品的高官，地位得以提高，只不過是虛銜，並無實權，倒是以兼任六部長官的職位貴重，導致閣職尊崇。
1435年（宣德十年），年僅九歲的明英宗即位，不懂朝政，國家大事由閣臣議定後，便擬為皇帝聖旨，下達各部執行，閣權超越部權，實際擔負起了治理國家的重任。正統三年（1438年）四月，英宗升楊士奇和楊榮為少師，升楊溥為少保，三楊都獲得了“三孤”的名號，這是明代內閣大學士在此之前從未有過的殊榮。而在正統七年（1442年），朱祁鎮稱楊士奇與楊溥為“輔相元老”。
三楊輔政
因此，內閣勢力在英宗即位的正統初期，仍處於權力頂峯，表現的最為突出，“三楊”（ 楊榮、楊士奇、楊溥）輔政，政事平穩，內閣地位逐步提高凌駕於六部。著名的“ 三楊” 是四朝元老，地位極崇，如楊榮在閣三十九年，楊士奇在閣四十三年，楊溥兩任在閣十六年。
正統初期，依託明英宗祖母太皇太后張氏影響，內閣地位雖能確保穩固，但總體來看，內閣在與宦官勢力的較量中是逐漸衰退的，尤其是“三楊”的年長逐漸退出，而後增添的曹鼐、馬愉等人資歷品秩不夠，根本沒有多大的發言權，導致內閣相較前期時已呈下降之勢。隨着“三楊”的勢弱，而新進閣臣品級低下，根本無法遏制以王振為首的宦官勢力。
其實這些閣臣的進退，全由皇帝召斥從心。正統時期，朝中政局逐漸進入複雜時期，倍受皇帝寵信的司禮監大太監王振開始排擠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就對他們暗示説，年紀大了可以退下來了。楊士奇表示要堅守崗位，楊榮則説“當擇後生可任者”推薦。事後，楊士奇責備楊榮失言，楊榮解釋應及早選用幾個好樣的，否則“彼厭吾輩久，一旦內中出片紙，令某人入閣，且奈何？”所謂“內中出片紙”云云，就是皇帝隨便下個條子，便可以讓某人入閣或者某人出閣（《明史》卷148《楊溥附馬渝傳》）。
到正統七年（1442年）的十月，支持內閣勢力的太皇太后張氏死去之後，明英宗朱祁鎮開始親政，內閣地位急轉直下，司禮監太監王振漸攫權勢，內閣成員漸成附庸，成為受宦官挾持的傀儡。從正統八年（1443年）到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變”期間，內閣根本無法制約、規束宦官王振，導致後來年輕氣盛的英宗在王振的慫恿下決定親征瓦剌，君臣二人，瞎打瞎撞，不幸全軍覆沒。明英宗朱祁鎮被瓦剌俘虜，親口喝下了自己寵信宦官專權所釀下的苦酒。
“土木之變”時，內閣大臣曹鼐、張益已陣亡，馬愉早於正統十二年（1447）病故，朝中只有陳循、苗衷、高榖三人，聲望資歷不足，無法在政治風雲中發揮作用。面對敗局，京師上下人心惶惶，只有于謙表現出色，力挽狂瀾，成為“救時宰相”，權位威望日隆。是年八月于謙升任兵部尚書，後召集羣臣合議奏疏，呈送太后懇請由朱祁鈺即位以安人心，即後來的明代宗（景泰帝）。這一時期不論是北京保衞戰還是擁立景帝即位，都是兵部、吏部以及禮部三部長官出面討論，給出關鍵建議的是兵部尚書于謙，而不是內閣成員。
可以説景泰時期，內閣的整體素質也已開始下降。到了景泰二年（1451），內閣新添兩名閣臣，分別是禮部左侍郎王一寧和國子監祭酒蕭鎡。其中王一寧的入閣，是由太監王誠的援引，此舉，首開明代官員由太監援引入閣的先例。後來，左都御史王文入閣，他的入閣雖然由高轂直接舉薦，但也是太監王誠從中相助的結果。王一寧和王文的入閣，背後都有內臣的影子，可見王振之後宦官勢力仍有左右大臣人選以及升降的能力。另外，官員由內臣援引入閣，內閣閣臣的人品操行已是良莠不齊了。
徐有貞像
天順元年（1457年），宦官曹吉祥、武清侯石亨、太常卿許彬和徐有貞等人乘景帝朱祁鈺病重，迎英宗復辟。“奪門之變”成功後，明英宗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被封為忠國公；曹吉祥任司禮監掌印太監，總督三大營，掌握了京城的軍政大權；徐有貞入值內閣，典掌機務，晉遷兵部尚書；後成為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盡掌內閣大權。但之後，徐有貞與石亨、曹吉祥二人關係日漸不睦。以曹吉祥、石亨為首的奪門功臣侍龐專權，干預朝政，宦官勢力又開始上升，而明王朝開始步人中期歷史的第一個黑暗時期，面臨着極其嚴峻的政治形勢。這一時期政局的轉變與明英宗個人在政治上的成熟有着密切的聯繫，他開始利用以內閣為主的文人集團的力量對抗曹、石二人，直至內閣大臣李賢以“獨斷”堅其心志且教他“制之以漸”的方法，明英宗才開始看到剷除奸黨的希望。
奪門之變
李賢在景泰時期原為兵部侍郎，後轉户部侍郎，1457年“奪門之變”後入主文淵閣。是年二月，入閣不久的李賢就參與了針對諸道御史針對曹吉祥、石亨的大規模政治鬥爭，英宗聽信曹、石二人大言奪門之功的哭訴後，將諸彈劾御史下獄，李賢等人貶職，但此事也導致曹、石二人在英宗心目中地位下降。是年六月，嶽正入閣，大言內臣武臣權力過重，請求離間曹、石。這次，明英宗不僅沒有表示反對，反而默許並加以支持。
李賢像
但嶽正膽大才疏，離間權黨之術失敗之後，是年七月，明英宗令李賢復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文淵閣事， 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首輔生涯。再入內閣後，明英宗對李賢信任有加，悉心委任，李賢也得以用心行政。在曹、石二人掌內外兵權勢半天下的特殊背景下，李賢輔佐英宗獨斷，以減少和排除曹、石對朝政的干擾，既收回了被曹、石二人竊取的權力， 又保證了政局的穩定，故史謂其“裁抑之者甚至” （《明史·李賢傳》）。
天順年間，李賢輔佐明英宗對政局進行了全面的整頓，使大明王朝日趨穩定和繁榮。天順五年，李賢加太子太保銜，天順八年（1464）明英宗病重時，又召李賢委以託孤重任。明憲宗即位後，晉升他為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到成化二年十二月李賢病故後，朝廷追贈他為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號“文達”。
李賢作為天順內閣的主要輔臣，李賢審時度勢，舉措得宜，促成了天順初年的撥亂反正，在天順初年的政局過渡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成為繼“三揚”之後最為人們看重的宰輔重臣，在明朝歷史上佔有重要地拉。
小結
明朝自明成祖朱棣確立內閣制度以後，入閣的大學士權力呈現出一種逐漸加強的趨勢，但內閣這種勢力的變化，始終是在皇權制約之下運作，為皇權服務的，其地位作用高低大小，完全是由皇權的需要而決定的。朱元璋廢相之後，通過各種手段加強專制，皇帝直接領導尚書六部，尚書六部分理天下庶政，直接對皇帝負責，各自都是獨當一面堂堂正正的執政機構。另外有都察院掌監察，大理寺治刑獄，通政司為全國文書收發總彙機關。此三者與六部合稱“大九卿”或“外九卿”，把中央政務分割淨盡，高高在上總攬一切的是皇帝，由此來看，所謂的內閣，早期本身並沒有什麼權力。此後的仁、宣時期，皇帝提拔一些內閣成員兼任六部的尚侍，通過內閣來有效地控制六部，此後，內閣大學士才職權漸重，凌駕於六部之上。
為了尋求權力平衡，與內閣權勢的增強，宦官勢力的變化則是對其勢力的一種強有力的干預，甚至是壓制。特別是仁、宣時期，內閣與宦官勢力幾乎是同時發展、相互交叉的。以票擬權為例，內閣票擬的意見必須符合皇帝的心意，它的是否有效仍由皇帝決定、決策，指揮權還是在皇帝手中。但自宣宗之後，皇帝多疏於政事，隨之產生司禮監代批，批紅之權不免落入了身邊的司禮監之手，這為宦官專政提供了方便。
到明世宗時，將內閣地位提升至六部尚書之上，並確認了“首輔”之位。此後，內閣與宦官權力之爭，內閣成員間首輔地位之爭，又成為明朝政治的一個新特點。
（本文原創作者：史説新傳，各自媒體平台同號，部分圖片源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