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邢曉婧】“破格提拔，高薪待遇，日本科研人員‘投奔’中國的動向引人注目。”前不久，有日本媒體報道稱，中國正在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日本的科研人員因在本國難以就職流向海外，而在華開展研究的日本人持續增加。《環球時報》記者最近聯繫數位在中國高校做研究的日本學者，聽他們講述來中國搞科研的故事。記者發現，這些日本科研人員之所以選擇來中國，無外乎是出於對深耕專業領域的樸素願望以及對“科研舞台”的深切渴望。
1. 來中國是為了掙錢？誤解！
“在日本真沒工作！”野和田基晴是山東大學空間天氣物理與探測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員，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他説，“有些報道一味強調薪資和職位，讓人誤會我們來中國只是為了掙錢。有人還因此遭遇網絡攻擊，被罵‘賣國賊’。實際上在日本真的找不到工作，沒有發揮才能的空間”。
自2005年獲得日本東海大學博士學位後，野和田基晴遲遲未能謀得教職崗位，只得輾轉於國內外高校做博士後。2010年，在中國台灣的博士後生活告一段落，野和田回到日本求職未果，機緣巧合之下來到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繼續博士後生涯。2015年，野和田再次回到日本，但求職屢屢碰壁，後經在北大結識的友人引薦，僅憑一份個人簡歷，連面試都沒有就開啓了在山東大學的科研生涯。
説起來華契機，現為雲南大學中國西南天文研究所助理教授的島袋隼士給出相似理由。2016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學獲得天體物理學博士學位後，島袋隼士便赴巴黎天文台做起博士後。“在我的研究領域，日本國立大學的招聘崗位不過五六個，沒被錄用的話，只能接着做博士後。可即便如此，日本國內的選擇也少得可憐，必須把眼光放到國外。”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説。2018年7月，島袋來到清華大學做博士後，經過短短一年時間，他便在雲南大學獲得教職。
“終於不用再找工作了！”島袋隼士説這番話時人在雲南大學的研究室。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科研人員最渴望的就是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除了良好的硬件設施，這所“雙一流”高校聚集了很多國內外的學者，他們之間用英語交流，沒有語言障礙，非常國際化。
據島袋講，他還成功申請到比在日本要高出三四倍的科研經費，在接下來的三年時間，只要做出成績，他便可以晉升副教授，順利的話，40歲前後就可以榮升教授。這在日本難以想象，45歲時生活依然顛沛流離的學者大有人在。島袋眼下醉心於研究，他説要珍惜這份幸運。
2. “在這裏獲得的支持”日本不能比
根據官方數據，2019年，中國研發經費為22143.6億元人民幣，2018年為19677.9億元。《日本經濟新聞》稱，以2018年的數字看，日本的科研投入金額僅為中國的1/7。而且，日本大學當中未滿40歲的教員比重在2016年跌至23.4%，創下新低，年輕學者謀求教職愈發困難。
據《環球時報》記者瞭解，中國科研經費的來源主要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高校創業補貼等。外籍學者可提交英文申請材料，且不會因此在審查上處於劣勢。野和田基晴從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到4年100萬元人民幣的科研經費，與他相同資歷的學者，如果在日本申請，大概只有100萬日元（約合6.3萬元人民幣）。
“我們在這裏得到的支持是日本完全不能比的。以前日本的科研人員基本上是終身僱傭制，可日本政府從2004年開始推行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削減運營經費，很多科研人員無法獲得科研經費，不得不做事務性工作。受困於職位和經費的激烈競爭，很多年輕人不願再做研究。現在，中國的科研經費直追美國，位列世界第二。”島袋隼士説，不僅如此，他還在校方支持下加入了某個國際望遠鏡研究項目，可以優先使用最新獲取的研究數據。該項目並不免費，沒有財政支持單憑學者自身根本無力承擔。
中國的科研環境與日本有很大不同。某“雙一流”高校的日籍教授田中（化名）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介紹説，中國高校的教師數量遠大於日本大學，授課任務和事務性工作佔比低，可以專心搞科研。此外，在中國，導師具有獨立性，能相對自由地開展主題研究，科研經費充足。最讓田中羨慕的是，中國有大量學術職位，只要不挑學校、不挑地點，就可以留在學術界，走上學術道路，這是日本和其他很多國家的科研人員求之而不得的待遇。
不過，田中也提到中國科研的一些問題。比如，在他看來，中國比日本更重視人脈，應聘高校裏有無相識的中國老師格外重要。否則即便簡歷上的成績再突出，被錄取的可能性也會大大降低。田中還説，有些學者為了申請更多經費，拼命把研究內容往國家政策上靠攏，長此以往逐漸背離了研究的初心，本末倒置；還有一些知名學者形成了某種權威主義，一時難以推翻。
3. 社交媒體驅動中國科研
“中國的科研經費確實比日本充足，外界認為這是中國科技得以快速發展的原因。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光憑這一點並不能增加高質量論文的發表數量。”在採訪過程中，野和田基晴表示，科研人員需要的不僅僅是“研究能力”，更要具備“溝通能力”，通過相互探討促使自身能力更進一步。
野和田觀察發現，中國和日本的科研風格存在兩點明顯差異。第一，研究室的上下級和平級之間非常團結，溝通順暢；第二，社交媒體的繁榮促進了科研的發展。野和田本人對此已經非常適應——《環球時報》記者最初給野和田發了採訪郵件，他沒有回覆，而是直接搜索手機號碼加上記者微信。
野和田告訴記者，日本人到現在仍然喜歡發郵件，這種個人對個人的交流侷限性明顯，對方快的話一天之內回覆，慢的要等很久。中國不一樣，大家在微信上建了不同的羣，無論是教師之間的聯絡，還是團隊內部討論研究內容，都可以隨時溝通，非常便捷。
“我們的羣特別活躍，你一言，我一語，時不時擦出思想火花。”野和田説，所有成員被凝聚成一股力量，重視團隊合作，最終團隊和個人都能取得相應成果。他認為，這種合作意識是中國科研成果不斷疊加的基礎，社交媒體的發達在其中起到驅動和促進的作用。
作為在中國搞科研的學者，日本研究人員難免遭遇一些不必要的煩惱，比如在其國內遭到批判，有關技術流出的討論不絕於耳。一般社團法人科學·政策和社會研究室代表理事榎木英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過去20多年，很多退休日本技術人員被中韓企業返聘，因此一直有聲音質疑日本技術流出，甚至説有些尖端技術被用於武器開發。
“實際上，所謂因高新技術流出造成的影響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大，現如今中國企業在某些領域也擁有高超的技術能力。只不過日本過去是技術強國，外界容易過度評價日本的技術能力，因此始終對中國抱有戒心。”榎木英介説
島袋隼士對《環球時報》記者説，他所從事的天文學研究屬於基礎科學範疇，基礎科學説白了就是“理論研究”，無所謂“偷與不偷”。這種不好“變現”的學科，不存在技術流出的問題，反倒是很多學者在中國得到支持，發表大量論文，促進了該學科的發展。
榎木英介也表示，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不同，並不涉及技術問題。日本常常將二者混為一談，對“技術流出”的擔心是個誤會。在他看來，尤其是在基礎科學領域，更應鼓勵國際交流和人員往來。
4. “一切要靠實力説話！”
榎木英介對《環球時報》記者説，在當下的日本，幾乎沒有研究者的崗位，以年輕人為中心的科研人員面臨日益嚴重的危機。為尋找出路，將目光投向中國的年輕學者的確越來越多。島袋隼士有同感，身邊不斷有日本朋友向他打聽在中國的研究生活。
“去中國吧！”“經費充足”“廣泛招聘”……在日本社交媒體和網站上，這樣的宣傳不在少數。野和田基晴認為，這種關鍵詞有些片面，容易給人造成“錯覺”，實際上，他在中國從事科研工作以來，深感“競爭愈發激烈”。
野和田説，以前歐美各國位於科研第一方陣，很多日本學者都以赴歐美深造為目標。但現在，中國已在很多領域位居世界前沿，不光是日本，很多其他國家的高級科研人員都願意到中國搞研究。再加上從海外學成歸來的本國人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地方。據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度留在中國的日本學者為18460人，連續4年呈現上升趨勢。
榎木英介表示，可以進行獨立研究、不用為科研經費發愁，這對科研人員來説相當有誘惑力，中國的論文發表數量已經比肩歐美，越來越多的學者感受到了在中國搞科研的魅力。也正因為如此，實力的重要性得到凸顯。
“一切要靠實力説話！科研經費再充足，沒有研究成果也申請不到，學術崗位再多，發表不了論文也就無法坐穩。”野和田對《環球時報》記者説，由於太多優秀人才聚集，很多自以為嶄新的課題已經有人做過，所以必須時刻去發現、思考新的問題，以致“有種被時間追趕的感覺”。競爭激烈的一個直觀體現就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往的通過率約為20%，現在降到15%。而且，外籍學者僅憑一份簡歷就能獲得教職的時代一去不復返。“我每天（給自己）加油！加油！”野和田用中文説。
浙江大學系統神經與認知科學研究所教授高畑亨已在該校工作6年，他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稱，一些媒體將他塑造成在中國頂尖學府工作的“優秀學者”，這是誤會。實際上，他現在面臨申請科研經費遇阻、論文難以發表的困境，指導的學生也因感到危機而打算另尋出路。“我的研究生涯陷入風燭殘年的窘境，”高畑亨説。
這6年裏，高畑亨習慣了中國的研究生活，但中國國內的學術研討會主要還是用中文進行，使他時常產生“訪客”的感覺。而自己的研究室沒能發表論文，更讓他感到艱難。
高畑亨表示，其實，無論在哪裏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在中國，不斷有新的挑戰，挑戰成功的人能獲得遠遠高於日本的報酬。眼下，高畑亨正在為獲取重要的研究數據而拼盡全力。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説，“這是一場競爭，要麼率先發表論文，要麼終結學術生涯，我倒要看看哪個先來。”
來源: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