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在官網回答網友“專升本畢業後的第一學歷是專科還是本科”的問題時，明確國家教育行政部門相關政策及文件中沒有“第一學歷”這個概念。教育部在答覆中還説，在管理過程中所説“學歷”通常指的是個人獲得的最高或最後的學歷。
儘管時值假期，教育部對“第一學歷”的回應，還是在輿論場上掀起了熱烈討論。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學習中，學歷的意義不言而喻。學歷本是一個人接受教育類型和程度的資質證明，但是，一些用人單位在選拔用人時明顯的學歷偏好，讓學歷成了全方位衡量個人價值的“身份標籤”。
儘管教育主管部門並不認可“第一學歷”的説法，但“第一學歷”在民間早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概念。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第一學歷”通常指人取得的第一個高等教育文憑。“第一學歷”是專科還是本科，是“雙一流”“985”還是“211”，乃至具體屬於那所學校，都決定着其“含金量”。
最近，一位學生在考研選擇導師時，發現北大數學學院某博導碩士畢業於地方院校，發帖稱“無法相信北大會有這麼差的師資”。其實，那所地方院校的數學學科業內評價一直不低，考研學生不看導師科研能力，反而對其學歷刨根問底，深刻暴露了“第一學歷崇拜”的誤導性。這種思維如果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蔓延，難免造成學科發展“近親繁殖”等問題。
“第一學歷”何以大行其道？《南方都市報》的一篇評論將其歸結於效率：通過“第一學歷”，企業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判斷出應聘者在求學階段的一般表現。換言之，“第一學歷”是評價一個人能力的一系列指標之一，而在“學歷社會”的加持下，這一指標無疑具有巨大的權重。
“本科進入名校的學生不用努力，也可憑‘第一學歷’獲得競爭優勢，他們還會繼續努力學習嗎？那些高中畢業進入專科院校的學生，再怎麼努力學習，也不能扭轉‘第一學歷’劣勢，就會有部分學生自暴自棄。”界面新聞的評論文章，反思了將“第一學歷”等同於能力的錯誤思維，強調應當在過程中評價人才，而不能讓人以為取得第一學歷便“高枕無憂”或“無力迴天”。
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並非所有成就斐然者都有光鮮的“第一學歷”。僅就學術能力起決定性作用的科研領域而言，不少兩院院士的“第一學歷”都不耀眼。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中科院院士陳竺，“第一學歷”僅為中專；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學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沈樹忠在浙江煤炭工業學校取得“第一學歷”；在疫情防控中為人所知的中疾控主任高福院士，其本科畢業於山西農業大學，這所院校並未入選人們熟悉的“雙一流”“985”或“211”。
放眼世界，科研人才的發展潛力也並不與“第一學歷”深度綁定。盤點諾貝爾獎得主的名單，不難發現，獲獎者的“第一學歷”和“出身”多種多樣。《泰晤士高等教育》曾發文分析2020年諾貝爾獎自然科學類獎項8位獲獎者的本科學歷，發現只有一位本科畢業於牛津劍橋或常春藤聯盟這一類全球頂尖高校，多位獲獎者的“第一學歷”是在新興院校、小型大學或文理學院取得的。
扭轉“第一學歷”偏見，不僅需要改變社會觀念，也需要改進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方式，使其更加公平合理。界面新聞的評論就指出：“不能再人為地把教育、學校分為三六九等，要給所有學校創造平等競爭、發展的環境。”目前，我國在創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學的同時，也要注意包容特色、平衡分配，讓部分“小而精”的學校和學科獲得更好的發展。
曾擔任英國諾丁漢大學校長的楊福家院士曾在《中國青年報》撰文，文中提及自己認識一個美國大學生，他的SAT成績夠上哈佛，卻選擇了一所烹飪學院，他用這個故事表明：要充分認知不同類型高校的價值。楊福家認為：“高等教育是一支大樂隊：名牌大學就是樂隊裏的大鋼琴，但不要只把眼光盯在大鋼琴上，大提琴、小提琴都是好樂器。”
（原題為《北大一博導因“第一學歷”遭嫌棄，學歷偏見怎麼破？》 作者 王鐘的）
編輯：陳若松
統籌：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