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激憤退羣，是中國“減負”走投無路的最尬諷刺

*來源：文化縱橫（ID：whzh_21bcr），作者：林小英、張偉、劉春梅、侯蜀卿、王紀堯

家長微信羣的四種生態

自2002年開始，家、校合作的理念從開始被關注。微信的出現為家、校及時溝通提供了新的方式，已成為個人微觀敍事和表達的重要方式。筆者於2016年9月進入某地“高2016級11班”“XX中學2018級6班”“五年級四班”“三年級二班”“初2017級2班”“終極一班”“幼幼班”“苗苗班”等微信羣進行線上參與式觀察，發現教育者與家長作為主要教育主體在微信羣的網絡行為構成了四種不同的文化參與和敍事表達。

（一）“捧”

在微信羣中，只要老師發佈通知或消息，就會跟風地進行形式化的應景回應。

情景1 “一致性的跟風”: 一位幼兒園老師在羣裏發了一張幼兒的樹葉拼圖手工圖片，家長們隨即進行了應景式的回覆。“老師們辛苦了，小朋友們真棒，加油！”“孩子們做的真棒，謝謝老師的辛苦付出。”“孩子特別期待今天的手工課，昨晚興奮得睡不着，謝謝老師們的辛苦付出。”

截取此段羣信息，可以發現：家長們的回應內容高度化的雷同，大多屬於修修改改的、照搬照抄的系列回覆。又如在某一班級家長微信羣建立之初，班主任老師在羣裏發佈了一條消息：“這三年需要大家的信任與支持，共同營造良好的氛圍，勁往一處使。”家長跟着回覆：“老師辛苦！”“謝謝老師，大家一起努力！”“辛苦老師，大家一起努力!”“老師費心了，一起加油!”“最辛苦的還是老師，您一個人教育這麼多的孩子，您辛苦啦!”

從上述家長信息內容發佈情況不難看出，“老師辛苦了”“謝謝老師”等內容頻繁出現，造成大量的“無營養”回覆、“蓋樓”謝師。

情景2“同質性的回應”：“各位家長：今天的家庭作業是抄寫第五課課後生字、生詞3遍並造句，煩請督促孩子完成。”“家長們：已經進入期末複習了，知識點任務較多!請逐項檢查孩子的作業!”“期末考試要來了，前天剛發的練習卷孩子每天寫一張，寫完父母批改一下，將分數打好，有不清楚的可以微信交流”。“現在僅有幾位學生家長髮了學生作業圖片，不發的我可不可以認為沒有寫?@所有人。”“@XXX媽媽，請按我的要求督促孩子完成作業，將作業私發給我。”“收到”“好的”“老師辛苦了”“老師您費心了”等詞語是家長們高詞頻的回覆。在羣中，家長們對於學校老師發佈的任務和要求，大多時候會一致性、無條件地認領和執行。

隨着微信羣成為家、校之間的日常紐帶，羣成員的集體心理氛圍也由此形成。為了維持與教育者的良好關係，羣裏的多數家長大都會表示積極的支持，會使得成員的異質性和個性被削弱，同質性、趨同性凸顯，教育者與家長之間的對話更多呈現了一種“捧”式的贊同。

而這類無條件的贊同僅僅是為了迎合，沒有反映出對具體行為的實際判斷和實質訴求，因此也就失去了意義，淪為一種形式上的應景式點贊和應付認同，未能形成主體間性的教育意義對話。

（二）“懟”

作為公共空間的微信羣也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言行，使得家長微信羣的公共空間衰落、公共性減弱，其應有的公共空間教育價值與意義被嚴重削弱。

情景3“他者性的否定”：一學生家長在羣裏對數學老師佈置的週末作業提出異議：“XXX老師，你以試卷的方式佈置週末作業，少則1張試卷，多則幾張，請問這麼大的作業量對孩子的學習到底有什麼幫助？既然是週末，家長也有家長的安排，週末我們也給孩子報了培訓班，旨在培養孩子的興趣和愛好。”此時，該羣英語老師發言：“説到教育，是你懂還是我們懂？你懂你倒是自己在家教啊！你覺得不合理你可以不做啊！看不慣你退羣啊！”班主任發言：“XX家長，請不要胡亂發言，你擾亂了本羣的紀律和規定，不希望有下次！”

情景4“對抗性的衝突”：一班主任老師在羣裏發佈：“各位家長，班級有部分孩子總是不完成作業，屢次教育就是不聽，這讓老師我很無能為力，請家長多監管和督促。”羣中XX家長及時回應：“又沒寫完？煩請王老師多督促！”“不該是家長多督促嗎？家庭作業是家長的責任。”“我們在外打工，不在本地，希望老師多幫助一下，感謝了！”“我們不負責學校之外的”“啥子叫學校之外的就不負責？老師！”

在家長微信羣的交互情景中，學校教育者主體性過度彰顯，家長主體性弱化缺失。很多負面信息會被放大，形成羣成員之間的誤解、衝突，帶來嚴重的內部耗散，從而直接降低家、校合作的效能，甚至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三）“散”

微信羣作為一種社交性媒體手段，其平民化和普及化使得參與者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陳述和表達的機會，使得話題廣而雜、零而散，導致信息碎片化。

情景5“自我性的自由”：家長們會就自己所關心的孩子在學校生活方面的事情，不斷、反覆地向老師諮詢和詢問，例如作業佈置、物品丟失與錯拿、費用諮詢與收繳、放假時間、學習情況、生活照顧、座位安排、活動佈置、日常人際交往、入隊入團等。同時，家長也會將微信羣作為一個聊天羣，發佈無關緊要的信息。如每天在羣裏發“簽到”圖片，以凸顯自己的“到場率”；轉發搞笑視頻、出行自拍圖片；轉發集贊鏈接，進行廣告、拉票推送；發佈孩子的成績、證書等。有時，一些學生也會發布各種無關的圖片、表情包等。

這種散聊使得羣信息散亂龐雜，不利於教育者和家長接收重要信息、獲得及時回應。由於個別信息的誤導，還易產生歧義和混亂。羣成員在駁雜的信息之間“漂移”成為一種常態，“瀏覽”成為一種本能。

（四）“靜”

情景6“集體性的沉默”：大部分家長微信羣是由學校教育者發起建立的，在建羣之初，家長們往往熱情高漲。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參與者的新鮮感與熱情漸漸消退，羣裏的信息發佈和討論由最初的每天幾百條到幾十條再到後來的接近零條。老師只是在需要家長協同時，發佈通知信息，其他成員偶爾發佈一條信息，但回應者寥寥無幾，甚至鮮有成員回應。羣成員都處於靜悄悄的“潛水”狀態、處於一種“集體沉默”狀態。

情景7“差異性的身份”：微信羣具有較強的交互性，但也凸顯出教育者與家長之間不平等的關係，羣內成員的地位往往與其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和權力資本相關。在羣裏活躍的發言者通常是家委會的成員，該類成員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豐富的社會閲歷和較好的職業聲望，而普通羣成員往往處於弱化無聲狀態。

對於家長而言，加入羣便意味着“在場”，其職業、收入、年齡等要素，通過成員身份得到象徵和展示。微信羣裏的對話，並非簡單的文字輸入，而是一個真實的成員在網絡空間的呈現。其文字背後，代表了個體的價值、品位、身份和文化。在交流過程中，地位高者往往得到更多的回應，往往成為羣話題的主要發起者，因為“你的權勢越大，就越能把自己的信息傳遞給他人”。

一些處於從屬地位的成員，他們難以主動製造議題，既便是偶爾發表見解，也難以引起羣裏的圍觀和共鳴。因此，他們成為一種“寒暄式”社交的參與者，只能進行應景式的點贊。普通參與者會因種種原因而隱藏真實的自我，對於許多敏感話題，往往謹慎地選擇用表情符號進行“應付”交流，使得羣交流處於一問一答的低層次水平，缺乏深度對話與合作。

教育減負為什麼知易行難？

在過去的近20年時間裏，減負的口號雖然喊得很響，大家卻尷尬地感覺到，教育給人們造成的負擔不僅沒有變輕，反而是越減負擔越重了。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尬局，是因為我們的教育改革舉措——新課改，績效工資改革，特色學校建設，家校合作等——存在着與教育改革初衷相悖的地方。

（1）在新課改方面：我們推行參與式教學和探究式學習等新理念，但是學生相對較短的在校時間，除了要應對不變的考試的硬性要求外，更不足以完成這些新理念賦予的任務。結果這些任務就全都被推給了家長。家長自然感到負擔沉重，不勝其煩。

（2）在績效工資改革方面：我們將用於企業考核的關鍵績效指標考核制度引入到了教育中，對教師的工作業績進行量化考核，這其實是不合理的。因為，教育往往是最難用量化的標準去衡量的。教師對學生的關心和教導，以及學生在這個過程中所獲得的成長，往往是細碎的是難以被數字所測算記錄的。

（3）在特色學校建設方面：為了響應不能千校一面的號召，很多學校紛紛想方設法打自己的特色牌，有主打乒乓球特色的，有主打武術特色的等等，花樣繁多，不一而足。但這些特色往往並不與升學考試掛鈎，僅僅是與學校的面子掛鈎，而學生卻又不得不學。於是這些特色，便讓學生在無形中又多揹負上了一層負擔。

（4）在家校合作方面：原來是覺得家長和學校之間隔得太遠，但現在的問題是家長和老師之間又走的太近了，這使得老師和家長的自由時間都受到了侵犯。無論是家長，還是老師，都必須時時關注家校互動的微信羣，以免錯過重要信息。弦繃得如此之緊，負擔自然也就如影隨形，無處不在了。

用教育部長陳寶生的話來説，減負所要減掉的就是超出教學大綱的違反教學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規律的學業負擔。減負這件事説起來容易，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上卻是沒那麼簡單的。

教育工作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在教學的過程中，賦予學生一定的主動性空間是必要的。但因盲目的強調學生的主動性，而剝奪了教師在教學工作中的必要主導權，卻是一種矯枉過正的行為。

例如，在選科這件事上，其實通過調查可知，大多數學生都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做出選擇。但是，我們新高考的方案又強調教師要尊重學生的選擇權。這就出現了一個尷尬的局面：即學生因為不知道如何選擇，而無法真正有效地行使自己的選擇權；而教師雖然明白如何選擇，但卻礙於規定，而無法對學生進行有效干預。面對這種兩難的境遇，家長不得不求助於校外的輔導機構，幫助學生進行選科。於是，各式各樣的幫學生進行學業規劃，生涯規劃的校外機構便應運而生了。

一説到校外輔導機構，就不得不提到當前教育領域中出現的一種“校內主業校外學”的怪現象。具體來説就是，為了適應素質教育的要求，學校會安排給學生很多不在考綱之列的副業，這就壓縮了學生進行主業學習的時間。其結果就是，學生雖然忙的不亦樂乎，但在學習成績上卻是赤字連連。為了提高成績，家長們便不得不安排學生們上輔導班補課。於是，本該在校內完成的主業學習，便成為了校外輔導班的職責。

在這個過程中，學校和老師往往會因為學生成績不夠理想，而遭受到家長的抨擊。家長則因為要幫助學生完成學校佈置的副業任務，以及支付學生上輔導班的費用，而揹負上更大的經濟壓力。學生則是平時被副業任務佔去了大量的時間，然後還要抽時間去上主課的輔導班，結果弄得心勞日拙，幾無閒暇。

由此，我們會發現，在這種悖論式的教育場景中，一方面，學校和老師費力不討好，還落着埋怨；另一方面，家長和學生又背上新的負擔。其結果就是沒有任何一方過得舒坦。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教育活動中各責任主體的利益定位是不一致的，甚至彼此間還存在着不可調和的零和性矛盾。

例如，在校外培訓機構看來，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校內教育失敗的基礎上的；在家長看來，自己家孩子的成功，則是建立在別人家孩子失敗的基礎上的；在學校看來，優質的生源就那麼多，別的學校教學成績不理想時，自己才有機會把優質的生源搶過來。這樣，當大家都認為自己的成功是建立在別人的失敗的基礎上的，只有政府希望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時，不管制定政策的出發點是多麼的好，政策的內容是多麼的完善，其實際所起到的效果也必然會大打折扣。

而且，目前的教育減負措施無論思路再怎麼新穎，理念再怎麼前衞，都無法迴避一個事實，那就是目前學生還是要通過考試來升學，而且升學考試的標準也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只要升學考試這塊天花板還在，那麼凡是與這塊天花板相沖突相牴觸的減負措施，最終都不免會走向落空的結局。

提升教育品質必須先確定家校界線和學玩界線

減負本是素質教育的組成部分，但當前踐行素質教育的方式與減負的方針卻是背道而馳的。這種背道而馳集中體現在兩方面，即“家校分界線”與“學玩分界線”劃分的不合理，結果導致學校、教師、家長、學生都失去了必要的自由空間，揹負上了本不屬於自己的額外負擔，以致於讓“減負”變成了“增負”、“轉負”。

我們先説家校分界線方面的問題。現在放學時間已經成了判斷學校是否落實減負措施的關鍵指標，目前小學一般都是3點半放學，學生在校時間確實比以往縮短了不少。但是，縮短在校時間並不能夠達到減負的目的，反而還會給學生和家長制造新的麻煩，增添新的負擔。

這是因為，按照升學考試的要求，學生要學的知識量是沒多大變化的，並且消化掉這些知識就必須要有足夠充裕的時間。而現在學生的在校時間本就不長，再加上前文提到的副業課程又佔去了學生相當多的時間，結果導致學生學習必考學科的時間捉襟見肘。於是老師為了能夠在很有限的時間裏，把原來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講清楚的知識講完，就不得不趕時間，搶進度。結果，學生囫圇吞棗式的聽老師講完課後，除了少數悟性好的學生外，大部分學生就像吃半生不熟的“夾生飯”一樣感到半懂不懂。

這樣一來，學生回到家後，其在學校裏沒有充分消化吸收的知識便成了轉嫁到家長身上的負擔。由於學生在學校裏學的半懂不懂，不得要領，而家長大多又不是專業教育人士，對專業科學的教育方法往往也不甚了了。於是，一方面學生對自己的功課瞭解的不夠，另一方面家長又對教育瞭解的不夠，而這兩個“瞭解的不夠”碰撞到一起，必然會導致“不寫作業，母慈子孝，一寫作業，雞飛狗跳”的困局。

那麼面對這樣的困局，家長們又該怎麼辦呢？出路只有一個，那就是求助校外輔導機構。而且，不僅家長需要校外輔導機構教孩子做功課，很多學校對校外輔導機構也有需求。

例如，在北京很多家長沒時間在3點半後陪伴孩子，這就需要學校在3點半後繼續照管孩子。為了適應這一需求，政府便出台了一個“課後330”政策，要求學校在3點半放學後對留校學生的活動也有所安排。但按照規定，3點半後屬於課外時間，學校不能安排教師給學生講課。於是，有些學校便將3點半後的時間外包給了校外輔導機構，讓他們來組織留校學生開展活動。

這樣，校外輔導機構便成為了應需而生的市場主體，同時也成為了當下教育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雖然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對校外輔導機構予以嚴格管控，但校外輔導機構生意火爆的最關鍵驅動力是家長和學校有這方面的需求，只要這種需求仍然強勢存在，政府靠行政命令對校外輔導機構進行強制規範的努力，就必然不會有實質性的收效。

因此，政府與其用行政手段去直接規治校外輔導機構，倒不如去督促學校把校內的時間合理利用好。如果學校能夠本着“把好鋼放在刀刃上”的原則，把學生有限的在校時間都集中用在必考學科的教學上，不搞或者儘量少搞那些花裏胡哨的副業，使學生在校期間就能夠充分的消化吸收所學的必考知識。那麼，學生的功課自然也就不再是令家長頭大的問題了，校外輔導機構自然也就不會再獲得野蠻生長的機會了。

升學考試對於教育很重要，但並非是教育的全部。學生升學考試的成績要靠對在校時間的充分利用來保障，而整個教育品質的提升則要靠規範性學習時間和閒暇活動時間的合理分配來保障。這裏的規範性學習時間是指，學生在學校裏完成對規定的必考學科的學習所付出的時間；而閒暇活動時間是指，學生在完成必考學科的學習任務後，純粹用來玩，用來享受生活的時間。簡而言之，規定性學習時間與閒暇活動時間的分配，就是一個劃分學玩分界線的問題。

僅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教育中的學玩分界線劃分是存在着很大問題的。其最集中的體現就是，非要把學生在閒暇活動時間自由追求自己興趣愛好的行為，納入進正規化的課程體系設置之中，並且還要設定考核的指標，組織相關的競賽。其結果就是，把學生的興趣愛好硬生生地變成了學生的額外負擔。

其實，每個人的興趣愛好就是每個人的靈性，這種靈性只有在自由舒展的過程中，才能內化為一個人的核心競爭力。因此，在學生成長的過程中，一定要留出一定的時間，這個時間就是完全用來進行無目的性的自由活動。在這個時間裏，學生可以盡情的玩，盡情的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這樣才能確保學生教育經歷的完整，才能確保學生人格發育的完善。

教育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參與教育活動的各個主體彼此間是同氣連枝的關係，任何一方的體驗和感受都會對其他方造成影響。因此，通過確定家校分界線和學玩分界線的最佳邊界的方式，來使學校、教師、家長、學生都能夠獲得必要的自主空間，從而使這四方都能夠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互不傷害，互不排斥。才能讓減負舉措真正行之有效，才能讓素質教育真正落地生根。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繫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