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愛鳥護鳥就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這種優良傳統可追溯至數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時期，那時候，掌管山澤鳥獸的官員為“虞”、“山虞”。
《史記》記載：“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為朕虞……”
舜帝問文武百官：“誰能掌管草木鳥獸的馴化？”
眾人都説大臣“益”可以勝任，於是舜帝任命“益”為虞官，在朱虎、熊羆的輔佐下管理山林川澤，馴化動植物。
西漢辭賦家揚雄在《羽獵賦》一文中稱：“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
説明大禹在位時期，“益”仍在擔任虞官，山林川澤治理的非常好。
西周時期沿用虞官制度，春秋戰國時改稱“虞人”，對山林川澤的管理更加細化，除了虞人，還設置“跡人”官職，跡人專職負責保護野生動物，嚴禁捕殺雛鳥幼獸，使用毒箭狩獵、掏取鳥卵等行為。
王室貴族的狩獵活動必須服從跡人的命令，非法狂捕濫殺鳥獸行為得到了有效遏制。
春秋時期的諸侯國也有自己的保護野生動物規定，如齊國對山林採取定期封禁或開放的措施。
《管子》記載：“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意思是春天到來，山林草木泛青，開始封山，嚴禁進入。
有膽敢犯禁者，左腳先踏入山林，就斬斷左腳，右腳先踏入，就斬斷右腳。
秦朝時期，《秦律》中的《田律》嚴格規定：春二月鳥獸繁殖期，嚴禁上山砍柴；嚴禁在澤中割草，燒灰做肥料；嚴禁採挖剛發芽的植物；嚴禁使用阻塞河道，設置鳥網、漁網、陷阱捕獵動物。
至夏七月，開始解除封禁。
漢朝時期，出現專門保護鳥類的法令。
《漢書》記載：“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
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夏六月，漢宣帝下詔：前年夏天，瑞鳥神爵大量聚集，今年春天，又出現數以萬計的五色鳥飛臨京城屬縣，在空中翱翔飛舞，但是沒有落下來，令京畿三輔百姓，不得在春夏之交拆毀鳥巢取卵，嚴禁以彈弓、石塊等射殺飛鳥！
《朝野僉載》記載：唐中宗時期，“安樂公主造百鳥毛裙”，一些貴族以及平民紛紛效仿，造成“山林奇禽異獸，搜山蕩谷，掃地無遺”、“江嶺奇禽異獸毛羽，採之殆盡”。
唐玄宗即位後，下詔燒燬宮中的奇裝異服，嚴禁國人穿着以鳥獸毛羽裝飾的衣物。
文人雅士同時也倡導珍愛鳥類，唐代詩人白居易寫詩勸阻人們不要射獵鳥類——“誰道羣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
宋朝很多皇帝都倡導愛鳥護鳥，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宋太祖趙匡胤在工部下屬設虞部侍郎，掌管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等事務。
同時下了一道聖旨《禁採捕詔》：嚴禁在春天“採捕魚蟲，彈射飛鳥”，保護“鳥獸蟲魚”等野生動物的“胎卵”。
同時規定，有司官員每年都要重申發佈這條禁令，確保令行禁止。
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宋太宗趙光義也頒佈了一道禁捕詔書：將太祖皇帝的《禁採捕詔》時間“陽春”改為“二月至九月”，嚴禁民眾捕獵鳥獸，“探巢摘卵”。
州縣官吏要嚴格督促在各鄉管理事物的差役，主動察訪偷獵行為，發現頂風作案、屢教不改者從重處罰。
與此同時，各州縣要在偷獵行為易發區域的“要害處”，“於粉壁，揭詔書示之”，張貼朝廷的禁令詔書，加強對民眾的宣傳教化，促使民眾自覺保護鳥獸。
文學家歐陽修奉勸人們不要把鳥類放在籠中，讓小鳥在大自然自由自在生存——“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 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南宋時期，宋高宗趙構繼續執行宋初的《禁採捕詔》，後又加以補充，如禁捕青蛙、禁食珍稀鳥獸、禁止以鳥羽獸毛製作衣物及裝飾物。
元朝也有一位愛鳥的皇帝——元英宗碩德八剌，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元英宗頒佈詔書，命“釋放籠中鳥”，讓鳥類自由繁殖。
元朝還規定，嚴禁獵捕天鵝、鷹隼等大型鳥類。
明朝弘治年間，明孝宗朱佑樘多次把皇家園林的虎、鷹、猴、鴿等野生動物放生，同時下詔，嚴禁藩屬國進獻珍稀的鳥獸。
清朝帝王有玩鷹的習俗，康熙帝在位時期，下旨取消了為皇室貢鷹的制度。
古人為保護鳥類不遺餘力，我們今天能夠看到鳥獸自由地繁衍生息，生物呈多樣化，與古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