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的兩種統治方式
周本來是遠在陝西的一個小部落。
周武王滅了商朝之後，一下子得了這麼大個天下，他怎麼統治呢？
周武王就搞了個雙軌制，首先是自己退到鎬京，就是現在的西安附近，離老巢近一些，又有函谷關天險可守。
也就是説第一步，先保證自己老本不輸。
第二步，是在函谷關以東的中原地區大肆分封，老姬家的親兄弟、堂兄弟，一人發一套青銅禮器，再分幾個功臣和投降的殷民部落。
這些周武王的親兄弟、堂兄弟們，一人一塊，跟分披薩似的，就把中原給分了。
這個封建制一搞，整個中原就都成了姬姓天下。
而建國功臣得到的地則遠了些，比如我們熟悉的姜太公的封地，就在現在的山東那邊。
那麼函谷關以西，就由周天子親自派官員管理。
這一塊，叫王畿，税收歸周王室自己。
秦國崛起之前，其實是幫周王室養馬的，其爵位很低。
周王室強大的時候，號稱王畿千里，雖然有吹牛的成份，但方圓幾百裏總是有的。
也就是説，從一開始，周王室對封建諸侯的訴求，是防務性的，而不是財政性的。
畢竟，一開始你周武王也沒給諸侯們多大投入，不過是每人發了一套青銅鍋碗瓢盆。
那麼，諸侯每年向王室的納貢，意思意思就行了，純粹是禮儀性的。
《左傳》裏説，齊恆公伐楚的時候，藉口就是“包茅不入，無以縮酒”。
意思是每年你楚國要向周天子納貢，貢品是一種叫包茅的草，用來過濾酒渣。
你現在好幾年都不上貢了，王室祭祖的時候都沒得用了……所以我打你，是為了給周天子討要茅草。
這挑起戰爭的理由，和當年美國打伊拉克，拎起一瓶洗衣粉有得一拼。
我們來小結一下：
對於周天子來説，他有兩種統治方式，一種是直接統治，就是函谷關以西的王畿；而函谷關以東的地區，則是間接統治。
直接統治和間接統治的區別可大了。
直接統治，得到的是真金白銀；間接統治，只能得到一把草。
當然一開始，諸侯對周王室還有軍事義務。就是如果有蠻族入侵，諸侯要派兵勤王。
這個，和歐洲的封建制是一樣的。
但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之後，君不君臣不臣，諸侯們也就越來越不把王室當回事兒了。
不僅不盡封臣的義務，自己還去割佔王室的土地。
千里王畿，被蠶食得只剩下30裏。
堂堂周王朝，自留地還沒個村子大。
都可憐到這份上了，麥子熟了，諸侯們還不放過，還要來偷麥子。
最後還被自己的馬伕——秦國，給滅了。
那麼，當初周武王為什麼要搞封建呢？都直接管了，不行嗎？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就取消了分封制，改成郡縣制，天下之大，莫非王土。
那麼為什麼周王室，不這樣搞呢？
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以當時的技術條件，這樣做的成本太高了。
古代交通和通訊條件不説了，就拿今天來説吧。
咱們國家是2005年在全國範圍內取消農業税的。
但是在此之前，浙江省就多次提出要求，説我們省農業税免了吧，或者省財政拿出一筆錢來，替全省農民把農業税交了吧！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時候，浙江省收農業税的成本，就比農業税本身還高了。
你説這個税還收它幹什麼呢？
現在，咱們是人多地少，土地就金貴。
農民不會為了逃税連地都不要了。
但是古代社會，人少地多，和現在正好倒過來。
你要是收農民的税收狠了，他扛着鋤頭就跑掉了。
咱們都知道“苛政猛於虎”的故事。
這個故事的另一面解讀就是：在古代社會，如果統治者太過分，農民還是有地方可跑的。
只要跑到有老虎的地方，讓税務官不敢來，你也就躲過去了嘛。
也就是説，在古代社會，因為統治者的技術能力有限，在國家內部，統治者其實做不到啥都管的，很多地方他根本管不到。
在古代，王權不下縣，那些山高皇帝遠的農村地區，你確實管不着。
如果你是皇帝，你會怎麼想？
你一定會有強烈的衝動，讓農民一堆兒一堆兒地住在村子裏，方便你的税務官去收税。
那麼，要怎麼實現這個目標呢？
商鞅變法，就提供了非常好的解決方案。
跑來跑去的流民、商人，都是壞的，尤其是商人，不僅收他們的税困難，更討厭的是，他們還為老實種地的農民們樹立了一個壞榜樣。
不種地也能吃香的喝辣的，那誰還“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啊，都跑去經商了。
所以，士農工商，商人就是最底層的賤民。
自打從商鞅變法之後，商人就沒翻過身。
在此之前，商人朱陶公，是可以入朝當相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之後的商人，再有錢，也是沈萬三的結局了——抄家入獄。
所以種地的農民，不僅名聲好，還給土地，這樣的待遇，要不是想不開，誰會去當商人。
光是用土地把老百姓都固定住還不夠。
皇帝還特別想知道他有多少個子民，尤其是男丁數量。
男丁的多寡，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力。
打仗的話，你就得知道你有多少男丁可以上戰場。不打仗，那這些男丁可以幫你做勞役，交賦税。
所以男丁很重要，戰時是兵源，平時是税源。
但是這個信息怎麼蒐集呢？
怎麼才能知道你的國家裏，有多少個成年男性呢？
咱們今天，每人都有户口本、身份證、銀行卡、社保卡，大街上不計其數的攝像頭。
只要你不躲進深山老林幾十年不出來，國家總能找到你。
但是在古代，國家要蒐集點信息，那可費老勁了。
別説身份證了，就説每個人都得有個名字吧，這個都做不到！
我們看《權力的遊戲》，裏面那些貴族都很珍惜他們的姓，人可以死，但家族的姓不能丟。
而普通老百姓，就只有外號和名，是沒有姓的。
這點，在商鞅變法之前，中國也差不多。
我們都知道西施，但人家可不姓西。
西施又被人叫做“浣紗女”，那是因為自幼隨母在浣紗江邊活動。
那個時候，老百姓都是根據你的特點來叫的。
作為一個小地方，你喊浣紗女，大家都知道是誰。
但作為一個朝廷來的税務官，他就頭大了，這是誰啊？
作為税務官，他希望採集到的數據是有邏輯的、簡單的、拿回去可以加總做統一處理的。
他關心的不是特點，而是財產繼承關係。
誰都可以做浣紗女，那我到底向誰收税啊。
所以，國家希望每個人都能有個父子傳承的姓，來説明親屬關係。
就這麼一件今天看起來天經地義的事情，中世紀的歐洲，中國在商鞅變法之前，都做不到。
14世紀的時候，佛羅倫薩共和國做了一次人口普查，調查員們被派到鄉下，逮着個人就問“你叫啥啊？”
辛辛苦苦做了個花名冊，拿回城裏一看，800多個喬瓦尼，1200多個皮耶羅……根本分不清楚誰是誰。這錢就白花了。
到了商鞅變法那會，就開始用姓＋名，來標定每一個男丁身份的工作。
之前咱們中國人也沒有姓，秦國弄了一堆常用姓，大栓子以後你就叫張大栓，二柱子以後你就叫李二柱。
並且規定這個姓必須父子傳承，不能變來變去。
這麼着，不僅把一堆大拴子二柱子分清楚了，也搞清楚了每個人的家庭結構。
漢高祖劉邦，原來的姓名叫劉季。
季屬於家裏排行。
劉家兄弟三個，分別叫做劉伯、劉仲、劉季。
古代男子排行，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最小的。
所以劉季就是家裏最小的那個孩子。
所以直白點講的話，劉家三兄弟，叫劉大，劉二，劉小。
這樣的名字，税務官最喜歡，一聽名字，就知道你家有多少個勞動力。
按着這個花名冊，秦國就清清楚楚知道了一國之內，誰該當兵、誰該納税。
秦國就是靠有效蒐集了國民的數據，越過貴族這個中間層，建立起對每個人的直接統治，國力大大增強，從而征服了六國。
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郡縣制那麼好，為什麼周朝要搞分封制？
有時候什麼發明創造、創新思想，就是一層窗户紙，你捅破了，發現，原來是這樣啊。
但是沒捅破之前，你根本不知道怎麼搞。
給國民取姓名，很簡單吧，但從西周建國到商鞅變法，整整走了700年。
再舉個例子，其實咱們中國人很早就發明印章了。
印章不也就是在木頭或者石頭上刻好字、刷上油墨、蓋在紙上、把字複印出去的技術嗎？
印章距離雕版印刷術，區別好像也不大。一個是紙在下面，一個是紙在上面。
為什麼從印章到雕版印刷術居然花了好幾千年？
是我們中國人笨嗎？好幾千年才讓紙換個姿勢。
不，就這還是咱們老祖宗先發明的。
其他文明，連幾千年還不懂怎麼搞呢。
一個新想法，一個新發明，就隔着一層窗户紙，幾千年都盼不來那一線劃過它的光明。
一個創新的想法，在它冒頭的那一刻，連親爹親媽都覺得它是個怪物；如果它後來不被社會接受，它就真的是個怪物。
我們來重温下商鞅的那句話：“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
任何創新，答案一定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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