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9月4日，廣州珠江南岸溪峽街上，華麗程度堪比《紅樓夢》裏大觀園的伍氏花園裏，74歲的怡和洋行掌舵人、廣州十三行“行商”首領伍秉鑑溘然長逝。他從商四十多年間，從容遊走於官、商、洋人之間，投資遍佈南洋、印度、歐美，成功打造了一個富可敵國的跨國財團。
1834年，據伍家自己統計，其資產總額達2600萬兩白銀，按實際購買力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幣，大約是50億。當時大清國庫一年的總收入也就是4000萬兩左右，美國同時代的首富資產約700萬兩。
然而，他走得並不安心。他的怡和洋行，以及廣州十三行，甚至整個大清帝國，這時都已在風雨飄搖的末世。他本人則在內憂外患、譭譽不一中死去。
伍秉鑑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亞洲版）統計出了所謂“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6位中國人入選。他們分別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劉瑾、宋子文和伍秉鑑。其中，只有伍秉鑑是純粹的商人。這位已經作古150多年的晚清廣州商人領袖，由此重新走入了人們的視線。
伍秉鑑，生於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祖籍福建。清康熙初年，伍氏先人遷往廣東定居，並開始經商。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最初曾在廣州首富潘啓家中做賬房。幾年後，伍國瑩離開潘家，獨立創建怡和洋行，成了“行商”。這是官府指定、特許可從事外貿生意的壟斷商人。
清代一直有海禁政策，但對外貿易、交往畢竟不可完全斷絕。於是，在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春，廣東巡撫李士禎宣佈，凡“身家殷實”之人，只要每年繳納一定白銀，就可作為“官商”包攬對外貿易，並代海關征繳關税。此間，政府招募了13家較有實力的“行商”，這就是清代“廣州十三行”的淵藪。
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再次實行全面海禁後，僅保留了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這時，位於廣州城郊西南角、珠江邊碼頭的十三行，便成了全中國唯一可以合法進行外貿生意的商家。其利潤之巨大，可想而知。乾隆中期後，十三行每年為清政府貢獻的海關收入，多達上百萬兩白銀，因此被稱為“天子南庫”。
嘉慶五年（1800年），正當怡和洋行外貿生意蒸蒸日上之際，伍國瑩突然病死，四子伍秉鈞接班僅1年後也去世了。毫無心理準備的伍秉鑑，就在32歲這年被迫承擔起了主持怡和洋行的重任。伍秉鑑很快進入了角色，從容遊走於官府、同行、外商之間，因為慷慨、樂善好施而贏得了巨大的聲譽。
有個波士頓商人替伍秉鑑承銷一船生絲，獲利豐厚。但他自作主張，用賺來的貨款購進一批英國毛織品，結果產品滯銷，無法向伍秉鑑歸還款項。沒想到，伍秉鑑沒有抱怨，他當着對方的面撕碎了借據，然後説：“你是我的頭號老朋友，是誠實的人，只是運氣不好。現在咱們的賬已經結了，你可以回國了。”
7.2萬銀元，摺合今天的人民幣約1000萬。伍秉鑑如此慷慨，美譽迅速傳遍全球。不久，更多外商主動登門要跟他做生意。
有個英商要在廣州找家洋行代理羽紗銷售，好幾家洋行爭搶，最後還是實力最強、信譽最好的怡和洋行接下了這個大單子。伍秉鑑接下生意後，卻在生日那天請所有行商吃飯。酒過三巡突然起身，對大家表示，“羽紗生意盤子太大，怡和洋行一家吃不下”，因此邀請大家一起參與。
慷慨之外，伍秉鑑也是非常精明的。他當然不缺獨立運作羽紗生意的財力，他只是很清楚，如果吃獨食，一定會成為其他同行的公敵，對自身發展反而不利。事實確實如此，伍秉鑑的做法，使得同行們不僅沒了敵意，反而對他感恩戴德。漸漸的，大多數行商唯他馬首是瞻，他就成了眾望所歸的行商領袖。至於那筆波士頓商人滯銷的毛織品，雖然在中國滯銷，但不見得沒市場，伍秉鑑迅速將其盤活，賣到了菲律賓。
在伍秉鑑手上，怡和洋行成了一個跨國財團，投資遍及美國、歐洲、印度和新加坡，甚至涉足保險業務等領域。他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每當東印度公司面臨資金週轉困難時，都會尋求伍秉鑑的幫助。
道光九年（1829年），17歲的美國打工仔約翰·福布斯首次隨商船來到廣州，在怡和洋行當學徒工。伍秉鑑很欣賞這個機智乖巧的美國小男孩，收了他做乾兒子。8年後，25歲的福布斯回國發展。臨行前，伍秉鑑交給他一張50萬銀元的銀票，希望小福布斯能把它用在最有發展前途的事業上。
小福布斯回國後，投身於當時美國轟轟烈烈的“西進運動”。他寫信和大洋彼岸的伍秉鑑商議後，將這筆錢投向了密歇根中央鐵路、密蘇里河鐵路等幹線的啓動資金。伍秉鑑和小福布斯都在其中獲取了巨大收益。然後，伍秉鑑還資助小福布斯在中國成立了旗昌洋行，這是19世紀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美國代理商行。有怡和洋行的長期擔保，旗昌洋行迅速壯大，壟斷了美國對華貿易。
伍秉鑑一直堅持投資旗昌洋行，條件是投資利息要支付給伍家後裔。到光緒十七年（1891年）旗昌洋行破產前，伍家累計已投資了100萬美元，每年利息所得則超過4萬美元，成為伍秉鑑留給子孫的豐厚遺產。
然而，不管伍秉鑑自身能力多強、格局多大，他無法迴避的軟肋是，他的生意完全建立於官方背書的“行商”身份之上，這身份賦予了他天然的壟斷優勢。
伍秉鑑和官府的關係一直維護得很好。他經常登門拜訪總督、巡撫等高官之外，逢年過節，廣州各級官員必然都會收到怡和洋行的禮金，不少官員還被請到伍家大宅吃喝看戲。
伍秉鑑還花錢給自己捐了個三品頂戴。由於他乳名亞浩，因此還被洋人起了個外號叫“浩官”。在他們看來，伍秉鑑的官方背景似乎深不可測，這也是他們很願意和伍秉鑑做生意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行商”身份也成為他宿命的短板：他的興衰成敗，自然也就全繫於官方的態度和政策。隨着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欽差大臣林則徐抵達廣州，伍秉鑑半生苦心經營的一切，都像紙糊一般迅速坍塌。
林則徐是帶着道光皇帝“務必禁絕鴉片”的大決心和意志來的。他一到廣州，便先傳喚伍秉鑑父子到欽差大臣行轅斥責了一番。因為十三行還肩負着海關職能，廣州鴉片走私如此猖獗，作為十三行領袖，伍秉鑑父子自然脱不了干係。然後，他讓伍氏父子代傳諭令：限期交出鴉片，而後簽署具結，保證今後不再挾帶鴉片入境，否則“貨即沒官，人即正法”。
林則徐來廣州以及所為何事，憑伍秉鑑的人脈和關係，不難提前知道。他早已提前讓兒子去告知了那些挾帶鴉片的外國商人。但在兒子伍紹榮告知他林則徐到來的那個早上，他還是感覺到了不安。因為伍秉鑑深知，外國商人未必會聽他的。
伍秉鑑長得很瘦，看上去有點像大煙鬼，其實他根本不涉足鴉片貿易。怡和洋行的主要貿易品是茶葉，當時在歐洲有“怡和洋行”標誌的茶葉是最好的茶葉，總會被英國商人和美國商人優先搶購。史載，1785年8月17日，美國總統華盛頓託商人在十三行購買的貨物清單中就有“一盒散裝上等熙春茶”。而這家商行極有可能是伍家的“怡和行”。
另一方面，因為壟斷生意已經獲利巨大，而從事非法生意會授官府以柄，行商們普遍對此避之唯恐不及。按照清廷規定，所有和行商做生意的外商，都要由行商們擔保，外商若被查出挾帶鴉片，為其擔保者會被罰款貨物價值的50倍。
但即使知道外商們在從事非法鴉片貿易，行商們也無能為力。因為真正縱容外商進行鴉片貿易的，是地方官府。接到林則徐的使命時，伍秉鑑陷入了兩難。當他硬着頭皮來到英國商館，把林則徐收繳鴉片的命令轉告給英美商人時，不出意外地招來了一片噓聲。
行商們在外國大商人面前並不強勢，小行商在被官府鉅額盤剝後，往往資金並不寬裕，需要向外商借款才能維持運營。伍家則是因為和東印度公司關係密切，才獲得了最大的貿易份額。
伍秉鑑很清楚，一旦事情鬧僵，導致中英貿易中斷，十三行將面臨滅頂之災。他全力斡旋，希望英商交出鴉片。所以，他甚至承諾以自己的財產來賠償外商損失。即使如此，也只有那些挾帶鴉片較少的外商表示願意交出鴉片，而最大的煙商英國人顛地則頑固地拒絕合作。
英商們普遍認為，按照清政府的老套路，林則徐也不過是來走走過場。所以，他們既不返航，也不銷燬鴉片，而是把裝有鴉片的躉船開到大嶼山南部藏了起來。
限期到後，顛地只是象徵性地交出了1037箱鴉片，這讓早已掌握英商鴉片販賣情況的林則徐大為光火。他當即憤怒地下令傳訊顛地，準備查辦之，“誠為首惡，斷難姑容”。
同時，林則徐將伍紹榮革職鎖拿。伍家再次妥協，表示願以家資報效。但是，林則徐斷然拒絕：“本大臣不要錢，要你的腦袋爾!”下令將伍紹榮革去職銜，逮捕入獄。
林則徐再度痛斥伍秉鑑，將他與另一行商潘正煒一起戴上鎖鏈，押往寶順洋館，讓鴉片商顛地交納鴉片。也許有人會覺得，林則徐如此對待伍秉鑑有些過分。其實，朝廷對待伍家的方式歷來如此。
1831年5月，廣東巡撫朱桂楨巡視外國商行集聚區後，將伍秉鑑之子、十三行總商伍元華逮捕入獄。理由是英國人在商館搭建的欄杆等侵犯了中國主權。《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記載了當時現場場景：“撫院及海關監督閣下……對商館進行襲擊……撕下英倫國王畫像的覆蓋物……以監禁與死刑威脅總商，迫使他與其他在場者跪地一小時以上。”
伍元華出獄後一病不起，弟弟伍崇曜接替擔任十三行公行總商。
1850年的廣州
在傳統中國社會“士農工商”的階層序列裏，商人再有錢也是處於四民之末的低賤階層。更何況，大清的“行商”依賴官方賜予的背書生存，他們在官府面前永遠是弱者，即使他們再有錢。所以，伍秉鑑花巨資捐來了個三品頂戴，希望紅頂子多少能護佑一下自己。
即便是伍秉鑑這樣的頂級官商，依然是朝廷可以隨意盤剝欺壓的對象。災難、戰事，或是皇室權貴紅白喜事，十三行的商人們都必須“主動報效”或“捐輸”。據官方檔案統計，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總共向官方捐獻了508.5萬兩白銀，而這僅僅是有據可查的明面上的記錄。
十三行還被清廷嚴苛的“保商制度”管制着：和十三行做生意的外商，必須由十三行中最富有的商家作保，且不許拖欠税款，否則行商們將負連帶擔保責任，負責賠償。這就是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寧為一隻狗，不為行商首。”十三行行商們手握巨大財富，卻終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自知很難全身而退。正如台灣學者陳國棟所評價：“對絕大多數行商而言，破產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們一當行商的時候就已註定了。”
所以，伍秉鑑曾多次申請退休，但都不被同意。甚至他希望捐出80%財產給官府，只求能結束生意、安享剩餘20%財產，也還是被拒絕。
此刻，在寶順洋行門口，伍秉鑑“苦苦哀求，指着自己丟了頂戴的帽子和脖上的鎖鏈説，如果顛地不進城，他肯定會被處死”。據説，顛地住所的燈熄滅了，顛地全然不顧這兩位老朋友的生死，依然拒絕前往。
英國人如此不顧伍秉鑑生死，自有其不可言説的用意。他們對清廷朝貢式的外貿模式不滿已久，加上長期貿易逆差，幾次談判失敗後，最終決定以武力改變現狀。
林則徐和道光帝也考慮過與英國開戰的後果，但林則徐對英軍入侵的預測是這樣的：“英國要攻中國，無非乘船而來，它要是敢入內河，一則潮退水淺，船膠膨裂，再則伙食不足，三則軍火不繼，猶如魚躺在幹河上，白來送死。”
這時的林則徐更堅信，只要封鎖商館，外商就只能坐困其中，最後多半會乖乖就範。他的經驗，來自於1834年的律勞卑事件。
當時，英國勳爵律勞卑來華進行貿易談判，沒有按照清廷的貿易規則先到澳門投遞上行的“稟函”，而是徑直來到了廣州，並且呈上了平行公函。這麼做使得時任兩廣總督盧坤大感尊嚴受損，勒令其立即離開廣州，直至以極刑相威脅，並派人搜查了他的隨身物品，搗毀了他的行李。
本來，經伍秉鑑調解後，雙方均答應約見，但隨後律勞卑又對於中方把他的名譯成“勞卑”（大意指“辛勞卑微之人”）表示憤怒，認為自己和大英帝國的尊嚴受辱而加以拒絕。衝突由此升級，律勞卑拒不返澳，盧坤中斷了貿易，同時命令封閉商館，斷絕供應。
律勞卑不甘示弱，指揮兩艘軍艦一直打入珠江，還派軍艦去印度搬兵。盧坤則封鎖了珠江，集合68只戰船，並經道光帝敕準用武力對付。律勞卑因患瘧疾而身體虛弱，卻頂住封鎖達17日之久。直到他失去本國商人的支持，才不得不放棄，黯然回到澳門。
林則徐限令伍秉鑑督促外商繳出全部鴉片，3日內取結稟覆。伍家再一次與顛地協商，勸其交出鴉片，平息爭端。顛地勉強答應後，轉頭卻因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的到來而變得更加強硬。義律是來挑起戰爭的。
包括顛地在內的英商們拒絕交出鴉片，林則徐直接封鎖商館，斷絕糧、水。伍秉鑑卻讓兒子偷偷給外國人送去食品和飲用水。這件事，後來便成了伍家是漢奸的罪證之一。其實伍秉鑑是害怕餓死人導致事態升級至戰爭，中斷中英貿易對依賴外貿生存的十三行將是滅頂之災。
由於沒有做好戰爭準備，在被圍困4天后，義律和顛地暫時選擇妥協，交出了鴉片。1839年6月3日，林則徐主持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事情沒有就此結束。
虎門銷煙
1840年6月，英國遠征軍封鎖珠江口，鴉片戰爭爆發。炮聲一響，伍秉鑑“被嚇得癱倒在地”。隨之，道光皇帝一聲令下，關閉對外貿易。怡和行生意一下子中斷，很多貨款還沒結清，一些貨物積壓在倉庫，賣不出去。
伍秉鑑別無選擇，只能傾其所有，希望中國能贏得勝利。他知道，一旦清政府失敗，英國人勢必會要求開放通商口岸。如果説，戰爭中斷的貿易尚有可能恢復，但通商口岸一開，廣東十三行的壟斷地位便會徹底消失，這是傷及根本的滅頂之災。
他率十三行眾商人積極捐獻財產，修建炮台、戰艦……但英軍並沒有攻進廣州城。這並不是廣州城真的固若金湯，而是城裏奕山統領的清軍部隊無力亦無心抵抗，讓伍秉鑑為首的行商前往調停。伍紹榮和義律在廣州城外討價還價，雙方簽訂《廣州和約》。按協議，清軍退出廣州城外60裏，並於一個星期內交出600萬元賠款，英軍則退至虎門炮台以外。
奕山是自作主張，這筆錢不可能由國庫來出，只能由廣州城裏的商家分攤。其中三分之一由十三行商人們出資，伍家出了110萬元。然後，奕山向清廷報告戰況時隱瞞了乞降講和的真相，只奏“外洋事務已經安定”。道光皇帝欣喜不已，稱讚奕山辦事得力。
緊接着，1841年7月，英軍攻佔浙江定海。8月，英艦抵達天津大沽口外。20日，道光帝批答英國書，令琦善轉告英人，允許通商並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
清政府戰敗，談判重啓，伍秉鑑之子伍紹榮又被舉薦為談判代表去南京。他還沒到南京，耆英已經代表清政府匆匆簽下了《南京條約》。條約規定，廣州行商不得壟斷貿易，開放五口對外通商，並規定“凡有英商等赴各國貿易者，無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至此，十三行的外貿特權不復存在。
戰敗的惡果，還得由伍秉鑑和他的行商們承擔。
不僅如此，《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償還300萬銀元的外商債務。伍家承擔了100萬銀元，加上毀於戰火的貨物價值七八十萬銀元，還有前兩筆攤派，怡和行直接損失共計300萬銀元。
商行雖不至於傷筋動骨，但伍秉鑑心情之失落可想而知。他寫信給美國朋友：“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陳國棟評論稱：“看來鼎鼎大名的伍浩官不但對洋行的工作失望了，對整個中國的社會制度也失望了。”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也就是《南京條約》簽署的第二年，伍秉鑑病死了，享年74歲。嶺南名士譚瑩為伍秉鑑撰墓碑文：“庭榜玉詔，帝稱忠義之家；臣本布衣，身系興亡之局。”以一介布衣之身，欲擔國家興亡之責，雖為世界首富而不能也。
伍秉鑑死後，廣州十三行逐漸衰敗。13年後，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1856年12月15日深夜，英國軍艦的炮火摧毀了珠江沿岸的各家洋貨行，十三行作為一個整體便徹底步入了歷史的塵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