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所謂八百年天下，讓後人十分感嘆其國祚長久。不過周朝的統治也十分不穩定，初期還是名副其實的天下共主，後來就是有名無實，再到最後連個空架子也沒了。這個過程是怎麼演變的呢？
周天子從有名有實的天下共主到有名無實的天下共主周王室勢力的持續衰落是它開始失去有名有實共主地位的根源。
1、西周初年，大周王室直接控制的地盤佔據天下1/3，相比於各大諸侯就是巨無霸。
西周初年，大周兩封天下70多位諸侯，以分封制度控制天下，各大諸侯自成一國。但大周並不傻，因為留給自己的直屬地盤佔據了當時天下的三分之一。
大周的直屬地盤也叫王畿，西周初年有兩大王畿。渭水流域、經水流域、西洛水下游及漢水以北地區都在西王畿之內，大約包括現在陝西省渭南、商洛、漢中、咸陽、寶雞等幾個地區及甘肅省東部幾個縣。東王畿以成周洛邑為中心，向四周各伸展約三百里即為其邊界。
因此，兩大王畿的總面積大約為方千里，即100萬平方里。而秦並天下之時，國土面積約340萬平方公里。大周王畿獨佔天下1/3土地，而剩餘70多位諸侯分剩餘240萬平方公里土地，平均每一個諸侯不到4萬平方公里（齊楚晉等大諸侯除外）。
可以説，在西周初年，各大諸侯在實力上都遜色於西周王室。這便是西周時代，大周為有名有實的天下共主的根本。
2、王畿治理採用“畿內邦君”的制度，“邦君”對封地只有支配權，沒有所有權。
大周為了有效治理100多萬平方公里的王畿之地，採取了在王畿之內封邦君的制度。也就是將王畿之地賜予臣子，擁有了封地的臣子變成為“邦君”。所謂邦君就是“王畿之內的諸侯”。這類諸侯有個特點，其官員均由大週中央政府任命，且封地的繼承也有大週中央政府隨時調整，邦君沒有自主決定權。
這種“畿內邦君”的制度介於封建和中央集權之間，能協助大周王室高效管理王畿。對於王畿之外的諸侯，大周王室沒有精力干涉太多，就只能讓他們自治。
西周初年對王畿內外的分封，實行兩種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體現了大周王室精妙的政治智慧，也與當時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畢竟，在如此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周王室要管理近3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實在是力不從心。不如自己佔據天下最肥沃的土地，然後將剩餘土地都分出去。
3、周王室的衰落就是從“畿內邦君”的制度的崩潰開始的。
西周到第四代君王昭王之時，南方的揚越各部佔據樂豐富的銅礦資源。在鐵器技術還沒有崛起之時，銅礦就是“核武儲備”。擁有了銅礦才能源源不斷生產兵器，維持龐大軍備武裝。
因此，為控制銅礦資源，昭王開始了三次親征南方的壯舉。但打仗這事極為耗費國力，比如隋煬帝三徵高句麗，耗費了大隋國力，國內軍閥乘機起兵造反。而此時的大周也是如此，只不過搞事的是“畿內邦君”。
昭王三次親征南方導致國力不濟。很快，周王室對王畿的控制力開始減弱。而此時西方的犬戎又不斷騷擾邊界。大周開始顯現十分被動的局面。在王畿之內，周天子又要依靠邦君的財力支持才能維持統治。
此時，邦君們開始趁火打劫，以進貢為條件向王室談條件，要求封地的完全自治權，包括官員任免和自主繼承。於是，“畿內邦君”制度開始轉化為“完全封建”制度。西周的衰落自此開始。
但這種衰落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之後經過國人共和、平王東遷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加速，王畿之地越來越小，周王室的實力越來越弱，最終成為了有名無實的天下共主。周天子從有名無實的天下共主到無名無實、身死國滅
東周開始，雖然周天子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但好歹也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但經過春秋戰國的洗禮和摧殘，周天子連名義上的共主地位也保不住了。秦莊襄王元年（前249年），秦滅東周。周天子也就不存在了，“天下共主”也就隨風而逝了。
這裏就有一個比較關鍵的對比：為什麼周天子就不能跟日本的天皇一樣，作為一種精神象徵一直傳下去呢？
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都是“人”與“人”之間的戰爭。而日本受神道教影響，將天皇人格神化，與“人”區別開來。無論日本國內發生什麼戰亂，天皇作為“神”，始終被供奉起來，地位安穩。
1、中國政治從來沒有被宗教影響，因此也就不可能像日本那樣，將周天子推到“神”的位置。
自《尚書》有記載始，古代中國的政治邏輯就是“民為邦本”。周公制《周禮》進一步提出“敬天保民”思想。這種將政權穩定與民心向背結合在一起的理論，貫穿整個中華古代史。因此，中國古代缺乏政教合一基礎，民心向背導致的改朝換代有非常強的合法性。
這也就解釋了“商代夏”、“周代商”的合法性問題。在這種大背景下，秦莊襄王元年（前249年），因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秦相呂不韋率兵吞併東周於鞏。至此，東西兩週皆為秦所滅。
後世，儒家進一步將天意具象化為民意，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思想就完全與中國古代政治關聯在一起，不斷影響着社會方方面面。尤其是隋唐開科舉後，儒家思想進一步向政治滲透，成為不可缺少的部分。
儒家自始就對於鬼神之説避之不談，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對於政權更迭，儒家有一套“民心”説。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就是這個道理。在儒家看來，如果統治階級不得民心，那麼改朝換代是合乎邏輯的。故而，無論漢、唐、宋、明，雖然皇帝的血統不一樣，但都不乏大忠臣。這些忠臣，同受儒家思想薰陶，既效忠朝廷，又忠於儒家理論。
在中國，自上古時期開始，政權的更迭就有十分合法的理由，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儒教又將此思想進一步強化。即使佛教努力嘗試影響政治，也最終失敗。故而，自上古始，中國就無法形成宗教對政權的影響，更不用説政教合一了。
日本的神道教將天皇神化，“天皇為神後裔”的觀念深入人心。於是天皇被供奉起來，但也無法掌政治權力。其結果就是，手握政權的幕府如何更迭，都不影響天皇地位。
2、日本與中國不同，最早有記載的是神話史，天皇人格神化具備基礎。
日本最早的神話書籍《古事記》稱，日本天皇是日本神話中的創世之神天照大神的後裔。第一代神武天皇到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均在《古事記》中出現過。但神武天皇到仲哀天皇（共14位天皇）在歷史中是無法無法確認的。
歷史學家推測，應該是為了完成天皇從神到人的過渡而在《古事記》虛構出來的。日本這種將神話與歷史摻雜在一起的做法，很好解決了天皇人格如何神化的問題。此後，大部分日本民眾對於天皇為神的後裔的説法，深信不疑。
周天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實際上是分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有名有實到有名無實，這是從“畿內邦君”制度的崩潰開始的。第二階段從有名無實到無名無實，這是由於中國政治沒有受到宗教影響，無法像日本一樣，將天子化為神明。故而改朝換代就毫無心理壓力，所謂“皇帝輪流坐，明天到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