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76年，在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三人主持之下，將晉國公室殘餘的土地瓜分殆盡。與此同時，他們還廢黜了晉靜公，將他遷往端氏（今山西沁水縣）。這一事件史稱“三家分晉”，通常被認為是春秋與戰國的分水嶺。
然而，“三家分晉”不過是東周時列國卿族崛起發展到高潮後的產物。不獨晉國，鄭國“七穆”、魯國“三桓”、宋國“桓氏”與“戴氏”、齊國“崔氏”“慶氏”“高氏”“欒氏”“鮑氏”“陳氏”等等，都在春秋的不同時期先後崛起。如果説王權沒落、霸權崛起是東周第一次權力下移，那麼列國卿族崛起就是東周的第二次權力下移。“三家分晉”不過是東周第二次權力下移的產物之一，而且這一下移趨勢在“三家分晉”前二百餘年就已發生，憑什麼把“三家分晉”當成春秋和戰國的分水嶺？
如果説春秋時代是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大魚吃小魚”階段，那麼戰國就逐步進入了強強對抗、強強對決的“大魚吞大魚”階段。某種程度上來説，從春秋過渡到戰國，就是從漫長量變累積到質變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質變究竟是在哪個時刻發生，即便是數千年後的現代人，其實也很難精確地界定。
但“三家分晉”徹底完成後，後世著名的“戰國七雄”就已在歷史舞台上悉數登場。因此，把這一事件作為春秋的終結、戰國的開端，也就存在其合理性。但顯然，“戰國七雄”的實力積累，遠在“三家分晉”之前就已完成。
雖然很難精確界定質變究竟發生在什麼時刻，但在量變積累的春秋時代，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讓戰國時代不可避免地到來了？或者説，春秋時代到底為即將到來的戰國時代做了哪些準備？
這一問題，比起什麼時候才算是進入戰國這一難題來説，也許更容易從歷史上找到答案。
春秋時代，是強者積累自身實力的時代，也是弱者緩慢走向衰落的時代。
東周初時，楚國不過是盤踞在漢水以西的子男之國，為中原諸侯所鄙視。但楚武王篡位後，創建縣制以革除分封制弊端，讓楚國踏上了飛速發展道路。楚武王生前，楚國就已基本控制了整個南陽盆地；楚文王時代，楚國踏出南陽盆地，邁向淮河流域；楚成王時代，不但將領土擴張到淮河中下游，還直接參與了中原爭霸；楚穆王時代，穩固了楚成王時代的成果，持續地對外滅國為縣，擴張地盤；到了楚莊王時代，楚國就成功稱霸東周！雖然在楚靈王、楚平王、楚昭王時期楚國一度踏入低谷，可直到春秋晚期，楚國仍然堪稱東周強國。
不但楚國，秦、齊、晉等等發展道路也莫不如此：在春秋前期抓住了難得機遇，在內改革、對外擴張，從而快速發展，成為東周強國。
對於那些戰國後才出現的新諸侯國韓、趙、魏、田齊等等，在春秋時代這些新興家族也在緩慢侵蝕公室權力，並在各自國家內亂中戰勝了一個個競爭對手，在春秋末時成為了最終的勝利者。
強者愈強，弱者則愈弱。
春秋初期時，魯國堪稱強大。直到魯僖公時，魯國還擁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詩經·魯頌·閟宮》），能與強大齊國一較高下；可到魯哀公之時，魯國就只能湊齊八百乘軍隊（《左傳·魯哀公十七年》），懼於與齊國正面對決了。
除魯國外，衞、鄭、宋等等諸侯國境遇也與魯國相差無幾。春秋初眾多的三流諸侯國，如南申、東虢國、西虢國、虞國、息國、江國等等，更是早早地消失在了歷史舞台上，成為“大魚吃小魚”時代的犧牲品。
春秋時代的“大魚吃小魚”，讓強者在周王國區域內不斷髮展壯大，弱者不可避免地成了強者擴張下的犧牲品，自然強強的最終對決也就不可避免地到來了。
“大魚吃小魚”，是春秋走向戰國的必經之路；但量變就是量變，並不代表戰國的質變就隨時會到來。
在春秋近四百年的時間裏，霸權之爭成了時代主流。爭當霸主，就意味着不能隨意欺凌他國。某些時候，為了爭取更多的諸侯國支持自己，霸主們還得儘量去討好自己的與國。
楚莊王去世後，晉國正從邲之戰的低谷中走出，重新開始參與中原爭霸。此時，楚國卻由於令尹子重與司馬子反的亂政，導致申公巫臣徹底倒向晉囯，借晉之力將吳國扶持起來、與楚國為敵。晉國正從低谷緩慢恢復，楚國則由巔峯逐漸走下坡路，東周兩強極為罕見地出現了一段勢均力敵的時期。如此前提下，兩強為爭取東周諸侯，改變了以往純粹以武力脅迫他國的習慣。
公元前586年8月，因為在鄭、許衝突中楚人偏向於許國，鄭悼公直接倒向了晉國，與晉人結盟。為懲戒鄭人，此後兩年楚人兩次討伐鄭國，不但未能征服鄭國，後一次討伐時反倒被鄭軍打了次伏擊，遭遇了大敗！無奈之下，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不得不給鄭國送了重賂，求與鄭人和解！可至此後，鄭國還是在晉、楚之間首尾兩端。公元前575年春，為收服鄭人，楚共王又主動將汝水以南的土地送給了鄭國！
儘管楚共王費盡心機地討好鄭人，可晉悼公上台後，鄭國還是在晉人多次討伐下瀕臨崩潰，被迫投靠了晉國。在生死存亡的巨大壓力下，弱國唯強者是從，根本不會因為些許小恩小惠就忠於某個陣營——這正是春秋霸道的缺陷所在。
公元前506年，唐、蔡二國在吳人慫恿下，參與了吳國滅楚之戰；公元前497年，晉國六卿爆發內戰，齊、鄭、衞等等諸侯紛紛站出來支持範氏、中行氏，與晉人作對。曾經的盟友在盟主落難之時如此落井下石，充分證明了春秋爭霸之道已經是條死路。
在意識到這一點後，爭相吞併弱國以強大自身，就成了強者新時代競爭的必然選擇了。春秋時代“大魚”要想吃“小魚”，往往存在多種外部顧慮，並非是強者的必然選項；但到了戰國時代，“大魚”為壯大自身吞併“小魚”時毫無顧慮，已成了必然選擇了。
公元前517年9月，在大臣百般慫恿下，魯昭公突下決心，派兵前往攻打季孫氏。不想“三桓”中的叔孫氏、孟孫氏竟然反水，出兵反攻公室大軍，讓魯昭公消滅季氏的願望功敗垂成！之後，魯昭公就被迫流亡海外，到死之時都沒能回到魯國。
晉國卿士趙鞅親眼目睹了魯國內亂的全過程，見魯昭公竟然落得如此下場，他百般不解地問史墨：“季氏驅逐了國君，可魯國民眾卻歸服於季氏，各諸侯國也支持季氏，連國君在國外去世都沒人向他問罪，這究竟是為什麼？”
史墨答道：“魯國國君世代放縱，季氏則世代勤於國事，魯國百姓早就忘記他們的國君了。就算是國君死在國外，誰又會可憐他？社稷不會由某傢俬有，君臣之位也不會一成不變，自古以來就是如此。虞、夏、商三代之後，到今天卻淪落成為庶人，這是您所熟知的。季友當年對魯國有大功，接受費邑（今山東費縣西北）而成上卿；其後季文子、季武子世代增加其業績，不荒廢前人功勞；魯文公去世後，季氏就掌控了魯國國政，到現在已經歷四代國君了。百姓都不知其君，那國君又怎麼可能得國？”
魯國“三桓”驅逐魯昭公，為東周強者打破舊有社會秩序捅破了最後一層窗户紙。史墨所言“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不但啓示了後來的“三家分晉”與“田氏代齊”，更讓後世諸侯們直接挑戰周王提供了理論依據。
春秋時代，天下敢稱王的僅有楚、吳、越等等少數幾個蠻夷之國。可進入戰國後，先是公元前334年齊、魏兩國攜同稱王；之後公元前324年，秦國稱王；公元前322年韓國稱王，趙國、燕國隨之也都稱王了。“戰國七雄”全部稱王，已完全無視周王室的存在。連周王都已被“大魚”視若無物，那些“小魚”們還能在“大魚”周邊倖存多久？
可見，史墨提出的“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為東周正式進入戰國衝破了最後的理論障礙。
“大魚吞大魚”時代，對抗與衝突更加激烈。為了應對這種競爭，每個強者都積極地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來適應新形勢的發展。這時，春秋時代的各種制度改革措施，也被列強們接受，揚長避短地在列國推行開來。
公元前741年，楚武王篡位自立後，就在對外擴張的過程中創立了縣制。此後，歷任楚王都不斷地滅國為縣，讓楚國迅速成長為東周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縣制的改革，充分避免了分封制下中央集權不足的弊病，這讓東周列國中的強者都有目共睹。
與楚國長期並列爭霸的晉國，在晉獻公時建立起“無蓄公子”制度，變革了宗法制，讓異族、異姓人才在晉國紛湧而出。晉惠公時期的“作爰田”改革，讓晉國土地生產效率大大提升，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卻因對分封制改革不徹底而導致了卿族勢力的惡性膨脹。同時推行的“作州兵”改革，打破了“鄉人”、“遂人”之間的政治界限，讓晉國軍事實力大大增強。晉文公時期建立的卿士制度，讓晉國卿族階層逐漸固化。晉成公時恢復“公族”、“公行”、“餘子”之官，讓晉國卿族勢力惡性膨脹，成尾大不掉之勢……。
此外，齊國的管仲改革，鄭國的子產改革，魯國“初税畝”“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改革等等，都在春秋時代經歷了實踐的嚴格考驗，弊端與優勢都充分暴露了出來。
在此基礎上，戰國時代的強者才能從歷史上改革的成敗中吸取經驗教訓，揚長避短，為己所用。
“大魚”與“大魚”之間的競爭與對抗，是全方位的競爭。不但是國家實力，更是發展過程中不斷完善自身能力的競爭。而不斷完善自身的能力，最根本的就是各類革除陳弊的制度性變革。春秋時代的列國改革，大多數偏重於某一領域，而且利弊難以兼顧。但到了戰國時代，吳起變法及商鞅變法等等，就是綜合了春秋時代列國的改革而推行，要全面得多，大大促進了國家的發展。
正是因有了春秋近四百年的長期實踐，戰國時代的改革才會如此立竿見影。
因此，春秋之後為什麼會走向戰國？
首先，是強者在春秋時期的積累，讓列強在周王國內擴張到極限，不得不走向了強強對抗。其次，春秋時代依靠稱霸而贏得天下的道路，已被證明是一條行不通的競爭道路。其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理論的出現，將周王國舊有社會秩序徹底打破，讓天下諸侯都產生了更上層樓的野心。最後，春秋時期積累的諸多改革經驗教訓，為強者愈強提供了空前強大的發展動力。
正因為春秋在以上四個領域有了突破，再加上鐵器在戰國時的普及大大提升了各國生產力水平，使得“大魚吃小魚”的春秋時代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大魚吞大魚”的戰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