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5年，不堪重負的唐德宗去世以後，其孫李純即位，這便是打造“元和中興”的唐憲宗。
但是，憲宗初年，全國的地區節度使已經達到49個，唐朝的藩鎮惡劣局面愈發加劇。在唐憲宗看來，唯有改革，才能挽救日漸西山的大唐王朝。
並且，此時大唐中央朝廷的財政收入也相對比較好，中央朝廷有財政支撐兵馬去鎮壓藩鎮勢力。説實話，這是難得一次整頓藩鎮割據勢力威脅中央集權的機會！
但是，並不是説中央朝廷會廢除藩鎮節度使制度，畢竟藩鎮節度使制度和官僚制度已經相互影響，貿然取消藩鎮節度使制度，不僅會造成藩鎮地區社會的不穩定，甚至有可能威脅中央的集權權威。
所以説，按照唐憲宗的旨意，將藩鎮節度使進行裁換，選取忠於中央朝廷的節度使，並在後期逐漸分離節度使可控制的地區軍事和財政權。
在唐憲宗即位初期，唐朝中央軍隊依靠足夠的財政能力先後擊敗了西川劉闢和鎮海李錡兩大藩鎮勢力。
在公元816年間，唐朝中央軍隊又向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展開討伐。
唐朝軍隊在攻取淄青節度轄區以後，為便於對此地的控制，便將原有的12處州所分割成3個藩鎮區域，由此削弱藩鎮集團的勢力範圍，這種做法本身並沒有什麼過錯。
同時，唐朝的節度使制度講究的是世襲制，這種制度的最大弊端便是容易囤積其家族勢力，進而出現不服從中央朝廷管控的局面。
唐憲宗李純
所以，唐王朝在針對成德節度使的職位時，便破天荒使用調用官員的做法，這便讓節度使職位從世襲制變成中央朝廷的任免制(地方藩鎮便會時時刻刻處於中央朝廷的監視之下)，這對於加強唐朝的中央集權實在是一道好計策。
隨後，唐憲宗經過和大臣商議後，推出了節制藩鎮勢力、鞏固中央集權的兩大改革措施。
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既然要想控制藩鎮，必然要先控制其財政系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地方藩鎮節度使都擁有對於藩鎮轄區的財政高度控制權。
在對於向中央朝廷交税時，並不是地方政府對中央直接繳税。一般來説，地方州所政府往往會先行徵收，然後給節度使，節度使按其需求收集後，才會把剩下的税收返給中央朝廷，這樣兩次轉移後，收歸朝廷國庫的錢糧儼然十分有限。
所以，唐憲宗為了有效提高中央朝廷的財税收入，便對藩鎮節度使限制其徵税權，節度使只能對於駐紮地的財政具有支配和徵收權，未駐紮的其他藩鎮地區便由中央朝廷直接管控。
簡單來説，節度使只能支配直轄州所的財政權，但是對於其他屬於藩鎮勢力內的非直轄區域，便只能通過中央朝廷下派的官員或者地方官府進行徵收，税收收取以後，地方政府不再交由節度使進行二次收取，而是直接轉運至國庫。
雖然説，中央朝廷確實損失了對於一個州所的財政支配權，但是卻獲得了大部分藩鎮勢力的財政權力，這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但確是最有效的一種方式。
當然，財政方面的改革説了，接下來自然是軍事方面。在軍事方面，改革措施和財政系統改革如出一轍，節度使只擁有對於直轄州的軍事控制權，而其他地區便由地方政府管轄，當然最終是由中央朝廷管控。
從個人理解來説，財政和軍事兩大改革，都有效離間了節度使對於藩鎮地區的高度控制權，轉而加強了地方權力的分散，鞏固了中央朝廷抑制地方的權威。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藩鎮勢力起兵對抗唐朝中央朝廷，也會在中央朝廷的巨大兵力和財政優勢下敗北。
但是，唐憲宗之所以可以這樣毫無顧忌地進行改革，大多還是前代皇帝和其初期積攢的財富。但是，在多次鎮壓藩鎮的叛亂中，中央朝廷也付出了巨大的財政代價和軍事代價，更多還是勞民傷財。
不過，唐憲宗對於藩鎮限制而進行的機制改革，卻造就了唐朝的“元和中興”，這也是自唐朝滅亡前推動唐王朝社會進步的一個時代。
可惜的是，隨着唐憲宗被宦官刺殺後，唐王朝又逐漸陷入了朝廷內的派系爭鬥(以牛李黨爭最為出名)和朝廷外的藩鎮對地方重新高度控制、割據。
此時，大唐王朝已經沒有強大的國力去維護地區穩定了，中央朝廷內各派官員唯一做的便是拱衞京畿地區和毫不光彩的爭權奪利罷了！
公元907年，在黃巢起義勢力和藩鎮割據勢力的後期影響下，唐王朝的基業終於倒塌，中原大地也由此進入了五代十國的混戰時期！
文:歷史小記者，參考文獻，文章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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