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不完作業一跳了之，考試失利一跳了之，沒收手機一跳了之……不時爆出青少年自殺的社會事件，令人痛心疾首。近年來，青少年心理問題日益受到政府和社會的關注，各地教育主管部門要求校園開設心理諮詢室、配齊專職心理教師，多數學校通過定期開放學生心理輔導室、設置服務熱線的方式，方便學生主動尋求幫助，開展心理疏導。但實踐中，這種干預機制效果究竟如何？
主動求助比例偏低
寒假臨近結束，江蘇一女孩疑因寫作業與家長髮生爭吵後從窗户跳下，救護車到現場後，孩子沒有了心跳呼吸；上海的盧浦大橋上，一名17歲的高中男孩打開車門縱身躍下，橋上只留下痛哭捶地的母親……
慘痛案例各有痛點，但噩夢發生之後，相關家長、老師卻一致表示“想不到”，這説明擔負養育和監管責任的成年人未能察覺孩子的心理危機，及時施以援手。
“很多出事的孩子沒有求助父母。”一位從事心理健康諮詢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向半月談記者反映，當前青少年心理危機爆發集中在家庭場景，多源於親子矛盾激化。例如，廣東省對32萬人次大學生和近6萬人次中小學生心理狀態的變化進行追蹤調查發現，包括家庭關係不和諧、家庭矛盾衝突、家庭教養方式的不一致等問題，大學生的家庭存在嚴重功能不良的佔8.3%，中小學生報告其家庭功能重度不良的高達21%。
從學校來看，現有的資源和機制效果有限，難以及時獲得學生進入心理危機狀態的信息，也無法對處於心理危機學生做出主動快速反應。
某高校心理諮詢中心專家向半月談記者透露，全校一年光因心理疾病吃藥的學生就有200多人，中心卻只有6位工作人員。
廣州市一位中學心理老師丁薇説，處在心理衝突劇烈且難以自控狀態的學生，不易主動找人傾訴，但自己所在學校差不多1500個學生配一個專職心理老師，有心無力。
強制摸底加劇病恥感
去年9月11日，國家衞健委公佈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其中明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據瞭解，從去年復學以來，很多學校都對學生心理健康程度進行了主動的篩查，或委託第三方展開摸底調研。
普查，意味着抑鬱症被“拿到枱面上來”。然而，半月談記者在與多名學校校長或老師交流中發現，隨着社會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的重視程度提高，學校對患有心理疾病學生的“防禦性”進一步增強，對出現心理疾病的學生有着強烈的“窺視欲”和減責、免責要求，一發現點“苗頭”就會把學生推給家庭，要求休學、領回去看病。
“前不久還有一個學生帶着菜刀來上課，幸好被同學發現舉報。我們每天要面對那麼多學生，防不住啊。”南京一位中學校長認為，應當將心理評估作為錄取前的一項必選程序，精準識別問題學生。
但在心理學專家看來，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特質決定了“主動求助”原本就比較困難，採取防禦性、任務性的應對方式，有可能進一步導致患“心病”的青少年病恥感上升，降低主動就診率，甚至隱瞞病情。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嚴飛認為，雖然疫後教育部門迅速開展了很多的摸底調查，但由於現有的人才資源不足，水平不夠，決定了大量的心理老師只能完成機械的填表工作，而不是深入青少年羣體，給予其心理方面的關愛。“摸底當然是有意義的，但一個有抑鬱症的學生想要在填表時隱藏自己的真實病情也是容易的。”
變守株待兔為主動服務
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教育、衞健、民政、共青團、婦聯等多個部門，但目前職能劃分不清、職責交叉等問題，導致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誰都管又誰都不管”。
針對此，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直言，一些地方和學校對學生心理問題特別是自殺問題，重視不夠，有的在處理學生自殺問題上採取一味捂住的辦法。“沒有對自殺學生規範的統計調查本身就是對生命的輕視，也使得預防工作無據可依。”
“要將原來守株待兔式的心理輔導室服務方式，轉變為積極構建‘主動出擊’的多層次服務網絡。”中國心理學會副秘書長、中國家庭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劉正奎教授建議，青少年大部分時間在學校，學校更容易對青少年心理問題實行有效干預。要儘快建立以學校為責任主體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預機制，構建以學校心理健康專職教師為主導的“班級-家庭-社區”三級干預隊伍。
形成有效干預的基礎是配齊人財物等相關資源，配套適應的獎懲機制。教育主管部門應通過常態化培訓提高心理輔導老師專業素養，在職務級別、工資待遇、履職保障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同時對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預工作進行績效考核評估，激活隊伍熱情，提升工作水平。
“既要重視，也要脱敏。”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教授藺秀雲認為，在對心理問題的關注過程中，也不能發現一些情緒和行為上的問題就急匆匆地把學生推出去，推給家庭或者醫院。
南京曉莊學院心理健康研究院教授任其平認為，學校可以聯合衞健部門多開展心理健康知識的宣講活動；利用家長會、家長學校、班級羣等平台加強家長對心理健康教育的認知，定期進行主題分享活動，如幫助孩子正確使用電子產品、建立和諧親子關係、正面管教、生命價值觀教育等，消除心理問題污名化的傾向。（蔣芳 鄭天虹 劉璐璐）